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古典的民主学说

第一节共同福利与人民意志

可以用下面的定义来表达18世纪的民主哲学：民主方法就是为现实共同福利做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它的方式是让人民经过选举选出一些人，然后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要问题。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个定义的含义。

那时人们认为有一种共同福利存在着，它是政策的指路明灯，它始终是容易解释清楚的，任何一个正常人经过合理争论都可以了解它。所以没有什么借口说不了解它，实际上说还有不了解它的人是没有理由的，除非是无知（这是能够改变的）、愚笨和反社会利益的集团。另外，这个共同福利能够回答全部问题，因此每一桩社会事实，每一种采取或准备采取的措施都能够被它没有丝毫含糊地划为“好”或“坏”。由此，所有人一定要同意，起码在原则上同意：存在人民的共同意志，即全体有理智个人的意志，它与共同福利、共同利益、共同福祉或共同幸福完全是一回事。除了蠢笨和罪恶的利益集团外，唯一有可能产生意见分歧和可能出现反对派的一件事，就是几乎全体人民的共同目标究竟能够用什么样的速度达到它这个意见的分歧。所以，认识到这个目标，知道他或她的内心思想，辨别得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积极负责地促进好的和反对坏的，把所有成员团结在一起，对他们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

某些事务的管理需要专门的才能和技术，这是实在的，所以只能委托具有才能和技术的专家。不过这点对那个原则并不影响，因为这些专家全部为了执行人民意志而行动，就如医生为了执行病人要求治愈的意志而行动。在任何一个规模的社会里，尤其是在表现出劳动分工现象的社会里，要每个公民为了行使统治或管理的职责，一定要在所有问题上与其他全体公民接触，必定极不方便，这也是事实。比较方便的办法是，仅仅保留最重要的决定，譬如用公民投票的办法由每个公民表态，剩余的事情让由他们任命的委员会来办理（代表大会或议会将通过普选选出）。如同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委员会或代表机构在法律意义上不代表人民，不过在较小的技术意义上它代表人民。选民的意志将由它表达、反映或代表。这个委员会的规模假如很大，为了方便起见它可以按照公共事务的不同部门分解为较小的委员会。最后，在这些较小委员会之间将有一个总事务委员会，被称为内阁或政府，主要对日常行政事务进行处理，在它头上或许有一个总书记或替罪羊，他就是所谓的总理。

我们一旦接受这个政治机体理论所提出的或暗示的全部假设，民主将获得一个完全不含糊的意义，除了如何付诸实行外，对它不再有任何问题。另外，我们只需要把几个逻辑上的疑虑忘掉，就可以补上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不仅是全部能够想象的制度中最好的制度，并且不再有多少人愿意去考虑任何其他制度。但是，一样明显的是，这些假设是那么多事实的陈述，假如我们要做出上面的那个结论，每一个陈述的事实一定要得到证实，而事实上反驳这些事实却要容易许多。

第一，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能够让其同意的独一无二的决定的共同福利是不存在的。这点主要不是由于一些人可能需要不同于共同福利的东西，而是因为更根本的事实，即对不同的个人和集团来说，共同福利必定意指不同的东西。功利主义者因为他们对人的价值标准看法的狭隘而看不到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将使一些原则问题产生裂隙，对此即使是合理的论证也不能弥合，因为最终价值（我们认为生活和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观念）不是纯逻辑推理所能解决的。裂隙或许用妥协的方法在一些事例中能够弥合，不过在其他一些事例中就做不到。有些美国人说，“我们要这个国家武装到牙齿，然后为全世界争取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另一些美国人说，“我们要这个国家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这个国家为人类做贡献的唯一途径”。二者面临对最终价值不能缩小的分歧，妥协只能让事情更糟。

第二，就算有一种完全明确的共同福利（如功利主义者所提出的最大经济满足）证明能被所有人接受，这并不代表着对每个问题都能有同样明确的回答。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分歧可能重大到完全可以产生有关目的本身“根本性”争论的大多数后果。比如，以眼前满足对今后满足的估价为中心的问题，甚至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估价为中心的问题，就算在每个公民都相信功利主义之后，还是无法解决。“健康”可能是所有人都希望的，但是人们对种痘和切除输精管仍然有不同意见。诸如此类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提出民主学说的功利主义先驱们看不到这件事情的所有重要性，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没有认真考虑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习惯的本质性改变。他们看不到18世纪五金商以外的世界。

