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佛教艺术的发展》（7）
窟顶四坡各有主题，北坡为序品，描绘佛祖聚集诸乘弟子于灵鹫山，并讲演《法华经》的盛况。西坡为《方便品》，列举有多种成佛之道的方便法门，如四众布施、施象队、施驷马宝东、施音乐舞蹈等。南坡《比喻品》，以“三车火宅”之喻，来比作三乘弟子成佛之道。画面描绘了火起中的奢华大宅，狐狼毒蛇四处奔逃的情景，用以象征人生如居于火宅，险夷无常。图中长者以三车救助诸子逃离火宅，最后诸子归集于白牛车，象征小乘、中乘、大乘这三乘弟子的成佛之道，与逃离火宅的方法和目的是相通的，以显众生皆可成佛之道，最终都是归于成佛的一乘之教。东坡为《观音普门品》，描绘观音菩萨化身度人的诸多场面，如观音救度落难商队，救度海中身处险境的乘船人等。
《维摩诘经变》有著名的《文殊师利问疾品》，表现文殊菩萨与居士维摩诘对坐辩论的情景，有第423、417、420窟等。《涅槃变》在莫高窟较早见于北周第428窟西壁北侧，这是与释迦诞生、降魔、说法相组合，以佛传故事形式出现。隋代涅槃图是以独幅形式出现，见第427、280、295三窟。
涅槃像在印度约出自2世纪前后的犍陀罗地区，大藏经《增上部》在描述死者的卧法时讲到，仰卧为死者卧法，左肋向下卧为爱欲者卧法，右肋向下卧为狮子卧法，佛祖释迦涅槃为右卧，枕右手，双目紧闭，有头光而无身光。汉地涅槃佛的姿态呈右卧，但在云冈如第11、35等窟也出现左卧涅槃像，与经典所述不符，哀悼佛祖的圣众多为比丘。莫高窟第295窟的涅槃图对此表现得极为生动，举哀弟子环立于佛祖身后，表情刻画鲜明，号啕欲绝，悲恸宛转之情各异。
《弥勒上生经变》画面表现在兜率天宫说法的弥勒菩萨，以须弥山上五间多层大殿象征兜率天宫，弥勒菩萨交脚坐于狮子座上，左右侍立四菩萨，宫殿为三层楼阁式建筑，内有天王、天女奏乐和舞蹈，两侧有菩萨说法授记。画面为横长条形，如第416、423等窟。《阿弥陀经变》见于第393、433窟，主体为表现列坐莲座之上的西方三圣，中央为阿弥陀佛，两侧分别为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周围有众沙弥和菩萨簇拥，宝池中间有莲花和化生童子，飞天于空中歌舞，西方净土境界已跃然成型。
《药师经变》是以《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为其创作母本，见第436、433等窟，主要表现药师琉璃光佛和左右侍立的日光、月光菩萨，在三尊像的两侧跪有十二药叉神将，主尊前方置药师灯轮，以示遭厄运者可以得渡。药师佛是佛国医王，发愿要解救众生，凡是敬药师，闻其名号者，均可不入畜生和地狱道，脱离众生之病源和无明之顽疾。这对安抚当时人们的精神起到极大的作用。
3．唐代佛教艺术
唐王朝，由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哀帝天祐四年（907），此间佛教大致经历了太宗、武则天、玄宗三代兴佛的高度发展，也有高祖抑佛及武宗毁佛的打击，虽几度受挫，总体来看发展之盛要超过隋代。唐朝是中国佛教艺术自南北朝之后的又一高峰。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密宗等宗派均成于唐。唐代宗派林立，高僧辈出，经籍浩繁。唐代帝王不仅大兴佛法，而且积极扶持儒家、道家，使儒、道、释三教合一，交融并进。佛教在本土意识形态的浸润和滋养中必然打上中国的烙印，佛教艺术终于在唐代完成了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历史剧变，呈现出中国的气象和特质。
佛教一旦为统治者所推崇，经高速发展就会形成令当权者威慑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佛教的限制和打击之举也就随之而来，北魏武帝、北周武帝灭佛都是如此。隋末弥勒信徒袭击端门事件及陕西凤翔、河北唐县的武装起义，是借弥勒出世之名而起。
唐初，统治者正是看到了佛教壮大之威胁，加之天下大定，道教的“无为”更适宜国家的休养生息，再则唐王朝统治者与道教主李耳同姓，攀附道教有利于新政权尊贵身份的显现。唐高祖遂承袭隋炀帝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太史令傅奕于高祖武德年间，几度上表斥佛，请求罢除佛教，促成高祖下令沙汰佛教，后因皇子争位之故而未得实行。但佛、道、儒三教的轻重秩序，高祖在武德八年（625）就有诏叙：“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崇道抑佛的政策就此形成，至太宗贞观十一年（637）仍基本维持这一局面。但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对佛教的发展在客观上已起到了推动作用。
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初唐以来的佛道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变。李世民重新解释了对佛道二教的看法：“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这无疑已对佛教用于治国的地位，作了无上的提升，太宗还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并以菩萨戒弟子自居，皈依三宝，施财斋供。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首次将汉地佛像、佛经传入藏地。贞观十九年，于印度求法的高僧玄奘载誉回到长安，深为太宗赏识，为其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促成法相一宗的建立。太宗时期海内有寺3716所，所度僧尼18500余人。
