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马克思主义学说
绝大部分融合人类智慧或想象的作品，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就永远过时了。这一时间，也许短暂如茶余饭后的片刻，或者漫长如经历一代人的沧海桑田，然而它们终究逃不脱被遗忘的命运。有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此刻也许是黯淡的，但一定会有复兴的时刻，到那时它们会以各自的形式，带着人们可以目睹手触的各自的烙印，作为文化遗产中可以被辨识的成分重新绽放光芒。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为伟大的作品——这一定义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无不妥之处。按照这个定义，伟大一词毫无疑问是适用于马克思（CarlMarx）的学说的。但是，不容忽视地，将生命力的复苏纳入伟大的定义范畴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我们在界定一个作品伟大与否时可以脱离私人的爱憎之情。过去的20年是目睹马克思主义复兴最有趣的时期。首先是它在苏联的复兴，这位社会主义所信仰的伟大导师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享有盛誉是很正常的。另外，在这里，马克思学说经典化的过程表现出一个特点，那就是横亘在马克思学说的内涵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行为实践、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
但是另一处的复兴就不这么容易解释，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这一现象是很有趣的，因为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无论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是在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都没有强调马克思学说重要性的笔调。当时，美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肤浅的、不重要的和没有地位的。尤其是德国，所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传统最为显著的一个，在一战后的社会主义兴盛时期和过去的萧条时期的确始终存在一个规模不大的正统马克思学派，但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物（不仅是和社会民主党联盟的那些人，还有在实际问题上比社会民主党的谨小慎微的保守主义走得更远的那些人）对马克思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对经济问题的解释上，也和其他经济学家如出一辙。因此，在俄国之外，美国的现象是一枝独秀。我们无须追究这一现象的起因，但花费片刻思考一下许多美国人所形成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轮廓和意义，也是值得的。
一、马克思——一个预言家
马克思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关于最终目的的学说，这些最终目的体现着人生的意义，并且是检验各种事件和行动的绝对标准；其次，它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指南。
纯粹的科学成就，即使远比马克思所达到的更为完善，也从来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永垂青史。他的政党所拥有的强有力的特殊武器库——政治口号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马克思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些富于感染力的言论，那他现在早就湮没无闻了。人们从不会为此类服务而心存感激，他们总是很快就会忘记那些会自编自导政治歌剧的人的名字。
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先知。为了理解这一成就的内涵，我们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着手考察。那是资产阶级成就的鼎盛时期，也是其文明的低迷期；那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环境尚未显露出任何孕育新文艺和新生活方式的迹象，到处充斥着让人反感的陈腐糜烂气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都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唾弃，工人世界的唯一一线光明（除了从罗奇代尔和储蓄银行所得到的些许安慰以外）也随着消逝了，而知识分子则自称十分满足于穆勒的《逻辑》和济贫法。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马克思学说中提出的人间社会主义给无数人带来了光明和新的人生意义。即使马克思学说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那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几乎是一切伟大作品的共同命运。然而，重要的一点是，这一学说在产生之初是为了让那个时代具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所接受而组织和传达的。它（学说）一方面以拥有超乎想象的力量的措辞系统及对受挫折和被虐待心情的详细描述，使那些用自我治疗方法安慰自己的失败的大多数从心底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它又宣称社会主义拯救人们脱离苦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经得起各方考验的。
单纯针对最终目的的说教往往收效甚微；单纯针对特定社会进程的分析又可能只会引起少数专业人士的关注。马克思赢得热烈拥护的原因并因此为其追随者赢得无上的褒奖，它包含在这样的信念中，即人们不可能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打败，恰恰相反，他们会因这一力量而取得最后胜利。当然，坚定人们的信念只是其全部成就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信条中体现的个人的力量和预言的火花相对独立地起作用，没有它们，新的生活和生活中新的真谛就无处产生。但这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另外，不得不提到关于马克思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归宿的不可避免性这一做法的中肯性与正确性。他没有为了自己勾勒出的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洒落任何多愁善感之泪。这是他自认为自己的学说比所谓“乌托邦社会主义”更优越的一点。他也并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在担心得不到利润的时候，喜欢将工人称颂为终日勤劳的英雄。他完全没有拉拢工人的倾向。关于人民大众这个词的含义，马克思具有很透彻的理解。他所关注的是整体的社会目标，而这些远超出了工人的思想和需求范围。另外，他从不教导大众去实现他个人的理想。他没有这种虚荣心，这些也成为他的作品和生活中奇特的组合。