最终，作为前面两个命题的结果，功利主义者据为己有的这个人民意志的特殊概念就灰飞烟灭了，因为这个概念一定要以存在所有人都辨认得出的无可比拟地决定的共同福利为先决条件。和浪漫主义者不同，功利主义者的观念中赋有自己意志的半神秘实体，即历史上的法学派曾大肆宣扬的“人的灵魂”是不存在的。他们坦率地从个人意志引申出他们的人民意志。除非至少从长期来看，存在全体个人意志被其吸引的中心——共同福利——我们就得不到特殊类型的“自然的”共同意志。功利主义的重力中心一方面统一个人的意志，以理性讨论的方法将它们融入人民意志，另一方面将古典民主信条所具有的独有的伦理尊严授予它们。这个信条不仅在于崇拜人民意志本身，而是依赖对意志的“自然”目的的一些假设，这个目的得到功利主义理论根据的批准。这种普遍意志的存在和尊严一直到我们怀疑共同福利这个概念时也就不存在了。这样一来，古典学说的两根支柱无可避免地崩溃了。

第二节人民意志与个人意志

当然，这些反对人民意志这个特殊概念的论点无论有着什么样的结论，它们对我们试图建立另一个更现实的概念并不阻止。我不想怀疑当谈论国家意志时我们想到的社会心理事实的现实性和重要性，对这些事实的分析肯定是让研究民主问题有所进展的前提条件，不过最好不要“袭用”这个名词，因为它常常会让人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一旦把人民意志与它的功利主义含义之间的关系割断，我们不但在建立一个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论，而且在建立一个全部不同事物的理论。我们有一切理由对那些民主保卫者前进路上的陷阱进行提防，那些人尽管在越来越多的证据压力下，越来越多地接受民主过程的事实，但是还试图在由民主过程产生的成果上抹上从18世纪的坛子里取出的圣油。

但是，尽管某种共同意志或公众意见仍然能够说是从“民主过程”的个别的或集群的形势、意志、影响、作用和反作用的非常复杂的混乱中出现的，不过其结果不仅缺少合理的一致性，而且缺乏合理的认可。所谓缺少合理的一致性的意思是，尽管从分析的观点说，民主过程不仅只是混乱的（对分析者来说，只要能解释的所有事物都不是混乱的），而且其结果本身（除非碰巧）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它不能像实现任何明确目的或理想时那样有明确的意义。所谓缺乏合理认可的意思是，由于那个意志不再与所有“福利”相一致，为了让声称的这个结果具有伦理上的庄严，退回到无条件信任政府本身的民主形式是有必要的，原则上是只能与后果是不是称心合意根本无关的一种信任。就如我们已经了解的，要自己采取这种观点是很难的。不过，就算我们采取这种观点，舍弃功利主义提倡的共同福利，仍然会在我们手中留下一大堆困难。

尤其是，我们对把完全不现实的独立性和理性这些品质加在个人意志头上，并仍然有实际需要。假如我们坚持说，公民意志本身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政治因素，它首先一定要存在。也就是说，它必定是相对松散地对道听途说的口号和错误印象发生影响的一组不确定的含糊冲动更有意义的一种东西。每个人一定要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要支持的。这个明确意志的贯彻要有正确的观察和解释每个人直接可以接触的事实的能力和批判地取舍他没有直接接触的事实的信息的能力。最后，按照这个明确的意志和根据这些已证实的事实，就可以用极高的效率，根据逻辑推理的规律，对一些特殊问题必定能做出清晰而准确的结论。另外，每个人的意见能够被认为大体上和所有其他人的意见几乎一样，触目的荒谬是不存在的。综上所述，一个模范公民必然独立自主地行动，不受集团压力和宣传力量的影响，因为强加在选民头上的意志和论断显然不能够完全取得民主过程的最终论据的资格。这些条件是不是已完成到能让民主政治起作用所需要的程度的问题，无论是鲁莽地加以肯定还是鲁莽地加以否定都是不应该的。只有在一大堆相互矛盾的证据中进行艰苦鉴别和评价，才可以做出明确的回答。

