第二十九章 几种蓝图的不同
第一节前言
读到这里，也许读者会很自然地期望我能够对社会主义计划做一次比较性的评价。或许让这个希望落空是对的。因为只有完全缺乏责任感的人才会看到，要把我们在其间生活的一个制度与一个还只是心里想象的制度——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同意俄国经验是重要的现实——做比较必定是极端危险的。不过我们愿意冒这个风险，时刻记住在我们打算涉足的事实和论据领域之外还有我们没办法进入的个人爱好、信仰、价值观的领域。不过，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目标严格限制并坦率承认存在困难与陷阱，我们成功的机会就会增加。
特别是对商业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文化世界我们不应相比较。我称为社会主义文化不确定性的东西，其本身就完全可以阻止这样的企图。但是我们不准备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原因。就算社会主义文化只指一个明确的模式，比较性的评价依然是值得怀疑的事情。有这样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偏执者，对这样做的困难他们看不到，并痛快地采用某种特征作为比较的标准，他们认为这个特征远比任何其他东西价值高，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主义呈现这个特征。不过，假如我们决心要比那种办法做得更好，并且尽我们所能达到的洞察力，把与这个文明同生共死的各个方面看清楚，我们就会立即发觉，每一个文化都自成一体，不能与其他任何文化相比较。
不过有一个论点不但支持实际与可能的文化成就的比较，而且同时又不超出我们那种分析的范围。有人时常声称，社会主义计划能把个人肩上的经济忧虑解除掉，并且会把现在浪费在辛苦地谋日常生活的无法计算的文化精力释放出来。这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任何“有计划”社会可能做到这一点，不过因为其他理由及在别的方面它也或许会窒息文化前景。据我们所知，政府当局很难负起发现和培育人才并让才能开花结果的责任，说政府当局发现和赏识凡·高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快，可能有人反对。不过这种反对没有击中要害。因为政府当局用不着走得那么远。它一定要做的只是让凡·高跟每个人一样得到他的“收入”和让他不过分辛苦地工作；这样，在所有正常情况下，就完全有必要的机会来保护创造性的才能了。尽管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不敢肯定，在凡·高这样的事例中，这样做是不是完全可以了。
但是还有一个更有分量的反对意见。资本主义在为人才提供向上攀登的梯子方面比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和相信的做得更好。激怒很多上等人的典型资产阶级的残忍口号“那些不能从这些梯子向上爬的人，不值得为之操心”之中，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成分。梯子或许不合我们选择设立的标准，不过不能说它不存在。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在它发展的较早阶段系统地提供保护和培养几乎所有种类人才的手段，并且用它自己结构的规律倾向于把有才能的个人推向高处，把有能力的家族更有效率地向上推。其中，由于手段非常多，甚至在一定范围里困难的不是在于怎样为人才找到手段，而是怎样为提供的手段去找到能够适合称为人才的人。因此，尽管可能出现社会损失，尤其在那批半病态的天才中间，不过损失肯定不会很大。
第二节讨论效率的不同
下面我们对经济方面的事情继续讨论，尽管我希望我已经清楚表明，在我看来经济问题不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1）我们讨论的范围是有明显限度的，所以现在我们讨论还仅仅涉及蓝图的第一步，犯错误的危险性最小。把过渡的困难推迟到以后单独讨论，暂且先假定困难已被成功地克服，我们只要看看社会主义图式可能性与实际可行性的证据的含义，就会理解有特别充分的理由相信它的优越的经济效率。