太宗之后几任皇帝仍延续了对佛教扶持利用的政策，而将唐佛教发展推向又一高度的是武则天。她自继位之时就明确了其崇佛抑道的方针：“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并改变了太宗以来译场基本由玄奘一家把持的局面，于阗实叉难陀、提云般若，印度地婆诃罗、菩提流志及汉地义净等高僧相继进入译场，佛教各宗学说得以全面发展，唐代佛教也由此达到极盛。其中华严宗备受武则天的扶持，华严宗的创立者法藏，深得华严要领，在唐睿宗时就为皇帝门师，据说在为武后讲解《华严经》“华藏世界品”时，大地震动，武则天下敕褒奖。由于《华严经》倡导“法界缘起”理论，认为一切现象均由本体而起，现象与现象之间，现象与本体之间均圆融无碍，这种“圆融无碍”可用于对人生、宇宙的观察，也是认识的最高境界。这一学说对于拥有吸纳四方万物气概的盛唐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武则天以后，唐朝对佛教发展予以较大支持的还有玄宗皇帝。玄宗虽崇信道教，并对武则天时期举佛抑道之策加以调整，一度对佛教给予限制，却并未阻断隋唐以来形成诸多宗派的继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密宗在开元年间兴建，与玄宗的支持有关。佛教有显宗、密宗之分，显宗依据的是释迦牟尼（应身佛）佛述各种经典，密宗则依据毗卢遮那佛（法身佛）所传大法。所谓密宗，也称密教，是印度大乘佛教发展后期的产物，是大乘佛教、印度教及印度民间信仰的混合体，以强调咒术、仪礼、俗信为其特征，通过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身密）、心观佛尊（意密）三密相应而达到“即身成佛”。
中国佛教在三国时期已有经咒传译，但并不系统。两晋、南北朝，对密教典籍的译介始终未断，而促成密法形成宗派的，则是玄宗开元年间由印度来华的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这三人被后世称为“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在印度得密法真传先后将胎藏部、金刚部密法传入中国，密宗基础得以确立，后不空又奉金刚智遗命由南印度广求密籍，回中国专志翻译，光大密宗。玄宗、肃宗、代宗皆礼其为帝师，受其灌顶。唐朝密宗还对朝鲜和日本佛教产生影响。
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度遭到破坏，寺院乘机扩充庄园，大规模驱使奴婢，僧尼数量也迅速上升，寺院经济恶性膨胀，与国家利益产生冲突，至武宗会昌二年至五年（842～845），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毁佛事件。武帝在废佛教书中讲道：“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关，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对于唐代的佛教艺术而言，经初唐的休养生息，民间诵经拜佛之需日趋强盛，寺院经济得以发展。佛教造像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及四川云南、北达山西河北的广大地区。龙门、天龙山、北石窟寺、炳灵寺、莫高窟、山东历城、四川广元等处窟龛骤增，密宗、显宗造像并存。雕塑方面，体态丰满雍容，神态庄重、慈祥，颈部塑出两道或三迹旋纹的佛及菩萨造型得以确立。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所具有开阔胸怀的形象体现。壁画方面，随着变文的发达，佛教各宗派开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佛理，经变画也不拘泥于某一部分经文，而多以全幅画表现整部经文的重要内容，有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观无量寿经变、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等。同时由于佛教各宗派学说指向的差异，同一题材的经变画，表现方式也不同，较前期要复杂许多。
在将近三个世纪的唐代历史中，唐代佛教艺术的发展轨迹基本顺应唐朝国势而发展，初唐是唐代佛教艺术走向成熟的时代，盛唐为唐代佛教艺术的高峰。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而衰。故至中、晚唐阶段，佛教艺术渐次变得因袭成规，走向柔媚纤弱而委靡无力。
（1）武则天君权神授下的龙门唐窟首先叩开唐朝佛教艺术之门的是龙门石窟。龙门石窟自唐高宗时代起，开窟造像进入自南北朝以来的又一高峰。新开窟龛数以百计，主要分布在西山和东山。西山北部主要有宾阳南北两洞、潜溪寺、敬善寺；中部有双窟、万佛洞、惠简洞，多建于高宗年间；南部有奉先寺、极南洞。东山石窟主要位于擂鼓台和万佛沟，多建于武则天至玄宗年间。
武则天在倡导佛教的同时，也利用佛教为其当权寻找依据。时有沙门伪撰《大云经》，描述神皇受命之事，将武则天称作弥勒下生，其称帝符合弥勒授记。武则天也以“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自居，对佛教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支持实叉难陀、义净、菩提流志等的译经事业，迎请法藏为其讲授新《华严经》，执政期间“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耗资以万亿计，国库为之耗竭。
西山北部、中部洞窟