不过，在对这个问题讨论之前，我要把读者是不是完全懂得上文已经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真正弄清楚。所以我打算再说一遍，就算民主过程使用的每个公民的意见和愿望是完全明确而独立地能够作为根据的，就算每个人都凭借着理想的理性和敏捷性并根据这样的意见和愿望行事，也不一定能推论说，这个过程由这些个人意志为原料而生产的政治决定，能够有说服力地称为代表人民意志的东西。无论任何时候把个人意志分割成很多份，并由此产生的政治决定不仅能够想象，并且十分可能不会符合“人民真正的需要。”也不能这样回答：假如决定不正是他们需要的，他们将得到“公正的折中办法”。或许有这种折中。那些属于数量性质的问题和允许逐渐进行的问题出现折中的机会最大，如假如每个人赞成为失业救济花钱，以及准备花多少的问题。但是属于质量性质的问题，如是不是应该迫害异教徒或是不是应该参战问题。决定的结果或许让所有人一样厌恶，尽管有多种多样的厌恶原因，而由非民主机构强加的决定，或许被证明更容易为他们所接受。

有一个例子能把问题说明。在我看来，我能够把拿破仑当第一执政官时的统治称作军事独裁。当时宗教上的和解是最紧迫的一个政治需求，它能把大革命和执政府时期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廓清，并为千万人的心境带来和平。这件事的成功是因为他的一些妙招，其最重要者是1801年与教皇达成的契约和1802年的“体制条款”，它们把不可调和的事情调和了，把恰好适当程度的自由给予宗教礼拜，同时大大地提高了国家的威望。他还对法国天主教的组织和财政收入进行了改革，解决微妙的“宪法”教士问题，而且以最小的摩擦让新建体制得到最大的成功。假如认为人民实际要求某种确切的东西有正当理由，上述的安排便提供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事例。不管是谁看了当时法国阶级结构肯定会明白这一点，而拿破仑的教会政策大大有助于执政府享受几乎绝对的威望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不过，用民主方法如何获得这样的成就是很难看出的。反教会情绪还没有熄灭，这种情绪肯定不限于被击败的雅各宾党人。怀有这种信念的人或他们的领导人不可能妥协到那个程度。在天平的另一端，愤怒的天主教情绪的高潮正逐步获得动力。有着那种情绪的人们及依赖他们善意的领导人，他们的行动不可能停止在拿破仑划下的限度内。尤其是，当时他们正在注视事情向哪个方向发展，尽管他们没有让步的动机，不过他们也不能非常坚决地对付教皇。而对教士、教堂和教仪的需要比什么都迫切的农民的意志势必因非常自然的恐惧而瘫痪，他们害怕教士特别是主教，一旦他们再次掌权，可能危及土地问题的革命性解决。势必引起越来越大愤怒的僵局或无休止的斗争是所有以民主方法解决问题的企图的最可能的结果。不过拿破仑能够合理地解决问题，的确是由于不能自愿地放弃他们自己主张的所有那些集团，同时也可以并愿意接受强加给他们的安排。

这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假如从长期看来证明能让一般人满意的结果能够视为民享政府的试金石，那么古典民主学说所想象的民有政府经常通不过这个检验。

第三节政治中的人性

还有几点需要回答，另外，有关投票人意志的明确性和独立性，他观察和解释事实的能力和他清楚而迅速地运用意志与能力做出合理推断的才能等这几点需要回答。因为这个主题属于社会心理学一章，所以可以用“政治中的人性”作为题目。

作为同质单位的人的个性的观念，以及作为行动主要动力的明确意志的观念，在19世纪的下半叶，甚至在泰奥迪勒·里博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时代之前就已逐渐趋于湮没。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两个观念越来越不受重视，而人类行为的超理性和无理性要素在那个领域却越来越得到重视，对此帕累托的《心理与社会》可以为证。在累积很多反对理性假设证据的大量学说中，我仅提下面两个。

