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成长时期

一些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根源大概和最早合情合理的思想同样古老。只要这些学说没有办法让所有人信服社会发展过程必定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话，它们是美丽的或可怕的梦幻是由跟社会现实接触而产生的无力的渴望。它只要跟现存的或潜在的社会力量源泉没有确定的接触，社会主义者的努力相当于对着荒野说教——柏拉图式的说教，所有的政治家都不需要为之操心，所有的社会过程的观察家都不需要把它列入能起作用的要素。

这就是马克思对先于他的或跟他同时提出竞争性教义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批评的要旨，以及他之所以称他们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原因。原因不全在他们的很多计划是明显的怪念头或者都在知识上比一般水平低，而是由于这些计划根本上没有被执行过，也不能被执行。

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的《乌托邦》还一直被广泛阅读、赞扬乃至抄录。它说明了卡贝和贝拉米的成功，他们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朴素、高尚和平等社会的图画。那个社会正好跟莫尔时代的英国社会相反。书中的理想只能是一种批判社会的文学形式。或许我们不必把它看作是莫尔向往的实际社会计划目标的表现。不过，假如它真的被人们这样理解（过去是这么理解的），困难不在于它的不能实行。在一些方面它并不比现时田园诗式的社会主义实际可行性更小。比如，它正视权威问题，它坦然地接受较低的生活标准的前景，显然还把低标准称为美德。真正的困难在于书里不想指出，社会如何渐渐趋向那个理想境地（除非可能通过信仰上的改变），或者产生理想境地所依靠的真正要素是什么。我们能够喜欢或厌恶这个理想，但是我们对它做出有影响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把现实问题的解决寄托在空洞的理想上，是不容易据此建立政党和制定政纲的。

罗伯特·欧文（1771—1858）的社会主义是另一种类型的代表。欧文是一位制造商和实际改革家，他不满足于想象或采取小型自给自足社会的思想，在那种社会里人们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按此词的最大胆意义）生产和消费自己的生活资料。他事实上着手去实现他的想法。首先他希望政府有所行动，然后他试图建立一个典型来实施他的计划。因此看来他的计划比莫尔更能实行。它不但有理想，它还有通向理想的桥梁。但是事实上，这种桥梁只有助于更明确地说明乌托邦主义的性质。因为无论是政府行动还是个人努力都作为天外飞来的救星引入——这件事之所以一定要做，仅仅是由于某个人认为它值得做。指不出或无法指出有哪种社会力量为这个目标努力。没有土壤供给玫瑰花生长。就让它们饱餐人们对它们美丽的称赞吧。

这番话对蒲鲁东（1809—1865）的无政府主义一样适用，只是他学说中准确的经济学错误要比轻视经济学论证的别的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著作明显得多，无论是强调自由的和无政府的个人合作，还是强调为个人合作开辟道路就要完成破坏的任务，他为什么能避免推理错误的原因主要在于他避免推理。像“诗人、精神病人和爱好幻想者一伙人”那样，他们在本质上做不了任何事情，除非把社会主义计划捣乱和在革命激动形势中增添混乱。马克思对M.巴枯宁的所作所为感到憎恶，有时还掺杂着绝望。

不过无政府主义是带有复仇心理的乌托邦思想。我们提到这种病态的乌托邦思想，仅仅是为了把事情说清楚，也就是说这种14世纪心理状态的复活与真正乌托邦社会主义不应该相混淆，后者在圣西门（1760—1825）著作中有最精彩的阐述。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发现理智与责任心结合成强大的分析力。设想的目标既不荒诞也不缥缈。欠缺的是方法。他提出的唯一方法又是政府行动，而在当时，由政府采取行动差不多都是资产阶级的点子。