需要证明的只有关于大企业或“垄断”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因为只要这点证明了，高于竞争性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会更有理由了。按照我们在前文中的分析，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很多经济学家依靠在完全不现实条件下对竞争性资本主义编造的各种各样阿谀奉承之词的事实，对赞美资本主义和贬低它的“垄断主义的”继承人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我愿再次表示，就算那些赞美词证明完全有道理（虽然并非如此），就算在工业和运输业领域已经实行了那个理论家主张的完全竞争（其实绝不可能这样），就算最后针对大企业的全部咒骂被证明完全合理（虽然远远不是这样），实际上仍然还是在最大规模单位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实际效率要比在以前中小型企业时代大得多。这是有统计数字记录的事情。不过，假如我们对这个事实的理论解释进行回顾，就会进一步了解，控制单位及其经营战略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在非常大范围内也是反映在那个统计记录上成就的条件；也就是说，那种中小型企业前面的技术与组织的可能性（这种类型企业与接近完全竞争条件可以和谐共存）肯定不可能产生一样的结果。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会怎样运作就成为没有丝毫意义的问题。因此，除了谈论社会主义不是继承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而是将继承“垄断”资本主义外，我们除非偶尔涉及，否则没必要再为竞争性资本主义多费笔墨。
我们要把一个制度的经济效率凝缩为生产效率。甚至生产效率一词也非常不容易下定义。要比较这两个能够互相替代的名词肯定一定要指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是同一时间。不过这样还不行。因为确切的问题并不是从某一时间看来社会主义经理部门使用该时间存在的资本主义机构可以做些什么（这点对我们来说，不比社会主义经理部门使用一定数目消费品能做些什么更让人产生兴趣），而是假如不是资本主义经理部门而是社会主义经理部门主持建设，那将会存在或者已经存在了什么样的生产机构。有关我们实际和潜在生产资源的大量信息是过去20年里积累起来的，无论它对别的目的有怎样大的价值，可是在同我们的困难做斗争中没有什么帮助。我们能做的仅仅是举出我们能够觉察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商业社会二者的经济机器之间的差异和对它们的重要性尽可能做出正确的估价。
我们要求进行比较时候的人口的数字、质量、爱好和年龄分布假定应该相同，那么我们才能够称那个制度相对来说有比较高的效率，从长期观点来看，我们期望它可以生产每平均时间单位的较大消费品流是有理由的。
（2）需要对这个定义加以解释。可以看出这个定义没有把经济效率与经济福利或与一定程度的需求满足等同起来。就算在我们看来所有能够想象的社会主义经济必定比所有能够想象的商业经济效率更低，大多数人（实际上他们全是典型社会主义者关心的人）或许在社会主义中比在商业经济中“生活更好”或“更快乐”与“更满意”。对此，我首要的回答是，就算在这些情况下，相对效率依然保持独立的意义，在所有情况下它将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不过另外，假若采取一个忽视这些方面的标准，我不认为将遭受很大损失。不管怎样，这是一个极具争论的问题，把它弄得明白一点有好处。
比如，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符合很多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原则，这个事实及随着给予人们正义感的满足，肯定要划入那个制度优越性的名下。对于这个制度的运作来说，这样的道德忠诚肯定不是无足轻重的；它的重要性甚至就我们概念中的效率来说，以后还一定要加以评论。不过除此之外，我们所有人最好还是承认，我们有关正义等用语仅仅主要是为表达我们是否喜欢某一种社会形式的措辞而已。
不过，好像有一种赞成平等社会主义或赞成其结构允许有较大收入平等的所有社会主义的纯经济论点。那些经济学家，起码那些把需求的满足看作可测定数量和认为不同人们的满足程度能够比较和合计而没有感到内疚的经济学家，有权利坚持说，有了一定量消费品流的积存，一般来说只要平均分配就会有最大的满足产生。跟商业经济制度有同等效率的平等主义经济制度将在较高福利水平上运行。甚至效率略低的平等主义制度也能够这样做。大部分现代理论家舍弃这个论点，他们提出的原因是，因为满足是不能测定数量的，所以不同人们的满足程度的比较和合计是无意义的。我们没必要走这么远。只需指出平等主义的论点非常容易受我们对垄断主义实际做法的分析所提出结论的反对就可以了：问题不在于怎样分析一定的数量而不顾收入分配的原则。在允许无限制不平等的商业社会里的工资收入或许要比平等社会主义的平均收入高得多。只要对这点不作合理的肯定，即不肯定社会主义生产机器现在或过去或在比较时能够期望它至少有接近商业经济机器的效率，有关分配的论点依然是非结论性的——事实有待证明——就算我们选择接受它也是一样的。一旦生产效率问题能够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分配论点都是多余的了；除非这个论点全部建立在道德理想之上，它仅在似是而非的事例中占优势。