虽然后来有更加精细的著作，其中一个仍然是与群集心理学（psychologyofcrowds）的创始者或不管怎样是第一个有效阐述者古斯塔夫·勒庞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的学说告诉人们（尽管过分强调）人在群集影响下其行为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在激动情况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的忽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他让我们面对这一所有人都知道不过却没有人愿意正视的毛骨悚然的事实，由此他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有关革命的民主传说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的一击。显然有关勒庞的结论的事实基础的狭隘性我们有很多话可说，比如，他的结论不适合英国人或英裔美国群众的正常行为。批评家特别是讨厌社会心理学这个分支含义的那些人成功地利用它的很多弱点。不过另一方面一定不能忘记，群众心理现象绝对不限于在拉丁市镇的狭窄街道上暴动的暴民。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委员会，每一个由十几位60岁以上的将军组成的军事会议，不管以怎样温和的形式，都无不流露出暴民闹事时那种非常触目惊心的特征，尤其是流露出责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对非逻辑影响的较多的敏感。另外，这些现象也不限于作很多人群集意义解释的人群。报纸的读者、广播的听众、一个党的党员，就算不亲自聚集在一起，他们也特别容易逐渐发展为心理学上的人群，形成疯狂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试图进行理性争论只会煽起兽性。

我就要提到的另一个幻想破灭的例证由于只是一派胡言而没流血的场面所以要次要得多。学会更细致地观察事实的经济学者开始发现，就算关于最一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消费者也不能完全做到经济学教科书所传达的观念。这是因为，首先，消费者的需要特别不明确，他们按照需要的行动特别不理性和敏捷。其次，他们非常容易接受广告和别的宣传方法的影响，以至于看来生产者经常指导消费者，而不是接受消费者的指导。成功的广告技术尤其具有说服力。确实差不多总是存在一定的对理性的吸引力。就算单单使用断言，只要多次反复，常常比理性论证有更大的效果，采取试图引起全然超理性（常常是非理性性质的）并且是与理性有关的快乐联想形式，同时使这种联想结晶化的袭击形式下意识的直接攻击也有一样的效果。

尽管结论明显，不过做出结论一定要谨慎。在做一般的、经常是做过多次的决定时，个人要受有利和不利经验的合理和有益的影响，他也受相对简单和不成问题的动机和利益的影响，而这些动机和利益仅仅偶然受情绪激动的干预。从原先的事实看，消费者想要鞋的欲望起码有一部分是生产者提供吸引人的鞋和大肆宣传而形成的，但是在一定时间内，它是真正的欲望，它的明确性超出“一般鞋”的范围，它长时间的实验廓清了原先或许环绕它的很多非理性的东西。另外，在那些简单动机的刺激下，消费者在公正的专家忠告下学会了在住房、汽车等一些事情上如何行动，而他们自己则在别的事情上成为专家。说主妇们在食物、熟悉的家庭用品、衣服等方面容易受愚弄是根本不正确的。就如所有的销售人员知道他的成本一样，大部分主妇有一套坚持要她们确切需要物品的方法。

当然，在画面上的生产者一方，这点无疑是更正确的。显然，生产者或许是个懒汉或一个蹩脚的机会判断者，或者才不胜任，不过有一种有效的机制改造他，或者消灭他。泰勒学说就是以这样的事实为依据，即人能够从事简单的手工工作几千年，依然做不好这些工作。不过尽量合理地行动的意愿或者对趋向理性的稳定压力，在我们挑选出来观察的所有水平的工业或商业活动中，都不成问题地存在着。

在所有公民充满现实意识的内心小圈子里，对日常生活所做的大多数决定就是这样的。简单地说，决定所涉及的都跟他直接有关的事情，包括有关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职业、他的嗜好、他的朋友与敌人、他的区乡与选区，以及他的阶级、教会、工会或其他所有他积极参与的社会团体，从而他能亲自观察得到的事情，他熟悉不过不是通过报纸知道的事情和他可以直接施加影响或管理的事情，以及跟他的行动的有利或不利结果直接有关并因此负有一定责任的事情。

再重复一遍，思想和行动的明确性和合理性思想合理性和行动合理性是两种不一样的事情。思想合理性并不总能保证行动的合理性。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深思熟虑也会出现行动合理，它与正确地制订他的行动的理论基础的能力没有关系。观察家，尤其是使用采访和表格调查方法的观察家经常忽略这个道理，所以对行为非理性的重要性有夸张的想法。这点是我们经常碰到那些夸大其词言论的另一个原因。不是这种对人和对事的熟悉，也不是那种现实感和责任感所保证能做到的。很多其他的条件常常不能具备，不过是它们要做到这一点所必需的。比如，人们世世代代由于卫生问题上的不合理行为而受苦，依然不能把他们的苦难跟他们的陋习联系起来。只要做不到这一点，客观后果不管怎样有规律，主观的经验肯定不会产生。所以证明人类要理解传染与流行病的关系有无法相信的困难。这些事实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被误解的，不过在18世纪末以前，医生们在隔离如麻疹和天花患者这样的传染病人方面几乎没有作为。在既没能力又不愿意承认患病的因果关系时，或者在为某种利益反对承认这种关系时，情况必然要比想象的还要坏。