假如人们赞同这样的看法，那么结束社会主义未成年期的重大转折，实际上必定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及著作联系在一起。如果这种转折有可能确定时间，我们能够把它定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或者定在1864年第一国际的成立。就是在那个时候，理论上的标准和政治上的标准都能够严肃地说是符合了。但是一方面，这个成就只是总结了几个世纪未成年期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个成就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让这些发展公式化，那种方式或许在实际上（肯定不是在逻辑上）是唯一可能的方式。所以，正统社会主义对未成年期一些人的判断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修正。

第一，假如说几个世纪里的社会主义计划方案全是梦想，那么方案的大部分是合理化了的梦想。少数思想家在合理化上取得的多多少少完美成功，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梦想，而是非统治阶级的梦想。所以，这些思想家不是完全生活在云端，他们也帮着把在下面打瞌睡不过打算苏醒过来的人带到上面来。

第二，未成年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预备了后来被证明有用的很多砖块和工具。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思想毕竟是他们创造的，因为他们的努力，让马克思和他的同代人可以像讨论每个人都熟悉的东西一样讨论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很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做得更多：他们制订了社会主义计划或某种社会主义计划变种的细节，以此对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无论如何不恰当）和清理很多场地。甚至他们对纯经济分析所做的贡献也要重视。它为没有它便会黏滞得没法下咽的布丁提供非常必需的发酵剂。何况很多分析几乎是专门的著作，改进了当时的理论，对马克思非常有好处。像威廉·汤普森等这些悉心阐述劳动价值说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准社会主义者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被马克思指定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些人并不是跟群众运动完全没有接触。某种不可避免的接触是由这样的事实促使的，那就是使知识分子的笔动起来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也将让包括农民、工匠、农业劳动者，甚至流浪汉和暴徒在内的一些团体或阶级行动起来，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与他们建立起非常紧密的接触。16世纪革命时，农民的要求是由知识分子系统阐明的，在以后几个世纪里，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协调和合作渐渐变得更加紧密。法国大革命时期唯一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格拉古”巴伯夫（“Gracchus”Babeuf），被当作对政府非常重要的人物，1797年送他上断头台对他加以表扬。在英国也有这种情况的最好例证，我们只需从这个角度来比较17世纪的平均派运动和19世纪的宪章运动就能理解。在平均派运动中，温斯坦利以个人身份参加和领导这场运动；在宪章运动中，众多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个团体行动，尽管他们的合作最终集中为基督教社会主义，它不是全部脱离当时群众运动的一批学者的秘密活动。在法国，最好的例子是1848年路易·布朗的行动。所以在这方面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一样。未成年期社会主义与阶级运动的关系是偶然性的，通常说来不是根本原则性的，阶级运动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以后社会主义的关系，显然是根本原则性的，跟政府与常备军的关系相类似。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需要提出来，我希望它不会是一个障碍。我原先说过，断定建立社会主义的两个必要的、严肃的政治要素，即存在朝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和它跟现存的或潜在的社会力量源泉有永久性的接触的学说一定是在19世纪中叶，逻辑上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和大部分同时代的人坚持认为，工人阶级是积极与这种趋势有关的唯一阶级，所以它是社会主义者能够开发的唯一力量源泉，正是这种观点让他们的学说带有一种特殊的倾向性。对于他们而言，社会主义主要代表着把工人从剥削中解放出来，而“工人的解放必定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任务”。

马克思跟他的大部分前辈不同，他想要让一个现存的运动（不是梦幻的）合理化，他和他的继承人的确部分控制了这个运动，这点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不过他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差别比马克思主义者要我们相信的更小。如我们所知道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中有很多的现实主义，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有比他们承认的更多的非现实主义的梦想。

按照这个事实，我们将对未成年期社会主义者的见解更加看重，因为他们并不单独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尤其是，在我们看来，他们对政府和对无产阶级之外的各阶级的期望要比马克思看来少些幻想性，多些现实性。因为国家，它的官僚机构及管理政治机器的集团，对于寻找社会力量源泉的早期社会主义者看来是有光明前景的。目前应该清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和群众相同的“辩证的”必然性走上所希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