（3）之所以相同的生产效率水平能够跟不同的福利水平联在一起还有另一个原因。大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相同数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可以办更多事情，因为前者可以更节约地使用它。节约措施的采取是因为出于以下事实，即某种类型的社会按照其组织特性或许把一大部分资源分配作某种目的，而另一些类型社会也依据其组织特性对这个目的漠不关心甚至反对。譬如，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节约军费，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节约教会费用，这两种社会可能因此建立更多医院。事情确实如此。不过由于它涉及不同的估价问题，我们不能有信心把不同估价通常归结于社会主义（尽管能够归结于很多个别社会主义者），这点跟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无关。
除了柏拉图式的社会主义之外，基本上任何社会主义社会都肯定会实行另一种类型的节约措施，即从消灭“无所事事的富人”这样的有闲阶级来实行节约。因为从社会主义立场看，不理会属于这个集团中个人需求的满足和估价这批人的文化功能为零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节社会主义蓝图优越的原因
这样，我们对优越或低劣判断的标准包括比其表面上看来更多的理由。不过，假如我支持这个标准，那么我上面所说社会主义蓝图优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对前文观点分析细读的读者或许感到奇怪，寻常提出以支持社会主义政权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大部分论点，一旦正确地叙述后者以迅速进步的速度为经济创造的条件时，我们所见的就站不住脚了。这些论点中有一些，经仔细检查，甚至还对资本主义有利。很多认为是病理的现象看起来像是生理现象——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执行重要的职能。很多浪费带有补偿，有时完全或部分地让推论失去作用。社会上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并没有常人所说的那样频繁和严重，另外，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缺点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样可能发生。过剩的生产能力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部分地不可避免的，不过它总是有能够解释的地方，完全可以反驳人们的批评。甚至没办法纠正的缺点最终只是成就中的附带事情，成就之大完全能够抵消很多过错。
关于我们问题的答案能够从前文中推理而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答案的正确性或许还有怀疑，一旦资本主义永远地松垮下来，这答案就成为决定性的，无论是按照经济机制内在的原因还是根据经济机制以外的理由来看都是这样的。
在一些情况下，资本主义行业处于价格和产量在理论上不确定的环境中。在卖方垄断市场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尽管不是频繁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除没有实际重要性的有限事例外每一件事都是不平常地被事先决定的。但就算存在理论上可决定状态时，资本主义经济要做到所有的事事先决定也比社会主义经济困难得多，付出的代价也大得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穷尽的运动和反运动是必然的，决策也必然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这就让行动迟缓拖宕，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那样的决策和行动是不存在的，那样的不确定性也不存在。这个判断不仅适用于“垄断”资本主义，而且更适用于——尽管有别的理由——竞争性资本主义，这在猪产量的周期中就看得很清楚，多多少少完全竞争性行业在大萧条时期或在它们自己盛衰起伏过程中也表明这一点。
不过这一点所含的意义比刚一见到时想到的要多。按照给定数据观点看来是合理或理想的生产问题的确定解决办法，以及所有能缩短、畅通和保护通向取得解决办法的道路的全部措施，必定能节省人力和物资，并且降低获得一定成果的成本。除非这样节省下来的资源被全部浪费，否则必然提高我们所说的效率。