不过，虽然有人在许多方面具有各种良好条件，每个人凭他现实感、熟悉感和责任感所能辨认的领域是非常狭窄的，当然狭窄程度在不同集团和不同个人之间是不一样的，并且差距不是很小而是很大。这个能辨认领域包含着相当明确的个人意志。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些意志可能常常是非理性的、狭隘的、自私的；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的，在这种意志做出政治决定时，我们为什么应对它们的神龛顶礼膜拜？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感到一定要把每一个政治决定算作一个神龛，而没有一个决定算两个或更多的神龛呢？不管怎样，如果我们一定选择要去膜拜，起码我们不该发现那个神龛是空的。

如今这个十分明确的意志和比较合理的行为，在我们不再关心教育和训练我们的那些家庭和事业的日常生活时不会突然不见。在公共事务领域里，有一些部门比起别的部门来，在公民心目中更为重要。首先，对当地事务，公民就比较关心，就算在当地事务上我们发现人们辨别事实的能力减退，按照事实的行动打算松懈，人们的责任心减弱。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种人（他经常是很好的典型），他说当地行政事务与他没有丝毫关系，他面对当地实际事务冷淡地耸耸肩膀，他宁死也不愿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为这些事务受苦。怀着劝告心情的高尚公民，他们对选举人或纳税人的责任心进行宣传，但是他们莫不发现，选举人并没感到对当地政治家所做的事情有责任。并且特别是在范围不大，人们接触较多的社会里，爱乡土的观念在“使民主政治起作用”中或许是特别重要的因素。并且一个乡镇的问题在很多方面跟一家工业企业的问题类似，熟悉后者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熟悉前者。制造商、杂货商和职工们不需要跨出他的世界，也可以对街道整洁或市政厅的作为有一个合理的、说得井井有条的意见，当然它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

另外，有很多全国性问题与个人和集团的关系特别直接和明显，从而激起充分真实和明确的意志。涉及投票人个人或集团的直接和本身金钱利益的问题提供如直接税、保护性关税、白银政策等最重要的事例。自古以来的经验证明，一般投票人对所有这类事情反应得迅速而合理。不过民主政治的古典学说显然从这种理性表现中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投票人证明他们自己在这种问题上是蹩脚的，事实上是腐化的判断者，并且他们甚至对他们的长期利益也是蹩脚的裁判，由于政治上产生效果的仅仅是短期的承诺，有效地表明自己的只是短期合理性。

但是，进一步离开个人关心的家庭与工作场所，进入全国性与国际性事务领域（与个人关心的事情没有任何直接明确的关系），个人意志、对事实的掌握、推断的方法立刻不再满足古典学说所需要的条件。现实感的全部丧失是最让我吃惊的，并在我看来是困难的核心。在寻常状况下，在典型公民的心理经济学中，重要政治问题和他们的够不上嗜好的业余兴趣及不负责任的闲谈主题处于相同的地位。这些问题看起来是这么遥远，它们完全不像业务上的计划。国内国际大事中的危险或许完全不会成为事实，要是真的到来，它们可能被证明不是非常严重，人们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

这样被减弱了的现实感不仅造成责任感的削弱，并且促使有效意志的丧失。当然，人有他的空话，有他的愿望、白日梦及抱怨，特别是，人有他的喜爱与不喜爱的东西。不过一般来说，这些并不等于我们所说的意志——有目的的、负责任的行动在心理上的对应物。实际上，对于思考国家事务的公民来说，这样的一种意志并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也没有它承担的任务。他是整个国家委员会这一不起作用的委员会的成员，这就是之所以他花在理解政治问题上的精力还不如花在打桥牌上的精力多的原因。