最后，还有一点也不应当略而不提。马克思个人的修养很高，他能极其精准地理解文明及这种文化价值的“相对而言的绝对”价值。在这一方面，我们提不出比《共产党宣言》更好的证据来证明他的博大的胸怀和广阔的眼界。在这一宣言里，他也热烈地赞扬了资本主义的成就；即使在他的学说里宣布资本主义未来必然灭亡时，他也从没有不承认它的历史必然性。诚然，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态度暗示了许多马克思本人内心本不愿接受和承认的事情。但毫无疑问他的态度是很坚定的。他关于历史的理论对事物的有机逻辑做出了特定的阐述，认识到这一点，使他更容易采取并坦然接受这种几乎有些“决绝”的态度。对他来说，社会事物都有一定的轨道。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志是基于他的根本立场而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社会主义被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从各方面来看，都是说得通的。
二、马克思——一个社会学家
由于马克思在德国成长、接受教育，为人又善于思考，所以他的哲学基础很巩固，他对哲学的兴趣也很浓厚。德国式的纯粹哲学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青年时代的爱好。有一个时期，他把这看成他真正从事的职业。他曾经是新黑格尔派哲学家。这大致是说，他和他的同盟者一方面接受了他们的创始人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又摒除了黑格尔派的其他追随者们对于黑格尔哲学所做的保守解释，而代之以极其相反的解释。这一背景在他的作品中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和俄国读者，由于思想倾向和训练基本相仿，都主要抓住这一因素并把它作为理解马克思体系的钥匙。
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并且对于马克思的科学能力是一种不公正的看法。马克思一生都保持着他的早期爱好，他欣喜于自己的论证和黑格尔的论证之间可能找到的某种形式上的类似，他喜欢证实他的黑格尔主义和使用黑格尔派词汇，但仅止于此而已。他从没有在任何地方背叛实证科学而依附于形而上学。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序言里，他自己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分析他的论证，就可以证明他在序言里所说为实，不是自欺欺人的。他所有的论证都以社会事实为根据，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都不涉及哲学领域。诚然，那些从哲学角度出发的注释者或评论者们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对于有关的社会科学他们了解得还不够多。此外，哲学体系建立者有一种心理倾向是只愿意接受来自哲学原理的解说，而不喜欢接受任何其他解说。因此，他们把经济学的实践经验看作哲学在有关事实问题中的展现，从而把讨论引向错误的方向，这样做既误导了他们的盟友也误导了对立阵营。
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借助广泛掌握历史的和当代的资料这样一种武器来完成他的使命。然而，他所掌握的当代的资料总是有点过时，因为他终日畅游于书海，所以他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完全不同于他所习惯的报纸的资料来源）总是有点滞后。然而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他也许经常会忽视一些专论文章，但他从不忽略同时代那些具有普遍重要性的文章。我们当然不能用颂扬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的词语去评论其在社会领域的成就，事实上，他在社会领域的知识架构还称不上像在经济领域里那样“无所不通晓”。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他在社会领域中的贡献，他仍然可以既从“大处着眼”，又从“小处着手”来阐述他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而且他的大多数理论都被认为达到了不在同时代其他社会学家之下的水平。他在引用这些资料时，都是透过杂乱不规则的表面现象深入其中洞察历史事件的伟大的必然趋势的。在这方面他不单有热情，也不单是对某事件进行分析的冲动，而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为了将自己的社会理论系统化所做出的努力的成果，即所谓的经济史观，毫无疑问到今天仍是社会学上一项最伟大的个人成就。在这个成就面前，再去追究这一成就是否为马克思的原创，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德国和法国先辈之类的问题，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
经济史观并不表达人们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全部地或主要地为经济动机所驱使这个主题。与此相反，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关于非经济动机的作用和结构的说明，以及关于社会现实怎样反映于个人精神方面的分析。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形而上学、各派艺术、伦理观念和政治主张是由经济动机所催生的，但也并不否定它们与经济动机之间的关联性。他只想揭露形成它们，同时也能说明其兴衰的经济条件。马克斯·韦伯的全部资料和论证完全适合于马克思的体系。社会集团和阶级，以及这些集团或阶级如何解释其本身的存在、地位和行为的方式，无疑是最使马克思感兴趣的。然而令他愤怒的是，有些历史学家根据社会集团和阶级的表面价值而形成他们的态度和概念（意识形态或如帕累托所说的派生物），并想用社会现实去解释社会现实。但是如果观念或价值对马克思来说不是社会进程的主要推动因素，那它们也不能被看作轻易就消逝的一股青烟。如果使用类比的话，它们在社会机器中是起着传动带的作用的。战后这些理论所取得的最有趣的发展是知识的社会学（SociologyofKnowledge），它是能提供解释这一问题的最好例证。虽然我们在这里无法过多涉及它，但提到它是必要的，因为马克思在这方面始终被误解了。甚至连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的演说中，也认为这一理论意味着个人和集团主要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种看法在一些重要领域是错误的。
经济史观所实际说明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1）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而人类的态度、行为和文明又是社会结构所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用“手推磨”产生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名言来表达他的观点。这种说法过分强调了技术因素，甚至于到了应该给以预警的程度，但如果能理解单纯的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么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通俗化一些，并且知道以下说法会使我们流失很多理论本来的含义，那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每天的工作形成我们的思想，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或我们看到的事物的方面——或我们各自能支配的社会活动范围。（2）各种生产方式本身都有其内在的必然趋势，那就是说，它们是随着其本身的内在需要而变动的，从而只通过本身的作用就能产生后继的生产方式。用同一马克思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以“手推磨”为特征的制度产生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即手推磨的机械生产方式逐渐被社会接受并成为实际需求，从而使得个人或集团都没有力量改变这种趋势。蒸汽机的兴起及其运用又产生了新的社会机能和社会地位，新的集团和他们的新观点，它们于是就保持这样的发展并互相影响，直到现有的结构不具有足够的能力容纳它们为止。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推进器，它首先推动经济变迁，并由于经济变迁进而推动其他一切社会变迁。这一推进器仿佛一个永动机，并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动力。