宾阳南洞与潜溪寺的开凿：北魏景明初及永平中开造的宾阳三洞，除中洞在北魏孝明初基本告竣外，宾阳南北两洞工程暂告搁浅，其工程在隋唐得到延续。南北两洞营造在北魏的停滞应与宣武帝死后发生于宫廷的一次政变有关，时主持宾阳北洞营建的宦官刘腾卷入了这一事件。北魏为防后党乱政，仿照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稳定朝政的方式，凡王妃所生男孩，一旦被列为太子，其母将被赐死。宣武帝废除了这一制度，对胡妃并未赐死。宣武帝死后，年幼的孝明继位，其生母胡妃被尊为太后，临朝摄政，刘腾因曾经保护胡氏有功而受到重用。后刘腾发起宫廷政变，废胡太后于宣殿，将其软禁数年。刘腾死后，胡太后返政，毁其坟墓以作报复。宾阳南北两洞工程也因受刘腾事件牵连，而中途被废。
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洛阳地处东西两大势力争斗的前沿。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序》中描述了他于东魏武定五年（547）重返洛阳时的所见：“城部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尽，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南北两洞在此局面下，仍继续着其荒废的状态。
宾阳南北两洞在北魏遭废弃以前，已粗具规模，两窟窟顶在当时就已完成，与中洞一样，皆作莲花藻井。此外南洞两侧壁下层有未完工的十神王像，应属北魏遗物。南洞深约9米、宽8.3米、高9米，窟内有隋大业、唐贞观、高宗时期的纪年小龛。正壁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大像，由造像风格结合中洞与南洞贞观十五年（641）《伊阙佛龛之碑》内容，一般认为南洞正壁（西壁）群像应开凿于唐贞观十五年。南北两侧壁居中分别开有大龛，北壁大龛高3米、宽1米，主尊为立佛，着通肩衣；南壁大龛高3.5米、宽2.5米，内置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主尊结跏趺坐于仰莲佛座上，佛内着僧祇支，系博带，外披袈裟于左肩有一角被束起，这种钩钮式袈裟较早见于山东历城四门塔内南面东数年间造像，山西平定开河寺隋开皇元年（581）摩崖造像也着此袈裟。至初唐，此款佛衣在龙门石窟中已较为流行。
南洞四壁今存大小佛龛计一百余个，除部分隋龛外，多为唐龛。洞口北侧有力士造像，高约2.7米，纪年铭文显示为唐高宗永徽元年（650）驸马刘玄意所造。
宾阳北洞是为宣武帝所做的功德，刘腾事件后营造工程中断，除上述窟顶莲花藻井刻于北魏，另地面莲花图案，及两端刻有龙头的门槛也应是同期遗物。正壁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及洞口内两侧二身天王应完成于初唐。南北两侧壁有唐高宗年间所造的优填王像龛，并有一些未设造像的空龛，可以看出北洞营建至唐代也未能彻底完成。
宾阳南北两洞的正壁造像中，主尊头部硕大丰满，颈部出现三道旋纹等均属唐像特征，而对主尊及胁侍肩部的处理，仍有北魏造像注重风骨的余风。唐代造像风格的成熟，是在高宗显庆以后。
潜溪寺是龙门西山北部初唐开凿的大洞窟，约开造于贞观末至显庆年间，石窟作穹隆顶，并刻有莲花藻井，窟底平面呈方形，高9.7米、宽9.5米、深6.7米，正壁塑一铺七身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主尊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亚形坛基上，衣襞覆坛，内着僧祇支，胸腹部系带结，外披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佛作水波纹肉髻，左手残，右手施无畏印。胁侍中的菩萨观音和大势至造型十分完美，观音左手握净瓶，右手持莲，冠中有立化佛；势至左手握宝珠，右手持桃状物。两菩萨体态雍容丰满，神态亲切沉静，上身着僧祇支，戴项饰，帔帛由两肩自然下垂，下着长裙，X形穗状璎珞于腹前交叉穿璧。衣纹作阶梯式，起伏含蓄，代表了唐代菩萨造像的最高水平。
以上围绕主尊的胁侍群体中，较唐以前造像组合不同的是出现了天王。南北朝及隋对天王的安置多在胁侍群体之外，如麦积山北周七佛阁的天王被置于窟外前廊，莫高窟第257窟北魏窟中心柱正面，天王被置于龛外左侧，莫高窟第427隋窟中天王置于前室，龙门石窟中潜溪寺较早将天王跻身于胁侍行列。
天王为佛教八部护法之一。所谓八部护法分别是天、龙、夜叉（恶鬼）、乾闼婆（乐神）、阿修罗（战神）、迦楼罗（金翅鸟）、紧那罗（歌神）、摩睺罗迦（蟒神）。由于天众和龙众最显神灵而居上首，通常合称为天龙八部。图像上天王通常身披铠甲，脚穿靴。潜溪寺二身天王身穿铠甲，服饰与宾阳北洞相似，足下踏夜叉。值得注意的是，潜溪寺石窟内壁简洁无饰，也未凿刻像龛，这也是龙门唐代石窟的特征。
敬善寺石窟位于宾阳南洞下方，约造于唐高宗前期。洞口外北侧刻有《敬善寺石像铭并序》，为唐宣德朗、纪室参军事李孝伦撰，铭文显示石窟由太宗妃纪国太妃韦氏出资兴建。石窟约开凿于唐高宗前期。
石窟为穹隆顶，中心刻莲花，环以七身飞天。宽3.7米、深3.25米、高3.5米。洞口外上方有一方形小龛，原像已被盗，两侧各有一身飞天，窟门外两侧各一力士，再向外南北各刻一身菩萨。窟内正壁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像，并在主尊和两侧弟子之间，各刻一身体态较小的供养菩萨，弟子与菩萨之间刻有体态较小的比丘。主尊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八角束腰莲座上，作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衣襞覆坛，这种在一铺主要造像之间，插入供养菩萨和比丘的方式，及佛坐为八角束腰莲座，均是新出现的造像因素。此外，窟内四壁环刻有数十身菩萨，或坐或立于连梗莲花上。由于本尊头部、弟子迦叶及菩萨、力士均被水泥覆盖过，造像原貌已失。敬善寺的一铺七身造像组合形式在附近中小石窟中还有多例，有纪年的如龙朔元年（661）洛州人杨妻韩敬造阿弥陀像一龛并千佛。突出特点为除天王进入胁侍行列外，供养人也以小型塑像的方式，加入胁侍队伍。