反过来，责任心的减弱和有效意志的缺乏又说明为什么普通公民对国内国际政策的无知和缺少判断力，这种情况在受过教育与在非政治性事业中取得成功的人们中间出现要比出现在地位低微、没受教育的人们中间更让人吃惊。报道特别多，俯拾即是。不过这看来并不能使事情有什么不同，对此我们也不应大惊小怪。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一个律师对他辩护状的态度与他对报纸上所载政治事件报道的态度，便会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了。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位律师知道专业才能是其利益所系，在这种明确的刺激下，经过多年有目的的努力，他有资格鉴别他经办案件中各种事实是否中肯；在同样有力的某种刺激下，他集中他的知识、智慧和意志，对辩护状的内容进行推敲。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没有刻苦努力地去取得鉴别的资格；他没有热心地去收集信息，不愿把他得心应手的批评武器使用在信息上；他也没有参与漫长而复杂争论的耐心。全部这一切表明，没有来自直接责任心的主动积极性，无论面前有多么完整而正确的大量信息，无知的存在都不会改变，甚至做出值得称赞的努力，不但提供信息，而且利用讲座、课堂、讨论会来教导人们怎样使用信息，无知仍旧会坚持下去。虽然多少有点儿效果，不过小得可怜。硬把人们抬上梯子是不行的。

所以，一旦典型的公民进入政治领域，他的精神状态就会降到较低的水平上。他会没有丝毫犹豫地承认其辩论和分析的方法是单纯的，仅限于他实际利益的范围。他又成为原始人了。他的思想变得容易引起联想和充满感情。这种情形必定带来两个有着预兆意义的后果。

首先，就算没有企图影响他的政治集团，典型公民在政治问题上常常会听任超理性或不合理的偏见和冲动的摆布。他在政治上应用的推理方法软弱无力，他对得出的结论缺少有效的逻辑控制，这些本身就完全可以造成那种状况的发生。另外，由于他做不到“头脑清醒”，甚至连一般的精神水平都达不到，因此他偶尔还向黑暗的冲动让步，私生活的条件本来有助于他抑制这种冲动。对于他的推论和结论的智慧和合理性，假如他屈从于一阵愤怒的爆发，一样不可能是合格的。这情形让他更不容易看清事物的正确形象，甚至最多只能一次看到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所以，假如他有一次真的不再跟平常那样模糊不清，的确表现出民主经典理论所规定的明确意志，他很可能变得比平时更加蠢笨和不负责任。这种状况在一些关键时刻，或许能够证明对他的国家是致命的。

其次，不管怎样，公众心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越不强，合理批评及个人经验和责任心所施加的合理影响就消失得越干净，而一些别有企图的集团的机会就越多。这些集团包括职业政客、经济利益的代表、这种那种理想主义者，或者只是对表演政治戏剧和控制政治表演感兴趣的人们。这些集团的社会学观点对当前争论无关紧要。既然政治中的人性是现在那样，这些集团就可以在非常大的限度内改变乃至制造人民的意志，这是这里唯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分析政治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不是真正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意志。这种人工制造的东西往往在现实中与古典理论中的寻常意志相适应。只要存在这种情形，人民的意志就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只能是它的产物。

制造争论问题的方法和制造对所有重大问题的人民意志的方法跟商业广告的方法完全类似。我们发现接触下意识的相同企图。我们发现创造赞成和反对联想的相同手法，这些联想越不合理越有效率。我们发现一样的规避策略、一样的缄默策略和一样的以再三重申主张来制造舆论的诡计，这个诡计无疑可以成功地躲避合理的争论和惊醒人民批判能力的危险，诸如此类。只是全部这些技术在公共事务领域比在私人和专业生活领域有无限大的发挥余地。世上曾有过的最美姑娘的照片，从长远观点看，它对劣质香烟的销路无力维持。在政治决策问题上一样没有有效的保证。很多命运攸关的重要决定不具有公众可以用低廉代价在空闲时候加以实验的性质。就算有实验可能，一般来说，因为政治效果是不容易说得清的，所以做出判断不像实验香烟那样容易。

但是上述这类技术以商业广告领域所没听说过的程度，让自称诉诸理性的那些政治广告形式没有了效力。对于观察者而言，反理性的或者起码是超理性的呼吁及受害者的没有自卫能力，当用事实和论据掩盖时反而更加清楚地凸显出来。通过上文我们已经知道，让公众知道有关政治问题的正确信息及以此做出的逻辑正确的推论是如此困难，有关政治问题的信息和论点为什么只有在它们与公民先入之见相连接时才能“挂上号”。不过一般来说，这些先入之见不够明确，不能决定是否接受特定的结论。由于它们本身是能够制造的，有效的政治论证几乎不可避免地代表着是一种把现存意志的前提扭曲成特殊形式的企图，而不只是贯彻这些前提或帮助公民做出决定的企图。