毋庸置疑，这两个命题都包含大量真理，也是极宝贵的假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目前大多数的反对意见都完全失败了，例如，所有那些从伦理或宗教因素角度考虑的反对意见，或伯恩施坦早已提出的那种轻松而简单地认为“人有脑子”，因而能够随意行动的反对意见，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进行了以上阐述之后，几乎不需要再细说这些论证的弱点了。人们当然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不是直接由周围环境的客观事实所强迫使然。但他们是根据一些特定的立场、观点和倾向来进行选择的，这些立场、观点和倾向当然并不会自成体系，而是由客观的形势所造成的。
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经济史观是否只是一个可以信手拈来的近似法，是否人们总是认为它在一些方面发挥好的作用时，在另一方面就会产生不太令人满意的反作用。这里一开始就出现一个明显的约束条件。社会结构、类型和态度就像是一些尚未被熔化的铸币，它们一旦铸成之后就能持续下去，甚至可能保持几个世纪。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形式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生存能力，于是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实际生活中的集团和民族的行为，与我们根据生产过程的主要方式试图做的推断所预期的结果，或多或少有些距离。虽然这是一种很普通的情况，但是当一种高度耐久的社会结构整个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时，是可以看得最为清楚的时候。诺曼人征服西西里时所处的社会情况正好能说明我的意思。马克思并没有忽视这些事实，但是他也没有认识到它们的一切引申含义。
与此相关的一个案例具有更不吉利的意味。回想一下6世纪和7世纪在法兰克王国中地主和佃户之间封建关系的出现。这无疑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塑造了延续很多世纪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了生产条件，包括需求和技术在内。但对其最简单的解释，要从先前由那些绝对征服了某些新的领土之后成为封建地主的家族或个人所担任的军事领导职能中去寻找（征服以后他们仍然保有这种职能）。这一理论并不完美地符合马克思的主导思想，并且很容易被误解而将结论引向其他方向。毫无疑问，借助于一些辅助的假定也可以把这类性质的事实包括在总的理论之内。但当需要插入这样的假定时，往往就意味着一个理论开始走向终结。
就像经济史观一样，我们首先必须承认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应被史册记载的贡献。一种奇怪的现象是经济学家在认识社会阶级现象方面是异常缓慢的。理所当然的，他们常常把那些互相作用产生了他们所研究的各种过程的人分成阶级。可是这些阶级不过是展现了某些共同特征的个人的集合体。因此，根据这一理论，有些人因为享有土地所有权而被划分为地主，有些人因为出卖其劳动服务而被划分为工人。但是社会阶级不是依附于分类学家的分类而产生的，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生动实体。它们的存在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结果，这些结果很容易因为我们将社会看作个人或家族单纯的、无定形的聚合而被我们忽略掉。究竟社会阶级现象对于纯粹经济理论的研究具有多大重要性，仍是一个相当有争论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它在很多涉及实践应用的方面和一般社会发展过程所涉及的一切更广泛的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粗略地说，社会阶级这一概念首次出现是在《共产党宣言》所包含的一段名言里，即“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然，这把它的位置提到了最高的位置。但即使我们把语调降低到这种主张，即历史事件常常可以用阶级利益和阶级态度来解释，现存的阶级结构总是解释历史时的一项重要因素，那也还有很多其他的论据能够支持我们的观点，即这一概念和经济史观本身几乎是同样有价值的。
很显然，我们自己做出的特殊阶级理论的正确性对由阶级斗争原理开辟的前进道路上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对历史的描绘和我们对不同文化模式及社会变化机制的全部解释，将按照我们选择的理论的不同而不一样。例如选择种族的阶级理论，就如戈比诺一样把人类历史归结成种族斗争的历史，或者选择施莫勒或涂尔干式的劳动分工的阶级理论，把阶级对抗分解成职业集团利益之间的对抗。或许在分析中出现差异的范围会超出阶级的性质问题。不管我们对于阶级的性质采取什么态度和看法，只要我们对阶级利益的定义不同，或者只要对于阶级活动是如何表现并展开的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这一题目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偏见的“温床”，还没有达到它的科学阶段。
有一个现象十分奇怪，那就是据我们所知，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明显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枢纽之一的社会阶级理论有系统地写出来。这可能是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阶级概念看问题的，以至于他不觉得有必要写出其确切的定义和说明，因而把这一工作拖得太晚，来不及写了。同样也有可能的是，在他的思想中还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他对现象的概念解释坚持纯粹经济的和过分简化的思想，所以给自己制造了很多困难，这就阻碍了他走向完成一条完备的阶级理论的道路。我们只有一些间接的和片段式的说明——其中有些是有力量的和杰出的——散见于这位大师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里。
由于把这些片段拼合在一起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能在这里尝试，但基本思想特别清楚。划分阶级的原则在于占有生产手段的所有权，如厂房、机器、原料及列入工人预算的消费品，或被排斥在这些所有权之外。这样，我们基本上有占有所有权的资本家和一无所有被迫出卖劳动的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而且也只有两个阶级。当然不能否定存在两者之间的中间集团，如由存在雇佣劳动但也参加体力工作的农民或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由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集团。但是由于它们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趋向消失，所以它们被当作不正常的集团。资本家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基本阶级，由于它们所处地位的必然性和完全独立于个人的任何意志，所以在本质上是彼此对抗的。虽然每个阶级内部的分裂和阶级内各小集团之间产生的冲突甚至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历史重要性，但在最后的分析中，这样的分裂和冲突是偶然的。唯一不带偶然性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中所固有的对抗与建立在生产手段的私人控制上的冲突，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的真正性质上的冲突——阶级斗争。