地处龙门西山中部的万佛洞，北邻双窟，南有惠简洞。万佛洞是留有纪年题记的唐窟，纪年铭文刊刻在窟顶莲花藻井之间：“大唐永隆元年（680）十一月卅日成，大监姚神表、内道场运禅师，一万五千尊像一龛。”洞口北甬道北侧，“沙门智运奉为天皇、天后、太子、诸王，敬造一万五千尊像一龛。”洞口南甬道刻：“大唐永隆元年岁次庚辰九月三十日胡处贞敬造弥勒像五百。”
龙门瘗窟惠灯洞中的铭记显示，惠灯姐妹十几岁时即“事内供奉禅师尼智运”。万佛洞内两侧题记中讲到的“运禅师”及“沙门智运”，应指比丘尼智运禅师。文中“大监”为掌管宫内事物的女官官职，据《魏书·后妃传》载“大监视二品”。万佛洞的营造工程是在两位女性主持下进行的，另胡处贞也与同期有五百身弥勒像的功德。
万佛洞为平顶窟，宽约6米、深7米、高5.8米。窟门外两侧各刻一身力士，再外侧南北分另刻有护法狮子一身，均被盗凿。南侧狮子上方，刻一观音像龛，附有造像题记：“许州仪凤寺比丘尼真智敬造观世音菩萨一区，永隆二年（681）五月八日成。”观音为立像，左手持净瓶，右手持莲，跣足立于覆莲座上。
窟门内两侧各雕一身天王，足踏夜叉。正壁为一铺五身像，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八角束腰莲座上，这类佛座在龙门较早见于敬善寺主尊，佛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胸腹部系博带，与敬善寺不同的是佛衣未覆坛基。佛头作水波纹肉髻，眉间有白毫相，左手抚膝，右手施无畏印。二胁侍弟子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佛左侧大迦叶手握宝珠，右侧阿难双手合十，均跣足立于莲花座上。二胁侍菩萨头部被毁，佛左侧观音手持的净瓶及右侧势至手中宝珠均被盗凿。其中观音造型与窟门外观音像龛立像服饰及雕刻手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窟外观音的身姿已出现“S”形扭曲，这也是天龙山唐窟菩萨的常见形式。此外，正壁出现在弟子与菩萨之间分别刻有一身体态较小的供养菩萨。并于群像上方浮雕有五十二身坐于莲花上的供养菩萨，这些造像因素已见于较早的敬善寺石窟。
窟顶为莲花藻井，其外圈刊刻纪年铭文，再往外环绕八身飞天。南北壁几乎满刻千佛，像龛横竖排列，规整有序，并于南北壁中间偏上的位置各刻一优填王方形像龛。两壁千佛最下方浮雕有乐伎、舞伎形象。
双窟为统筹规划的南北并列二窟，约建于高宗麟德、乾封年间（664～667），二窟门外左右两侧均刻有力士一身，今南洞北侧力士已不存。北洞内三壁三铺像，正壁为一坐佛并二弟子，两侧壁均是一立佛并二菩萨，为三佛题材。窟门内左右两侧，各有一身天王。南洞正壁为一坐佛并二弟子二菩萨，主尊为倚坐弥勒佛，两侧壁满刻千佛小龛，两窟造像头部多已被盗。
惠简洞为中型洞窟，宽3.5米、深2.8米、高4.25米，为纪年窟。洞口内南侧有造像题记：“大唐咸亨四年（673）十一月七日，西京法海寺僧惠暕（简），奉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弥勒像一龛，二菩萨、神王等，并德成就，伏愿皇帝圣花无穷，殿下诸王，福延万代。”主持惠简洞开凿的是长安法海寺主惠暕法师，他也参与了奉先寺的开凿。
窟内正壁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本尊为倚坐弥勒佛，水波纹肉髻，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双手扶膝，坐于方形坛基。本尊及弟子阿难容貌神态与奉先寺如出一辙。佛像脸部刻画趋于女性化。
弥勒崇拜的高峰——奉先寺、摩崖三佛龛诸窟龙门弥勒佛造像在高宗以前尚不流行，太宗时期仅在小龛中有所表现，如破窟西壁贞观十一年（637）道国王母刘太妃造弥勒像。高宗后，随着武则天政治势力的扩大，龙门弥勒佛造像迅速涌现。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并于显庆五年（660）参与朝政，时“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武则天实际已取代高宗行天子之权。上元元年（674）武则天被称为天后，离称帝仅一步之遥。佛教也为其当权所利用，弥勒因其有上生为菩萨、下生为佛的经历而备受武则天的重视。按弥勒经典的说法，弥勒曾承佛授记，于释迦生前即命终，上兜率天，作候补佛位的大菩萨，等待下生成佛，来到人间接替释迦广度众生。
一系列假借佛教为武则天登基造势的举动随之而来。先有垂拱四年（688）她授意他人伪造多枚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载初元年（689）白马寺僧薛怀义等伪撰《大云经》，言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即将以女身作天子。武则天于690年登基，长寿二年（693）薛怀义监译新版《宝雨经》，经文中更增加了一段文字：“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曰‘日光’，乘五身云来诣佛所。……佛造天曰：‘我涅槃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赡部州东北摩诃支那国位居阿鞞跋致，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治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如此，武则天已被塑造为弥勒下生佛。
龙门唐代弥勒造像，除已提及的双窟南洞、咸亨四年（673）惠简洞、永隆元年（680）胡处贞造弥勒五百躯外，在梁文雄洞、龙华寺洞、破窟、极南洞、摩崖三佛窟及东山擂鼓台中洞正壁皆有弥勒佛造像。弥勒崇拜的兴盛，当与武则天的倡导有关。