这样，真正被接受的信息和论点很可能变成政治意图的奴仆。由于人们为他们的理想或利益愿意做的第一件事是说谎，我们预期，实际上我们发现，有效的信息差不多总是经过掺假或挑选，而政治上有效的推理主要就是试图把某些主张提高为公理，把别的主张说成不屑一顾，于是这样的推理只会是一种上边提到的心理技术。认为我过分悲观的读者，只需自问他是否曾听人说过，抑或他本人是否说过，这种或那种厌恶的事实一定不可公开宣扬，或者某种推理的思路尽管有根据，却是要不得的。假如那些根据流行的标准能称为可尊敬的甚至是心胸高尚的人，并且还对这种情形心安理得，岂不是他们由此表达了他们对人民意志的价值甚至人民意志的存在是什么看法吗？

所有的一切当然都是有限度的。杰斐逊的格言说，最后，人民毕竟比所有个人聪明，还有林肯有关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人民”的格言，其中是有真理的。但是这两个格言都含有深意地强调从长期来看这一点。不可置疑，有可能争辩说，在一定时间里集体心理将会发展成高度合理甚至特别敏锐并常让我们吃惊的意见。但是，历史由一连串短期形势组成，它们能够永远改变事情发展的线路。假如全体人民在短期里能被一步一步“愚弄”到接受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假如这个情况不是能够忽视的例外事例，那么不管有多少事后回顾的常识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事实上人民既不提出问题也不决定问题，决定他们命运的问题正是常由别人为他们提出和决定的。民主爱好者比所有其他人有更多接受这个事实的理由，更有洗刷其他人说他们的信条依靠假话骗人的诽谤的理由。

第四节古典学说存在的原因

不过，一种跟事实如此相悖的学说为什么能够存在到现在，并将继续在人民心中和在政府官方语言中保持它的地位？反驳的论据是人人都知道的。每个人以充分坦率的态度，经常用讥讽的坦率态度接受这些论点：学说的理论基础，即功利主义的唯理论已经死亡；没有人把它看作正确的国家理论来接受它。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是不难解答的。

第一，尽管集体行动的古典学说或许不能得到经验分析结论的支持，不过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思想给予了它有力的支持，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乍一看，这种情况或许不明显。功利主义领导人肯定不是宗教这个词一般意义上的宗教领袖。实际上他们相信自己是反宗教的，人们也普遍认为他们是这样的。他们以采取在他们看来显然是非形而上学的态度而自豪，他们对当时的宗教制度和宗教运动完全不同情。不过我们只要看一下他们所画的社会过程的图画，就能够发现画面体现出基督教新教信仰的本质特性，实际上它来自那个信仰。对于抛弃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而言，功利主义信条提供了宗教的替代品。对于坚持宗教信仰的很多人来说，古典学说成为宗教的政治补充物。

在古典学说进入宗教范畴时，其性质就改变了。最终以它为基础的民主信念也变了，于是对共同利益和最终价值产生逻辑上的顾虑不再需要了，主宰万物的造物主的计划为我们安排好了所有的一切。原先看来不明确或没有目的的东西一下子变得非常明确，并且有说服力。比如，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意旨。以平等为例，它的含义是拿不准的，只要我们囿于经验分析的范围，就不容易有哪种合理根据把它提高为基本原理。不过基督教教义含有强烈的平等成分。救世主为所有人而死，对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他同等相待。他这样做，是为了证明各人灵魂的内在价值是不允许分成等级的价值。在我看来，这不是对“每个人只能算一个，任何人不能算几个”的认可，并且是唯一可能的认可吗？这不是对将超尘世意义注入民主信条的条文中（除此外很难找到别的）的认可吗？这样的解释当然没有托出整个理由，不过就其所涉范围，它好像解释了很多除它之外没法解释、实际上也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它能解释清楚信仰者对批评的态度。又跟社会主义的情况相同，完全不信这个道理，被看作是不但错误的并且是有罪的，它不但引起逻辑上的反驳，也引起道德上的愤怒。