根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马克思试图向我们说明在阶级斗争中，资本家如何彼此互相摧毁，最后也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也试图说明资本所有权将如何导致资本进一步积累。但这一论证的切入点及把所有权问题看作社会阶级基本特征的这个定义本身，只能有助于提高“资本原始积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能有助于提高“资本家一开始时如何成为资本家”这一问题，或“他们如何取得（按照马克思学说所阐述的）为开始剥削所必需的物资储备”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说得极不明确。根据“资产阶级童话说”，过去已经有人，并且现在每天也有人正在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工作和储蓄的机会而成为资本家。马克思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但事实是，只要不是别具偏见的人，在观察历史上和当代的事实之后，都能看到这一“童话说”虽然远没有说出全部真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真理的某些侧面。出类拔萃的智慧和能力是推动产业成功的原因，特别是在创立产业定位方面，那些成功的案例十分之九是出自卓越的才能。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和任何个人试图创立自己的产业初期，储蓄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虽然不完全像古典经济学所解释的那样。诚然，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不会用由节省工资或薪水所积累的资金来建设工厂，从而获得资本家的头衔（产业雇主）。大部分资本积累来自利润，因此必须先有利润才能有积累——实际上这是把储蓄和积累区分开的真正途径。创办企业所需的资金一般是借用的别人的储蓄——社会上存在许许多多小额储蓄，这是容易解释的——或是靠借用银行为供将来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使用而设立的存款。即便如此，后者照例是由储蓄而得的：他的储蓄的作用是使他不必因为每日衣食无着落而不得不从事苦力工作；使他得到充裕的时间，以便考察环境，扩展计划和寻求合作。因此，如果仅从单纯的经济理论问题方面考虑，当马克思否认储蓄具有古典著者所说的作用时，他是有道理的，虽然他的措辞有些过分。
但是他的这种态度也的确起到了作用，它帮助马克思为另一种原始积累理论扫清了道路。但是这一理论也许不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明确。暴力，掠夺——镇压人民大众助长了掠夺，掠夺的结果又推动了镇压——这一观念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并且和一切类型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观念是相吻合的——现今这个时代甚至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符合这一规律。但显然它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是要说明有些人如何取得镇压和掠夺的权力。通俗的作品是不会为这一问题而烦恼的。我不应该想到要向约翰·里德的作品提出这一问题，因为我是在和马克思打交道。
马克思的一切主要理论的历史性至少提供了近似于解决方法的解释。对他来说，资本主义由封建社会状态成长起来不仅仅是现实中所发生的事件，而且存在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也产生了探究社会阶层的形成原因及形成机制的问题。但马克思实质上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暴力统治，在这种统治下，镇压和剥削人民大众已是既成事实。这样，最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状况而设计、提出的阶级理论被引申到它的“前辈”封建社会了——就像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很多概念一样。资本主义剥削者简单地代替了封建剥削者，这一推论在假定封建主实际转化为实业家的情况下是成立的，而且只此一点就可以解释前述问题中未解决的部分。历史事实对这一看法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许多封建主实际上在后来建立并管理着工厂，并且常常由他们的封建地租提供资金支持，由务农人口（不一定全部是他们的农奴，但相当一部分是）提供劳力，最突出的是在德国。
虽然马克思从社会学方面，即根据私人控制生产方式的制度来给资本主义下定义，但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论却来源于他的经济理论。这一经济理论试图说明的是，包含在阶级、阶级利益、阶级行为、阶级之间的交换等概念里的社会学数据，是怎样通过经济学上的价值、利润、工资、投资等得出的，以及它们如何恰好产生出最后使自己走向灭亡的组织结构，同时为另一种社会的出现创造条件的经济过程。这一特殊的社会阶级理论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将经济史观和利润经济的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以此整理一切社会事实，使所有现象会聚在一起，指向同一个焦点。因此，它不仅是只解释一种现象而忽略了其他现象的关于一种个别现象的理论，它是一个有机体，具有综合的功能，与那些用来解决眼前问题的有效措施、方法相比，这种功能对于马克思学说体系来说要重要得多。在我们试图理解像马克思这么精于分析的学者如何能容忍其理论中有缺陷存在时，不应该忽略上述功能。
从古至今，总有一些热心于欣赏马克思的这种社会阶级理论的人。与他们的行为相比，他们做出这些行为时的心情更容易理解：他们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强大力量和恢宏气势所折服，以至于几乎不论它的组成部分有多少缺点都能加以宽恕。我们也将试图对它加以评价（见本文第四部分），但首先我们必须分析马克思的经济机械论如何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完成自己被赋予的使命。
三、马克思——一个经济学家
作为一位经济理论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对于一位被我称为天才和先知的著者，我认为开篇就应该强调他学识渊博这一特点，这看起来是多余的甚至有些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天才和先知并不总是在专业知识方面出类拔萃，而且如果他们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话，往往恰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不出众。但这并不适用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并且无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他在理论分析技术上缺乏锻炼或学识。他是一位求知若渴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极少遗漏重要的文献，他消化了他所阅读的一切，他热情地钻研每一个事实或论证的细节，这在习惯着眼于整个文明和长期发展趋势的人当中是极少见的。不管是批评和拒绝还是同意和接受，他总是把一件事情研究得十分彻底。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不得不说它是其理论作品的一个里程碑。虽然他的工作肯定是为证明某种特定的学说，但不断地努力锻炼自己和设法精通一切可以精通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放弃了偏见和非科学的目的。对于他的伟大的聪明才智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就问题论问题而不是考虑如何增加自身利益，因为前者是他的兴趣所在。无论他多么醉心于他的最后结论的意义，当他工作时，他首要关注的事情是如何把当代科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磨得更锐利，如何解决逻辑上的困难，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即使在一些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缺点，但在性质和宗旨上却是真正科学的理论。