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龛，应是武则天的功德。此龛位于龙门西山南部山间，在龙门石窟群中规模最大，也是唐代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有关大像龛的建造，卢舍那大佛佛座北侧，唐开元十年（722）：补刊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卢舍那像龛记》碑，对此略有介绍：“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奥以咸亨三年（672）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法海寺主惠暕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玄则、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至上元二年（675）乙亥十二月卅毕功。调露元年（679）己卯八月十五日奉敕大像南置大奉先寺。”
奉先寺由高宗皇帝发起兴建，并受到武则天的资助。在宽36米、进深40米的崖面上，雕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南北两侧壁各造一天王、一力士，共为九身大像。主像为卢舍那佛，是三身佛中的报身佛，意为光明遍照。其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高1.9米，倚山端坐，身形伟岸，气度高贵，神态雍容，面容丰润，眉如新月，双目修长。主尊卢舍那坐佛肉髻低缓作水波纹，颈部三道旋纹，着通肩衣，佛之胸部以下多已残损。值得关注的是大佛面庞被雕刻的极具女性特征，如肉髻处理蓬松，宛如女性束发，额、鼻、嘴三庭部位较脸的宽度来看显得较短，嘴角稚气性的上翘，下颌尖而内收等。这种将佛女性化的处理方式，在建于673年的惠简洞主尊身上已出现，这应是营建者惠暕法师刻意所为，意在向世人预示，武则天是为当今如来（图3-1-47）。
在主尊佛像的两边，分别侍立着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和二力士。主尊右侧立阿难，左侧为迦叶，跣足立于束腰八角莲座之上。两弟子外侧，分别侍立文殊和普贤菩萨，两菩萨头戴高宝冠，身披帔帛和璎珞。天王、力士立像以佛左侧一壁保存较好，天王身着甲胄，手托宝塔，双足踏于夜叉；力士上身裸露饰帔帛和璎珞，下身披裙，颈筋暴突，形神威猛。力士为金刚力士之略称，亦为护法，级别低于天王，通常以上身袒裸，身披璎珞帔帛，下身着短裙，全身肌腱暴起。力士作为主尊胁侍的发生时间较天王要早，南方有四川万佛寺梁普通四年（523）康胜造像，这件背屏式造像正面，群像皆站立，为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组合。北方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北侧壁底层龛像中出现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组合，时间约在正始二年（505）。
这些形象或恭敬虔诚，或端庄亲切，或刚厉肃穆，或威风凛凛。整组群雕主次分明，布局严谨，和谐统一，用天上之神际关系来影射人间之等级。半环状的造像群以磅礴的气势向礼佛者敞开怀抱，当人们在龛像之前仰视时，顿觉被诸佛的目光所凝视着，顶礼膜拜之情油然而生。佛教传“心”之美的妙境也正在此。
卢舍那大佛前额饱满，慈眉善目，深邃的眼神中充满智慧的光芒，透出对人世的关怀和爱护，嘴角微微上扬，颇有意味式的微笑使人感觉格外神秘，似乎洞悉了民间疾苦，知晓了人世命运，既显露出超凡脱俗的宁静和智慧，又带有世俗的虔诚与自信。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完美结合，使此尊佛像温和亲切而又神圣高贵，既显出男性的威严睿智，又充满女性的温婉典雅，与其说是佛国的神圣至尊，不如说是人间的完美偶像。北魏的佛教造像过于严肃而使人产生被拒之千里的疏离感和陌生感，五代、宋元佛像又过多地呈现世俗气息而削弱了宗教的神圣感，唐代造像则把握住了佛陀出世和入世之间的完美瞬间，将现实与彼岸交汇的刹那凝固在永恒的佛像中。
武则天资助卢舍那大佛的兴建与其扶植华严宗有关，此宗遵奉的根本经典为《华严经》。华严宗创始人法藏云：“按此经是毗卢遮那（卢舍那）佛法界身云，在莲花藏庄严世界海，于海印三昧内与普贤等海会圣众，为大菩萨之所说也。凡一言一义，一品一会，皆遍十分虚空法界及一一微尘毛端刹士，尽因陀罗网微细世界，穷前后际一切劫海，及一一念具无边劫。常说普说无有休息，惟是无尽陀罗尼力所持，非是翰墨之所能记，此乃圆满法轮称法界之谈耳。”《华严经》推崇卢舍那佛，以其取代释迦牟尼的地位，作为“法身”佛的形象出现，并将“法身”、“报身”、“化身”三位一体归于卢舍那佛，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世尊，诸佛皆成为他的化身。对卢舍那佛的图像表现，通常会在其佛衣上刻有千佛，如云冈第18窟主尊，奉先寺卢舍那的身份由碑记得以确认，身体却未刻千佛。
图3-1-47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唐河南省洛阳市在大像龛的北、西、南三壁，十一身大像的间隙处，高浮雕48尊立佛，为大唐内侍省高力士、杨思勖等百余人为唐玄宗所造无量寿佛。造像记为立于北壁的《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