上面概述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综合的控诉在这个论证下获得适当的辩护理由。以过剩生产能力为例。说社会主义中过剩生产能力根本不存在是不正确的。中央局坚持要充分利用一条从无人烟地区通过的新铁路是非常错误的。说过剩生产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代表损失也是不对的。不过有些类型的过剩的确带来损失，而为进行经济战而保留的后备生产能力社会主义经理部门是可以避免这种损失的主要例子。无论这个特殊例子的重要性有多大（尽管我不认为重要性非常大），它告诉人们我已经宣布过的一个论点：有些东西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是（或可能是）非常合理甚至必要的，因此按资本主义秩序的观点来看，它们完全不构成缺点；它们也不构成相对于竞争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弱点，只要它们（作为条件）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成就有关系，而这些成就是竞争性资本主义达不到的。不过就算是这样，可是跟社会主义蓝图相对照，它们仍然构成弱点。
这点对造成商业周期机制的大多数现象来说十分正确。资本主义企业不缺乏调节器，有些调节器在社会主义生产部的实际行动中很可能会再次见到。不过进度计划，特别是各种行业中新风险投资的及时系统协调和有秩序分配，对于防止资金有时过度充塞其他一些时候萧条不足所起的效用，比所有利率的自动的或操纵的变化和信贷供应所起到的效用有着无法相比的优越性。实际上，这些措施会消除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成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它只能对起落的程度起缓和作用。对于废弃过时设备的过程，这在资本主义中特别是在竞争性资本主义中代表着暂时的瘫痪和损失，也就是失去部分机能，而在社会主义中，“废弃过时设备”仅仅是预先编制一份全面计划，让一般人知道，要把过时工厂或设备件中没有过时的部件改作他用而已。具体地说：以棉纺织业为中心的一场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里或许会让住宅建设停工；在社会主义制度里这场危机也会发生，此时一纸通知立刻让棉织品生产进行大幅度削减，尽管这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并且这种危机不是停止住宅建设而是加快住宅建设的理由。
无论什么人所希望的哪一种经济目标无不是为了实现他的愿望，社会主义经理部门能够用较少骚乱和损失达到目标，而且不一定会引起影响资本主义制度构架内计划进度的不利条件。这点能够用下面人们常说的话来表明它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可以朝着接近产量长期趋向的路线前进，从而自然地形成像我们见到过的对大企业政策所熟悉的趋势。我们的所有议论可以归纳为下面几句话，即社会化的意思是在大企业标出的道路上迈出超越大企业的一大步，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可以想象地证明它优于大企业资本主义，而大企业资本主义已证明它类似竞争性资本主义，而后者的原型就是一百年前的英国工业。或许在今后几个世代看待议论社会主义计划不足的论点就如我们看待亚当·斯密有关合股公司的论点一样，它也不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到目前为止，所有我所说的只提到社会主义蓝图的逻辑，并由此提到社会主义事实上或许很难实现的“客观的”可能性。不过就蓝图逻辑来说，社会主义蓝图按照较高合理水平绘制，这是无法否定的。我认为，这是处理事情的正确方法而不是合理与不合理的事情。个别地和从当时的观点来说，农民对猪与饲料价格产生的猪周期的反应完全合理。一家公司的经理部门在卖方垄断市场情形中运用谋略也是对的。一家企业在业务兴旺时扩展在业务不景气时收缩也无可厚非。所不同的也只是合理性的性质和范围。
可以提出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的肯定不止这一点。不过就社会主义经济的纯逻辑来说，实际上不能证明为错误的大部分论点都包含在上面举出的那一点之中。
失业是头等重要的一个例子。我们在第二篇中已经见到，有关失业者本身的利益，无论哪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要其进步程度完全能够为成功的社会主义化需要提供机会，或许不会留下特别多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不过就社会的损失来说，上文论点的意思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失业将减少，主要是消灭了经济萧条的后果，而在主要由技术改进引起的出现失业的地方，生产部无论实际上做什么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指引人们重新进入其他职业。只要能实现计划提到的可能性，在所有情况下都会有新职业等待他们。