马克思在经济领域所取得成就的性质总是被误解，而且这一误解除来自他的敌人外，还来自他的朋友，不过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朋友看来，他的水平要远高于单纯的专业理论家。如果对于他在这方面的著作给予过分赞扬，对他们来说，那将近乎对他所有成就的亵渎。他的敌人则厌恶他的态度和他的理论背景，几乎不可能承认在他的著作的某些部分里，他的确做出了一些别人无法企及的成就并能够承载如此高的评价。此外，生硬如冷却过的金属一样的经济学理论，由于浸没在马克思著述的火热的辞海里，所以取得了它本身所没有的热度。凡是对把马克思称为一个合格的、科学的分析家表示出异议的人，一定是只想到了他的语言，那些充满热情的词句，想到他了对于“剥削”和“贫困化”的强烈控诉，但是却忽视了隐藏在这些语句背后的他的思想。当然，这一切及其他许多方面，如他对于奥克内夫人的讽刺和批评，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它们对马克思本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于他的追随者和怀疑者来说都是如此。它们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许多人坚持认为，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可以看到某些比他的老师的类似主张有更多内涵的东西，有些理论甚至从根本上与其导师所主张的背道而驰。但它们并不影响他的分析的性质。
那么马克思是否真有导师呢？有的。真正理解他的经济学要从认识这一点开始，即作为一位理论家，他首先是李嘉图的学生。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他的论证显然是从李嘉图的命题出发而展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从李嘉图那里学会了推理的艺术。他总是使用李嘉图的分析工具，而且他在分析研究过程中所碰到的每一个理论难题，都是在他对李嘉图学说的深入钻研后，或者是他在其基础上受到启发而安排今后的工作时所展现出来的。马克思本人也很大方地承认了这一点。诚然，他不会承认他对于李嘉图的态度是典型的普通学生对教授所应有的态度：到教授那里，听教授三番两次地说人口的过剩、过剩的人口再加机器使人口过剩，然后返家努力把功课做出来。围绕马克思主义而争论的双方都不喜欢承认这一点，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图的理论不是唯一对马克思经济学产生影响的理论，在所有对其产生影响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魁奈的理论，马克思关于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概念都来自于魁奈。在1800年至1840年之间，一些英国作家企图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他们甚至可能提供了许多建议和细枝末节的东西，但他们的影响在我们提及李嘉图思想的影响时已经涉及并包含进去了。另外还有一些著者（如西斯蒙第、洛贝尔蒙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们也许与马克思的关系比较亲近，但马克思对他们的批判却更加不留情面，而且他们的工作在很多地方和马克思的相近。对于这些著者，我们在此不予详述，因为并非所有事情都与主要的论证有关，例如，马克思在货币领域里的成就显然较差，在这方面他没有达到李嘉图的水平。
如果要为马克思理论写一个极其简短的提纲，那么不可避免地会使《资本论》的结构受到多方面不公正的指责。可是，这部著作虽然部分地没完成，部分地受到很多极为严苛的非难，但它仍然雄伟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其非凡的轮廓。
（1）马克思和当时及稍晚一些时候的理论家们在一些方面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即以价值理论作为理论结构的基石。他的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式的。当然，他们之间在用语、演绎方法和社会学含义方面有很多差别，但在今天的理论家所唯一关心的纯粹理论方面，却几乎没有差别。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说，每件商品的价值都和那件商品里所包括的劳动量成比例（在完全均衡和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这个劳动量是由现行社会的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两位都用劳动时间来测量这一数量，并用相同的方法把不同性质的工作以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两位也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由方法本身所引起的开始研究时遇到的同一个难题（那就是说，马克思在向李嘉图学习时就遇到了这个难题）。关于垄断或我们今天所谓的不完全的竞争，他们都没能提出有价值的理论。他们在回应受到的批评时都使用了相同的论调，所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的论证欠文雅些，也稍嫌冗长并且更带有“哲学”韵味（我们所用的是这个词的贬义）。
关于这一价值理论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这一点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在对这一理论所进行的大量检验里，正确的因素确实并不总在一方，它的反对者曾经使用了许多错误的论点。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争论劳动是否是经济价值的真正“来源”或“原因”。这一问题也许是社会哲学家最感兴趣的，因为他们要从这里推论出在伦理道义上产品应归属何方。马克思本人当然对问题的这一方面也并非是漠不关心的。但是对于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来说，由于它必须描述或解释实际的过程，所以探究“劳动价值论是如何发挥分析工具作用的”这个问题更显得重要，而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它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
首先，在完全竞争情形的假定以外它根本不适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无法发挥出所预期的全部作用，除非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并且只表现出单一的形式。如果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不能满足，就必须引用另外一些假定，而这又会大大增加分析工作的难度，问题也会变得很棘手，难以处理。由此可见，基于劳动价值理论而进行的论证只适用于极特殊的情形，因而没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然而如果从该理论与相对价值的历史发展趋势大体一致的角度来看，它也不是毫无用处的。边际效用理论现在也许已经过时了，但当其最早以自己特有的形式代替劳动价值理论时，确实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它比后者的优越性，其中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其普遍性、适用性都更强。一方面，它能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它能适用于有其他生产要素和许多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劳动同时存在的情况。而且，如果把上述提到过的限制性假定应用于这一理论，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理论直接得到价值和使用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因此，问题应当是很清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边际效用理论的质疑（正如他们一开始试图做的那样）是荒谬的。另外，这也并不意味着劳动价值理论就可以被看作“错误”的，这么做也是不正确的，毕竟这个理论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