极南洞位于西山最南端，洞外南壁刊刻造像题记，由残文可知，极南洞是宰相姚崇（651～721）为悼亡母而造，完成于神龙元年（705）前后。石窟宽4米、深4米、高4.1米，窟门外南北两壁各刻一身力士。窟内三壁环坛，坛基上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组合。主尊为倚坐弥勒佛，螺发，着通肩衣，坐于束腰覆莲座上，二弟子跣足立于仰莲座上。菩萨头部损毁严重，上身裸，饰帔帛、璎珞，下身着裙，身躯呈S形扭曲。这种身姿的菩萨造型，在龙门西山万佛洞外壁永隆二年（681）真智造观音像已出现，只是万佛洞菩萨的性别特征仍主要反映在脸部，身躯都未作强调。极南洞的两身菩萨像的胸、腹、胯部位对女性特征作了突出的刻画。与天龙山唐菩萨造像极为相似，二天王足踏夜叉，与奉先寺天王相比，夜叉身躯增大，天王显得较为弱小。
窟顶中心刻莲花藻井，并绕六身飞天，环绕三壁的坛基高约60厘米，浮雕有伎乐人像。坛基正壁处为舞伎弹箜篌、琵琶乐伎，北壁坛基有弹筝、吹箫乐伎，南壁坛基为击鼓、吹箫乐伎。
武则天于705年被迫退位，武周时代终结，唐中宗于神龙元年（705）即位，复国号唐。极南洞的开造时期，应是武则天在位的末期，龙门弥勒造像在武则天以后即告终结，极南洞已是龙门弥勒造像的尾声，却在造像因素上不失新意。
极南洞北临八作司洞，两窟开凿时间相近。八作司洞在石窟形制、造像风格表现上均与极南洞相似，只是正壁主尊为结跏趺坐。北壁坛基立面刊刻有北宋“东京八作司石匠一十人”题记，石窟命名由此而来。《宋史·职官·将作监》记载：“东西八作司，掌京城内外缮修之事。竹木务，掌修诸路水运材植，及抽算诸河商贩竹木，以给内外营造之用。”八作司洞环坛立面上所刻十身伎乐，应属北宋八作司石匠补刻。
摩崖三佛龛是一处以弥勒为主要表现题材的大型摩崖像龛，龛像工程因故中途停止，现遗留的龛像除三尊坐佛局部完成外，多为石胚大形。
三佛龛依山体而建，龛高7.3米、宽16.9米、深8米。龛内正壁雕三坐佛，中尊为倚坐弥勒，高约6米，水波纹肉髻，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坐于方形坛基上，衣襞覆坛，足踏莲花。左手抚膝，右手施无畏印。两侧坐佛略矮于中尊，皆着通肩衣，结跏趺坐于方形坛基上。在三佛之间雕有一身胁侍立像，均未完工。以弥勒居中的三佛并坐像在龙门石窟中仅此一例，龛内无造像题记。以弥勒作为主尊，而以两身坐佛为其胁侍，明显有提升弥勒地位的意图，这也是武则天时期最有可能实施的。有观点认为三佛龛的开凿缘于武则天对弥勒的推崇，而龛像的中途废弃，是因武周政权的解体所致。
大万五佛洞和看经寺窟的罗汉群像大万五佛洞即东山擂鼓台中洞，因其窟楣刊刻“大万伍佛像龛”故名。窟门外两侧各一身力士，石窟平面为椭圆形，宽约6米、深5.6米、高5.7米。穹隆顶中心刻有莲花藻井，周围刻童子、祥云、金翅鸟、伎乐天等，形象地表现了佛国世界奇丽景象。正壁为一铺三身像，主尊为善跏趺坐弥勒，着通肩衣，坐于亚形坛基上，两侧侍立菩萨。两侧壁下方刻罗汉群像25身。此外，在石窟内壁上满刻千佛，并于相应方位刻有题榜，分别有“上方壹切诸佛”、“南方壹切诸佛”、“北方壹切诸佛”、“东方壹切诸佛”、“东南方壹切诸佛”、“西南方壹切诸佛”、“西北方壹切诸佛”。内容涉及大乘十方诸佛的信仰，只是东方、西方和下方未列其中。窟门内壁下方刻有鸠摩罗什译《佛说阿弥陀经》及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石窟内在正壁及两侧壁下方，环以高约1米的装饰带，浮雕有25身罗汉像立像，由每身罗汉身旁所刻题记可知，由壁南壁西起，罗汉依次为：“佛付摩诃迦叶第一”、“次付阿难比丘第二”、“次付末田地比丘第三”、“次付商那和修比丘第四”、“次付优波掬多比丘第五”、“次付提多迦比丘第六”、“次付弥遮迦比丘第七”、“次付佛陀难提比丘第八”、“次付佛陀密多比丘第九”、“次付胁比丘第十”、“次付富那奢比丘第十一”、“次付马鸣菩萨第十二”、“次付毗罗比丘第十三”、“次付龙树菩萨第十四”、“次付迦那提婆菩萨第十五”、“次付罗睺罗比丘第十六”、“次付僧伽难提比丘第十七”、“次付僧迦耶舍比丘第十八”、“次付鸠摩罗驮比丘第十九”、“次付阇夜多比丘第廿”、“次付婆修槃陀第廿一”、“次付摩奴罗比丘第廿二”、“次付夜奢比丘第廿三”、“次付鹤勒那夜奢比丘第廿四”、“次付师子比丘第廿五”。题材取自北魏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
罗汉（阿罗汉）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听闻佛陀言教的弟子，又称比丘、声闻。在石窟造像中，以佛胁侍弟子的形象出现。另一种，小乘佛教中，罗汉又是小乘佛教修正的最高果位，专指只能以无余涅槃的方式达成自身解脱的修行者。
罗汉的观念虽源自印度，在印度佛经中也有阿育王礼拜宾头卢的记载，但未见雕刻或绘制罗汉的事，而罗汉信仰传入我国，即成为佛教艺术的重要题材。中国人雕刻或绘制罗汉始自六朝，东晋戴逵、谢稚分别绘有《五天罗汉图》和《十弟子图》，刘宋陆探微也绘有《十弟子图》。
中国石窟中较早的罗汉表现见于云冈一期第18窟，胁侍菩萨上方即刻有十大弟子，《维摩诘经卷上》“弟子品”及《翻译名义集》“十大弟子篇”第八，记十大弟子为：迦叶、舍利弗、目犍连、须菩提、富楼那、迦旃陀、阿那律、优婆离、罗睺罗、阿难。将罗汉作为佛贴身左右二胁侍，北方较早见龙门宾阳中洞正壁造像，南方有成都万佛寺普通四年（523）康胜造像。二弟子的身份说法不一，《长阿含经》卷一、《法苑珠林》为舍利弗和目犍连，《佛说观无量寿经》为目犍连和阿难。释迦逝世后，相传由弟子迦叶召集了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并由阿难诵出经文，在释迦十大弟子中两人被尊称为“二贤者”，迦叶和阿难通常也被作为石窟造像中释迦的左右胁侍。
罗汉除上述组合外，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已出现了十六罗汉造像形式，《宣和画谱》记梁张僧繇绘有《十六罗汉像》，北凉道泰等译《入大乘论》中有十六罗汉“取筹护法，住寿世界”的说法。唐代，玄奘所译《法住经》奠定了我国罗汉信仰的基础。大万五佛洞中实际千佛数量不及西山万佛洞。由于洞中刊刻文字出现武则天时期新造字，故定其为武周窟，同期罗汉信仰已渐趋普及。