社会主义计划较高合理性还包含着一个较小的优点，它来自这样的实际，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般发生在个别企业里的改进，在推广中需要很多时间并会遇到阻碍。假如进步的速度迅速，肯定会有很多企业死死抓住老方法或者低效率的方法不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一项改进理论上可以用法令来进行推广，而低标准的做法就可以被很快消灭。我之所以把这个优点称为小优点，是因为资本主义对付低效率问题通常也相当有效。这个特殊优点的相似之处无论是大还是小，由政府机关来实现就是另一回事了。一个公正的机关总是能够被信任，可以把它所属的成员全都上升到它制定的标准，不过这样说与这个标准本身怎样完全没有关系。读者一定要始终记住，那个可能的优势或许会在现实中变成实实在在的劣势。
并且，中小型企业的经理或业主兼经理一般不是工程师就是销售人或是组织者，就算他们都是有真才实干的人，也不容易把所有的事情做得一般好。我们常常发现，甚至成功的企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管理得很差（有效率专家的报告为证），它们的领导人因而并没有全部尽到责任。社会主义经济像现代最大规模企业所做的那样，可以把这些人放在他们真正熟悉的岗位上使用，让他们发挥最大的专长。但是不需要我们详细解释的明显理由，不容许我们对这种优点抱特别大的希望。
不过在我们绘制的蓝图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看不出来。商业社会的显著特色是私人领域和公有领域的划分，或者你也可以说，在商业社会中的私人领域所包含的内容要比封建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分派给它的多出许多。这个私人领域与公有领域分得清清楚楚，不仅在概念上是这样，在实际上也是这样。这两个领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不同的人管理（地方自治政府的历史提供最显著的例外），二者根据不同的、经常是互相冲突的原则进行组织和管理，于是产生不同的、经常是互不相容的标准。
在这样的安排下只会暂时没有摩擦，这样安排的自相矛盾的性质，假如我们不是对它早成习惯，就会是我们惊奇的根源。实际上，远在它发展成对抗之前，摩擦早就存在了，而对抗是由公有领域的人们越来越成功地进行资产阶级领土征服战争的结果。这种对抗引起斗争。于是大多数政府在经济领域上的行动显现为明显具有老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说的政府干预的特性。实际上政府这些行动确实是这个词任何意义上的干预，特别是考虑到这些行动阻碍和瘫痪私人的生产机器。不能说这些干预经常成功，甚至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也是这样。不过就干预行动来说，社会主义中央局的行动取得成功的机会将会更大，而因为斗争而产生的成本和损失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完全能够避免的。这种损失相当巨大，特别是如果我们把由不停调查和起诉引起的不安及随后对私人推进事业精力的沮丧作用包括在内，损失就会更大。
应该着重地把这些成本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提一提，那就是把才能专注于只属保护性的活动，在律师所做的全部工作中，有一大部分用于企业与国家及其机关的斗争。我们把这类工作称为邪恶地妨碍公益也好，或把它称为保护公益反对邪恶阻碍也行。不管怎样事实仍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部分法律活动既不需要也没有活动余地。由此形成的节约不能用从事这种活动的律师费来让人满意地衡量。律师费并不多，不过许多优秀才智之士从事这种非生产性职业所带来的社会损失是为数可观的。想一想才智之士怎样得稀少，他们如果能够转移做其他职业，对社会的益处或许会不可胜数。
首先是因为下列事实私人领域和公有领域之间的摩擦或对抗而加剧的：自从王公的封建收入再也没有很大重要性以来，政府始终依赖私人领域中为私人目的而生产的收入，这笔收入一定要用政治力量从这些目的中挪出来。一方面，税收是商业社会的一项基本标志。或者，假如我们接受第一章中引用的政府的概念，它是政府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它又基本无可避免地具有伤害生产过程的性质。大约在1914年以前（假如我们同意只考虑现代），这种伤害还仅限于在狭小的范围以内。不过从1914年以后，税收逐渐增加，从而成为企业与家庭预算的最重大项目，成为造成让人不满经济成就原因中的主要因素。另外，为了从不自愿的机体中榨取不断增多的税额，出现了庞大的行政机构，它与资产阶级做斗争仅是为它收入中的每一美元。那个机体的反应是发展防护器官，为自我保护做了大量工作。
没有别的东西这样清楚地显示出由社会机体结构性原则冲突所造成的浪费。现代资本主义依赖利润原则解决它的日常生活，不过不允许这个原则占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这样的冲突，所以这样的浪费也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