（2）虽然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没有完全注意到由于采取这一出发点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但他们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还是能清楚辨别的。特别是他们都尽力解决由于剔除了“自然因素”的作用而引起的问题，因为自然因素被单纯建筑在劳动量基础上的价值理论剥夺了它们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应有的地位。人们所熟悉的李嘉图地租理论，实质上就是完成这种排除的一个尝试，马克思的理论也同样致力于此。一旦我们拥有一个能像解决工资问题那样自然而然地解决地租问题的分析工具，全部困难就会烟消云散了。因此，无须再比较马克思的绝对地租学说与级差地租学说孰优孰劣，也无须再追究它与洛贝尔图斯学说之间的关系了。
但是即使姑且不考虑自然因素的作用问题，我们仍然面临其他困难，这些困难来自作为生产资料而存在的资本。在李嘉图看来，这一问题是极其简单的：在他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4卷第1章里，他引入了资本货物这个概念，并作为一个事实来接受它而不是试图去质疑它。他认为，资本货物，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当被用于生产一种商品时，这种商品会以能为这些资本货物的所有者提供净回报的价格出售。而且他还认识到这是与从投资到生产出产品的过程所花费的时间有关的，这将使这些产品的真实价值和包含在其中的由劳动时间（包括生产这种资本货物本身的时间）决定的价值有所偏离，而且这一劳动时间在行业间也有差异。他在指出这个问题时表现得很冷静，就好像这个观点是在赞同而不是在反对他的价值理论一样。除了这一点以外，他没有再进一步把自己束缚在和这个问题有联系的次要问题上，显然，这是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的理论已经说明了价值的基本决定因素。
马克思也引用并接受和讨论了同一事实，同时也从未质疑其真实性。他坦然地承认上述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相矛盾，但是他认为李嘉图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并不透彻，因此在以李嘉图所提出的形式接受了这一问题的同时，他就开始极其热心地钻研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像李嘉图一样用几百页的篇幅来阐述。
（3）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他不仅对于牵涉到的问题的性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另外还在所继承的李嘉图分析工具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例如，他成功地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资）的分类代替了李嘉图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分类，用“资本有机构成”这个更为严密的概念取代了李嘉图的“生产过程期间”这个略显不成熟的概念，他对于资本理论也做了许多其他贡献。但是我们目前将只对他关于资本纯收益的解释进行讨论，也就是他的剥削理论。
马克思认为一个劳动者的脑子、肌肉和神经就是劳动力的潜在储备和资源。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储备和资源是一定形式和数量的具体存在的某种物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它就是一种商品，像其他许多商品一样。他的这种观点也不难理解，只需想想奴隶社会的情况就会一目了然，马克思认为在工资合同和奴隶买卖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所谓雇主对“自有”劳动力的买卖就和奴隶社会的情况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奴隶社会买卖的是劳动者本人，而资本主义社会买卖的则是劳动者的潜在劳动力。
既然这个意义上的劳动（不是劳动服务或实际的工时）是一种商品，那它必然遵循价值规律。这就是说，在均衡和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劳动者所取得的工资必然和“生产”劳动力时所需要的劳动时数成比例。但“生产”一个工人肉体中所储存的潜在劳动究竟需要多少劳动时间呢？这应该是与劳动者得到的吃饭、穿衣、住房和哺育下一代的费用相当的劳动时间。这些构成了劳动力资本的价格，如果将其中的一部分出售，并用“天、星期”这些时间单位来计量，他就能得到和这部分劳动力价值对等的工资。这就像一个奴隶贩子在贩卖奴隶时，是根据该奴隶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而定价的。我们应当又一次看到，这样马克思就小心地避开了一些各式各样烂俗的口号式的说法，即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里，工人是被掠夺或被欺骗的，或由于他软弱可欺，所以他是被迫接受任何强加于他的条件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事情不是如此简单：劳动者还取得了他的潜在劳动的全部价值。
但是“资本家”一旦取得这份潜在服务，他们就能使劳动者工作的时数比生产这份潜在服务所需要的时数更多——提供更多的实际劳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能够勒索到比他们实际支付更多的工人劳动时间。由于生产出来的产品所能得到的售价也是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工时成比例的，所以两个价值之间就产生了差价（这个差别完全是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的作用中产生的），这一差别，因资本主义市场结构的作用，必然归于资本家，这就是剩余价值。虽然资本家已经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不少于他们的潜在劳动的全部价值，他从消费者那里所获得的收入也不多于他所出售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但由于攫取了剩余价值，所以他就“剥削”了劳动。我们应当再次看到，马克思并没有求助于市场上产品的价格不公平，限制生产或欺骗之类的说法。当然，马克思并不否认存在这些做法，但他正确地认识了它们，而不是把任何基本结论建筑在这些做法的基础之上。
（4）再加入两项就可以完成这一框架：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的（也是恩格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在前一理论中，其分析和看法都失败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在后一理论中，两者却都处在有利地位。