看经寺窟，位于东山万佛沟北侧，也是东山规模最大的石窟，有着与大万五千佛龛相似的罗汉群像，建窟时间约略与大万五佛洞同时或稍后。窟门外两侧，各雕一身力士像，窟内平面呈方形，五顶，宽约11米、深11米、高9米。窟顶阴刻莲花藻井环以四身飞天，四壁多为净面，南、北两壁浮雕有面积不大的小千佛及莲花供养菩萨，或为后补。在南、东、北三壁底层有高约2米的装饰带，上连续浮雕有29身罗汉像，这也是我国唐代石窟造像中最为精美的罗汉群像。
29身罗汉的身份应是对禅宗29祖的写照。29祖是佛教禅宗编写的，释迦之后，自迦叶至达摩的传承序脉。《历代法宝记》载释迦之后29祖传承为：迦叶、阿难、末田地、商那和修、优波掬多、提多迦、弥遮迦、佛陀难提、佛陀密多、胁比丘、富那耶奢、马鸣、毗罗长老、龙树、迦那提婆、罗睺罗、僧伽那提、僧伽耶舍、鸠摩罗驮、阇夜多、婆修槃陀、摩拏罗、鹤勒那、师子比丘、舍那婆斯、优婆掘、须婆密、僧迦罗叉、菩提达摩。
禅宗是中国特有的佛教宗派，视南北朝时期南印度来华的达摩为东土初祖，对“佛、法、僧”三宝不予重视，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这也是看经寺不设主尊的原因。禅宗至五祖弘忍（602～675）为朝廷承认，由弘忍在湖北黄梅东山建立的道场，称为“东山法门”，时门徒已广布全国，其中就有后来的六祖，即南宗领袖慧能，以及北宗领袖神秀。武周时期东山法门得到武则天的支持，神秀也应邀入京，并待以师礼。慧能则活动于岭南一带。安史之乱，慧能南宗一脉乘机北上，并将北宗挤垮。看经寺窟应是武周时期神秀一系建造的禅窟。
高平郡王洞与北市彩帛行净土堂的阿弥陀佛造像高平郡王洞位于东山万佛沟北崖，东邻千手观音窟，为万佛沟规模最大的石窟。窟室呈横长方形的三壁环坛窟，宽约9.6米、深7米、高6米，窟门外两侧各雕一身力士。窟内正壁高浮雕一铺五尊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分别置于由同一连梗贯穿的五朵莲花之上。主尊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作降魔印。五尊像下方坛基上，置十佛并坐像，均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作禅定印。两侧壁置上、下三排坐佛，计43尊，造型与正壁十坐佛相同，其中东侧壁坐佛未完工。
窟内地面环绕坛基今存若干供放置可移动圆雕像的卯眼，计正壁9孔、两侧壁11孔、前壁4孔，石像已不存。在残留的可移动佛座上，有两则造像题记，其一，“大周之代高平郡王图像尊仪，躯有数十，阙功未就，掩归四大，自兹零露，雨洒尘沾，遂使佛日沉辉，人天福减，惟我香山寺上座慧澄法师，伤之叹之，渐之愧之，爰征巧匠，尽取其□，饰雕翠石，焕然紫金……”其二，“大唐开元十六年（728）三月廿十日，香山寺上座比丘慧澄检校此龛庄严功德记，同检校比丘张和尚，法号义琬，刻字人常惠。”题记显示，此窟初为武周高平郡王功德，其死后至开元十六年，由僧人慧澄续建。武周高平郡王据李峤《授武重规司属卿制》，可知为武氏家族的武重规。将一铺造像置于并蒂莲花之上的形式，在龙门唐窟中有纪年的较早见于西山清明寺窟内高宗上元二年（675）王仁恪造一佛四菩萨像龛。
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唐代在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分别拥有全国最大的两个多行业汇集的市场，这就是西京市和东京市。西京市又由东市和西市组成，时东市内货财已达二百二十行。洛阳亦有南、北市，据载，南市已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
唐代市场内已有明确的行业区别，同类经营者之间的组织为行会，并有行头。行头众多，诸如米行、肉行、油行、炭行、生铁行、大衣行、织锦行、金银行等。龙门唐代窟龛中依据造像题记，可知其中就有行社成员的功德，如位于西山古阳洞北侧始建于永昌元年（689）的“南市香行社”龛，古阳洞上方的造于天授二年（691）的“北市丝行像龛”，再就是位于古阳洞南侧建于武周时期的“北市彩帛行净土堂”。
“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刊刻于窟楣，石窟为横长方形，深约1.7米、宽3.1米、高2.2米，平顶，正壁及两侧壁环坛，今窟内已无造像。坛基上遗留的十一个八角形凹槽，其中正壁五个，两侧壁分别为三个，应是当初摆放可移动造像的位置。正壁北侧有武周延载元年（694）《王宝泰、赵玄绩等造西方净土佛龛记》题记，题记明确了窟内十一尊造像为“阿弥陀佛三铺并侍卫”。正壁南侧刊刻鸠摩罗什译《佛说菩萨呵色欲法经》，并附发愿人名单。窟门外南北侧壁刻有小龛及三品九生往生图，今存“下品上生”、“下品中生”及“下品下生”。
在中国石窟造像中，三壁三佛是经常表现的形式，组合多为三世佛或三身佛。具体辨认每尊佛的身份，若题记或图像显示不明确，则十分困难，这其中还有石窟造像的开凿者，不一定完全依据佛经行事，也增加了辨识的复杂性。对净土堂原有分置三壁的三铺造像主尊身份的确认，就是这种情况。仅以题记字面理解，三壁主尊皆可为阿弥陀佛，即三身佛，佛经认为一切如来有三种身，即真身、应身、化身。隋代慧远《观无量寿经义疏》卷下讲到上、中、下三品之人往生西方净土世界时，阿弥陀佛现身的不同：“依如大经，上品之人见佛应身而来迎接，中品见化，下品梦睹，不辨化应。真身常寂，无迎接相。”
有关三佛题材的表现，南北朝时期的三世佛，由过去佛迦叶、现在佛释迦及未来佛弥勒组成。北朝末年以后，阿弥陀佛取代过去佛，形成释迦、弥勒、阿弥陀佛新三世佛的组合形式。据此，净土堂中三佛如设想为以正壁主尊置阿弥陀佛，左右两壁主尊分别为弥勒和释迦的新三世佛组合亦可。
（2）天龙山唐窟