对我们的问题我们能够用另一种方式探讨，说用这种方式推动的民主不再是像蒸汽机或消毒剂那样能够合理地讨论的单纯方法了。它事实上成为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原本认为它不可能成为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理想，或者应该说是事物理想图式的一部分。“民主”这个词能够成为一面旗帜，成为一个人所宝贵的全部一切的象征，成为他对其国家所爱的（无论是否合理地具备条件）所有东西的象征。一方面，民主信仰中意指的各种不同主张如何会与政治事实相关的问题将变得跟它没有关系，就像对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亚历山大六世的所作所为如何会与环绕教皇宝座的超自然光环相符合一样，会变得跟他没有关系。另一方面，这种类型的民主主义者在接受包含众多平等、友爱含义的基本原理的同时，也一定会全部真诚地接受基本上有任何程度偏离这些原理（或许包括他自己的行为或立场）的东西。那种情形甚至是符合逻辑的。仅仅只是跟事实有距离而不是反对伦理准则或神秘希望的原因。

第二，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古典民主政治的形式和言辞在很多国家与他们历史中的事件和发展相联系，这些事件和发展得到大部分人的热情称赞。对一个现存政权的所有反对，无论反对的含义与社会基础怎样，使用这些形式和言辞是很可能的。假如反对得势，假如以后的发展证明让人满意，那么这些形式将会在国民意识中生根。

美国是个明显的例子。其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是跟一场反对君主和贵族政治的英国的斗争相联系的。除了少数保皇党人，美国人在格伦维尔当政时期或许已不再把英国君主当作他们的国王，把英国贵族政府当作他们的贵族政府。在独立战争时期，实际上他们作战的对方在他们感情中已经变成对他们政治和经济利益干预的外国君主和外国贵族政府。从困难时期的早期阶段起，他们按照不可剥夺的人的权利，根据古典民主政治总的原则，提出他们的事业（事实上是全国的事业）是“人民”反对其“统治者”的事业。独立宣言的措辞与宪法的措辞都采用了这些原则。随后的猛烈发展吸引了和满足了大部分人民，从而好像印证了这个国家神圣文件中所标榜的学说。

在掌权集团的力量和成功处于强盛时，反对派很少取胜。19世纪前半期，信奉古典民主信条的反对派起事，最终压倒政府，这些政府特别在意大利很明显地处于衰败状态，已经成为无能、残暴和腐朽的笑柄。自然地尽管不是完全逻辑地，这种情形增加了民主信条的信誉，当用这些信条与那些政府提倡的蒙昧迷信相比，更加显现出它们的优点。在这种环境中，民主革命代表着自由与体面生活的来到，而民主信条意味着理性和生活改善的福音。能够肯定，这个优点肯定将失去，而民主政治的学说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必定会暴露，不过曙光的魅力消逝得极为缓慢。

第三，一定不能忘记，在有些社会模式里，古典学说的确适合于事实达到足够近似的程度。就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很多小而原始社会的情形就是如此，实际上这种社会就是这个学说的创立者们用作原型的社会。有些社会尽管并不原始，只要它们内部分化不太严重，不存在所有严重的问题，也属于一样的情形。最好的例子是瑞士。瑞士这个农民社会很少争吵，国内除旅馆和银行外，没有大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政策问题特别简单和稳定，能够期望绝大部分人了解这些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不过，假如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说，在上述情况下古典学说近似于现实，我们一定要立刻加上一条：其之所以这样，并不是由于它描绘出一个政治决策的有效机制，而是由于在那些社会里没有重大决策要做。最后，为了说明就算在一个庞大而高度分化的有重要问题有待决定（假设没法解决的问题已不存在）的社会里，古典学说有时看来也跟事实相适合，还要再提一下美国这个例子。这个国家在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公众心理主要关心开发利用国内经济的可能性问题，只要这个事业没有受到严重阻挠，对于以好脾气的轻蔑看待政客们古怪动作的一般公民来说，没有任何完全重要的事情。有些阶层的人或许会被关税、白银、当地政府管理不善或偶尔与英国争吵所激动，一般人则不太关心，只有一次事实上产生整个国家灾难的严重分歧的内战除外。

第四，政客们对既可以讨好群众又可以提供极好机会来逃脱责任和用人民名义压倒对手的辞令当然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