毫无疑问，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属于较富裕阶层的人民的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是逐渐下降的，而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人民的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也丝毫得不到改善。这不是由于任何偶然的环境原因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过程的必然趋势。作为一个断言，这当然是非常不确切的。实际情况是与这一预言截然相反的，各类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试图将这种与理论相悖的情况解释清楚。最初——即使在今天还有这样的例子——他们在对这个“法则”的挽救中表现出了惊人的顽固，试图用工资的统计数字来证实“法则”所描述的趋势是存在的。后来，又有人试图给出不同含义的解释，也就是说，使它所指的不是实际工资率或归于工人阶级的绝对份额，而是劳动所得在总国民所得中的相对份额。虽然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实际上可以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可是这显然与大部分章节的意义相悖。而且接受这种解释也没什么意义，因为马克思的主要结论是：劳动者人均收入的绝对额是趋于下降的，或者至少是不会增加的。如果他真的曾经考虑过相对份额，那只能增加马克思主义者的困难。最后，这一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工资和薪俸在总所得中的相对份额，虽然是有变化的，但每年的变动很小，而且长期看来尤其稳定——确实没有表现出任何下降趋势。
但是似乎还有另一种摆脱困难的说法：一个趋势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可能不能从统计数据中正确地被反映出来，在有些情况下还可能出现相反的趋势，或是隐藏在被调查的对象内部，也可能被其他的例外所掩盖了。这事实上是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说法。他们认为殖民地扩张，或者更一般地说，19世纪的开辟新领地，就是这种例外，在他们看来，这为剥削的受害者带来了一个“禁猎期”。我们将在下一部分有机会接触这个问题。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许多事实给予了这一论证一些表面上的支持，而且这个论证在逻辑上也是无可指摘的，因此，如果这一趋势确实存在，那么他的论证是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困难的。
贫困化理论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理论，也就是支持生产机械化造成了失业的原因。而后备军理论的理论基础并不牢固，它是建立在李嘉图理论体系中关于机器的那部分内容之上的。需要指出的是，除价值理论外，马克思的理论从没有像这里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这样依赖于李嘉图学说。在涉及这个现象的纯理论部分，他几乎没有做什么补充修改。
现在简要介绍一下李嘉图这一理论的发展过程。李嘉图最初也倾向于同意这个在任何时代看来都无可厚非的观点，即不得不承认将机器运用于生产过程中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但是当他终于怀疑这一意见，或怀疑它的普遍正确性时，他以他特有的坦率作风修正了他的主张。而且在修正他的主张时，他也以他特有的作风追溯到过去。他使用他惯用的“设想一个典型的事例”的方法，提出了一切经济学家都熟悉的数字例证，证明事物也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一方面，他并不否认他所证明的只是一个可能性——虽然在他看来是很可能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机械化能通过它对于总产量、物价等的影响最终给劳动者带来净收益。
这个例证在它所涉及的范畴内是正确的。现在更精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李嘉图的理论，但也仅限于其理论中涉及有关现象的两个方面都有可能发生的说法。这些方法比李嘉图先进之处就在于，它们能够通过对一些必要条件的陈述推断出究竟哪个结果会在最后出现。当然，这些也能由纯粹理论完成。为了预测实际结果，还需要更多的资料。但就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来看，李嘉图的例证在有些地方还是很有趣的。他假设一家拥有一定数量资本和工人的企业决定要实现生产机械化，于是安排一组工人去建造机器。当机器建成之后，它就可能将修建机器的那些工人中的一部分解雇。虽然利润可能最后仍然不变（通过竞争的比较调整，临时收入会被消除），但总收入将会减少，减少的数量恰好等于从前支付给那些现在被“释放”了的工人的工资数量。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代替可变资本（工资）的观念完全可以说是这种说明问题方式的精密的复制品。李嘉图强调的多余人口和马克思强调的过剩人口如出一辙。马克思常常用“剩余人口”这一名词作为“产业后备军”的替换物。由此可见，李嘉图的学说被他囫囵吞枣地接受了。
但是只要我们将马克思建立在这一薄弱基础上的理论考虑在内，本来可以接受的李嘉图学说范围内的一些观点就变得站不住脚了，这事实上也成为导致其体系内出现不一致的原因，而且也不能通过对最终结果的正确见解得到补救。马克思自己似乎也有一些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拼命地抓牢了他的老师所总结的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对“产业后备军”理论的悲观论证，就好像工人境况随机械化的发展而变糟这一悲观结论是唯一可能出现的结果。他甚至更拼命地攻击那些遵循李嘉图在补偿方面的暗示而做进一步发展的作者们。这种暗示是:即使采用机器的直接影响会带来损害，但是机器时代对于劳动总会有好处（补偿理论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最讨厌的东西）。
他当然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他迫切需要给他的后备军理论找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除了服务于一些次要的目的之外，还应该主要服务于两个基本目的：第一，由于他反对将他的有关剥削的理论说成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为其理论的支柱（他对这个理论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就同时放弃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柱，取而代之的就是历久弥新的产业后备军理论；第二，他采用的关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机械的范围的狭隘观点是和《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句子相呼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仅是这一卷的结论，也同时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最终结论。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马克思能被一些人热切地赞扬，同时又被另一些人所鄙视，我将在此处较完整地引用《资本论》的原文，而不只是局限于这里的讨论中所涉及的内容，无论它们是对真理的预言还是一些歪曲的事实的合成品。原文是这样的：“和这种集中或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剥夺的现象联在一起……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场网中形成密切联系，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质，跟着发展起来。把这个转化过程所有的利益横加掠夺，并实行垄断的资本大王的人数在不断减少，穷乏、压迫、奴役、退步、剥夺的总量，则跟着在增加，但是，人数不断增长，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自身所训练、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愤激反抗，也跟着在增长。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在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
四、马克思——一位导师
我们已经看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学和经济学是如何彼此渗透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在目的和实践方面是一致的。这样一切主要的概念和命题既是经济学的也是社会学的，并且在两个层面（如果能根据我们的观点将其成为论证的两个层面的话）上有着相同的含义。例如，经济学中的“劳动力”这个范畴和社会学中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至少在原则上是统一的，而事实上，它们就是一个概念。又如，关于经济学家的职能分配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收入是指对生产性服务的回报，而不考虑社会阶级；而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任何这样的收入都要在阶级之间分配，这样它们之间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再如，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资本只有在特定的阶级手中才成为资本，同样的事物在工人手中就不能被称作资本。
这种做法毫无疑问给分析方面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景象，经济理论中像幽灵一样死气沉沉的观念开始有了生气。没有血肉的定理活动、奔腾、呐喊起来了；虽然它并没有失去它的逻辑性，但它已经不再仅仅是抽象的体系中具有逻辑性的一种命题，而是描绘五花八门社会生活的笔触。这种分析不仅比一切经济分析的描述表达了更丰富的意义，还包含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它把各种阶级行为都拉进它的画面，而不管这种阶级行为是否符合经济过程的一般规律。战事、革命、一切形式的立法、政府结构的变动等，总之，所有这些被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简单地视为外部干扰因素的事物都包含在马克思学说的范围内，与机器设备的投资、劳动力的交易一同出现，并且所有这一切都被纳入一个简单的纲要中。
同时，这种做法也有它的缺点。按照这种做法被安排的概念受到了一定束缚，虽然它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生动性，但很容易同等程度地产生相反的效果。工人和无产阶级这一对概念，虽然有点俗套，但可以作为例子被引用来说明此处的问题。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有的个人劳务报酬都带有工资的性质，无论获得报酬的人是高级律师、电影明星、公司总经理还是街道清洁工，因为从所牵涉的经济现象来看，这一切报酬有许多共同之点。这种概括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与此相反，它是有启发作用的，甚至对于事物的社会学解释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如果把劳动和无产阶级等同起来，就把问题搞得不清晰了，事实上我们在自己的描述中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同样地，一个有价值的经济理论可以被它在社会学中的变化弄得破绽百出而失去其丰富的含义；反之亦然。这样，一般的综合，尤其是对马克思在某些方面的综合，可能会同时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变得更糟。
按照马克思主义路线做出的综合，即抱着使各种事物都服从于一个目的的观点把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分析协调起来，它的目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的论证——是十分广阔的，但分析结构却并非如此。
我已经在前文中提到，马克思的综合理论体系包括所有诸如战争、革命、立法变迁之类的历史事实，以及那些诸如财产、契约关系、政府形式之类的社会制度，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习惯于将这些东西称为干扰因素或视为论据，也就是说，他们不打算解释它们，而只是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和结果。在界定不论哪种研究方案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时，这些因素和论据当然是必需的。即使它们并不总是得到明确的说明，那也是因为研究者认为每个人都对它们有足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一大特点便是把这些历史事实和社会制度本身归入经济分析的解释过程之中，或者更正式的表达是，他不仅将它们作为数据，同时也将它们作为变量使用。
这样，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国内战事、1914年的世界大战、法国大革命、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英国的自由贸易、整个劳工运动及其任何其他的特殊现象、殖民扩张、社会制度的变革、每一时期和每一国家里的政党政策和国家政策——这一切都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域里，并声称在他的经济学中，以上所有现象都可以找到理论上的解释，而其解释的根据是阶级之间的冲突、资本积累、资本构成的变化、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及利润率的变化。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满足于只是对一些技术性问题给出机械的回答，更深层次地，他需要发掘人类在对苦难的反抗中所表现出的人性并做出分析。“政治”一词也不再是研究基本问题时可以而且必须被排除出去的独立因素，并且当它加入时，也不再是可以根据人们的好恶，被冠以一个当工程师转过身时就恶作剧地拨弄机器的调皮孩子的角色，或者是一个运用自己包容一切的美德和超自然的能力和智慧扭转乾坤的英雄的角色。不，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这是不会发生的：政治本身是由经济过程的结构和状态决定的，在经济理论的范围之内，它变成了经济效果的指示器，正如任何市场中的买卖行为一样。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总是更能被综合的方法所独有的魅力所吸引，而这是再容易理解不过的了，特别是对于那些青年人和在报界工作的有识之士，这一点表现得最突出。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一个无论是以哪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可以拯救世界的机会；他们厌恶单纯得无法形容的教科书，于是他们在感情上和知识上都得不到满足，但又无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方法，而马克思的方法的出现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那里有打开一切极端奥秘的钥匙，有能够调度或重大或次要的事件的指挥棒。他们的心理和态度，引用黑格尔的话就是：注视并寻求最一般而又最具体的解释。他们不需要再试图从纷乱的千头万绪中理出一条线索——他们一下子就可以识破隐藏在那些政治和商业上的傀儡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玄机。他们的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其他的选择实在无法与马克思相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