天龙山石窟在唐代的开造达到鼎盛，现有唐窟15个，同期石窟造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造像组合的增加，大量菩萨坐像的出现，菩萨立像姿态呈S形，密宗题材的表现等，其中造像的艺术性表现尤为突出，处于同期佛教造像的领先地位（图3-1-48）。
天龙山石窟形制有三种，分别是方形覆斗顶有前后室、圆形圆顶有前后室及圆形单室。主室周围设低坛基，多为三壁三龛或环形列像。造像组合为一铺五身或一铺七身，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及一佛二弟子四菩萨，四菩萨多以二立菩萨、二坐菩萨表现。佛像面相丰满，作水波纹肉髻或螺发，佛衣主要有右袒式、敷搭双肩下垂式。菩萨下着贴体长裙，束高发髻，颈饰项圈，身披帔帛，立姿身体曲线呈S形，突出了女性形体艳丽丰姿的特征。
在印度，菩萨为男性形象，而药叉女立像姿态多为S形，这在桑奇大塔及阿旃陀石窟中多有表现。在中国，菩萨女性化表现属自创，6世纪中期以前菩萨的女性特征主要反映在脸部，身体曲线不作刻意表现。6世纪中期以后，伴随张僧繇“面短而艳”造像风格的兴起，中土佛教造像脱出“秀骨清像”模式转而向笈多式造像回归，佛及菩萨均卸去厚重外衣的包裹，变为衣薄贴体，注重对形体结构的刻画。同期菩萨体态只是更趋丰满，而未作动态曲线的夸张。天龙山唐窟菩萨女性特征的彰显，是对前期审美程式的突破，这也是武周盛唐时期新出现的造像因素，其造型似与印度的药叉女有渊源关系。
（3）河南浚县千佛洞石窟
浚县千佛洞石窟位于河南浚县浮丘山，与拥有北齐大佛的大伾山相距约0.5公里。山顶西、南两侧壁，分别存有唐代开凿的两座千佛窟，以第1、2窟加以区分。其中西壁石窟（第1窟）略大，无开创题记，四壁小龛中留有自高宗永隆元年（680）至永淳二年（683）的几则纪年题记，所造龛像有观音、阿弥陀佛、弥勒，多由民间僧俗为高宗和武则天祈福所为，石窟开建年代应早于永隆元年。
窟门呈圆拱形，窟内底作方形，宽约3.5米、深3米、高2.5米，穹隆顶。三铺造像分置于正壁及左右侧壁，均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正壁及左侧壁主尊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佛胸腹部系博带；右侧壁主尊着通肩衣。三壁主尊结跏趺坐于仰莲坛基上，三铺造像头部除左壁佛左侧菩萨得以保留，余皆损毁。除三铺造像外，窟内四壁满刻千佛，正壁及左侧壁主尊项光均环刻七佛结跏趺坐于仰莲之上，莲花由莲梗相连。右侧壁主尊背光中浮雕52身菩萨结跏趺坐于连梗仰莲上。
在龙门唐窟中，以连梗仰莲串联菩萨的方式，较早见于高宗前期建造的敬善寺，时菩萨分置于四壁。完工于唐永隆元年的万佛洞，这种连梗莲花菩萨被置于正壁群像背光之外的上方，数量也为52身。浚县千佛洞第1窟，则将52身菩萨纳入佛之背光中加以表现。
第1窟三佛身份未见题记明示，一般认为正壁主尊为阿弥陀佛。其三壁三佛的形式与龙门“北市彩帛行净土堂”类似，只是胁侍组合有所不同，前者在石窟及造像规模上更大。第1窟中胁侍菩萨的塑造也较为精美，只是多已残损，唯左前壁一身菩萨立像保存相对完好，菩萨身体修长，胸部刻乳线，体态优雅呈S形。与极南洞菩萨表现类似，而发生时间较之要早。
第2窟为平面呈方形，宽约2米、深1.5米、高1.8米，穹隆顶。正壁设低坛基，上置一铺七尊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窟内四壁凿有小龛计44个，纪年题记最早为武周长寿二年（693），晚至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龛像题材为观世音、阿弥陀佛，不见弥勒造像，石窟开造应早于长寿二年。第2窟的建造年代应晚于第2窟。
窟内主尊结跏趺坐，衣襞覆坛，上身已损毁。菩萨身躯线条变化与第1窟相似，衣饰表现趋于简化。四壁龛像雕塑较为粗率，艺术质量与正壁主像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在第2窟右壁出现二菩萨驾乘坐骑的形象，这应是与密宗造像相关的骑狮文殊与乘象普贤。
（4）山东理明窝唐代摩崖造像
理明窝摩崖造像位于山东东平县斑鸠店镇六工山西峰南麓。在一块宽约12米、高2.2米的横长方形岩壁上，凿刻像8处，造像47身。由于雕刻精美、部分像龛刊刻唐代纪年题记，遂成为研究山东地区唐代佛教艺术珍贵的实物资料（图3-1-49）。
图3-1-48天龙山西峰第9窟弥勒大佛全景唐山西省太原市图3-1-49东平县理明窝第1龛第5像唐长安三年703山东省东平县今造像所在地为唐代弥陀院旧址，岩壁下方遗存有古寺院建筑遗址，其中有明正德八年（1513）重修建福寺碑记，介绍了“理明窝”的由来及寺院的沿革。“山名六工，俗呼为理明窝……昔有高僧佣锡于幽谷间，演法以觉众生，因命名为理哉然也。”“于唐武后长安甲辰（704），有比丘尼命工就岩壁刻如来像，凡十二尊，逮懿宗咸通癸巳（873）历百余年，有释僧增广殿堂庄严佛像。加于旧越五季、宋辽，以及金源氏熙宗皇统（1141～1148）初又高，凡四百余年得近山善知识郝镇紫五人延释明寿为住持，而寺之规制益加宏壮。由圣国入我皇明下下七百年间琳宫梵宇，罹兵燹蒙撤毁为瓦砾者何惟此寺。”石碑由省庵居士苏宗鲁撰文，石匠傅升等刊刻。在地藏殿残壁上，留有傅升等所刻题记：“六工山古弥陀院，建福寺修盖地藏殿……”
由上两则题刻可知，理明窝摩崖造像建于武周四年（704），为弥陀院主要造像，寺院历五代、北宋、金、元，建筑规模不断扩大，明季称建福寺，并新增地藏殿。
今存岩壁造像，居中三尊像雕刻时间较早，均置于有联珠垂帷纹龛楣的石龛中。三像大小相同背后均饰有项光，项光纹饰相同，分为内、中、外三圈，分别饰莲瓣纹、七佛及火焰纹。三佛中主尊结跏趺坐，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抚膝，右手上举，坐于亚形坛基上。右侧为倚坐佛，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抚膝，右手上举，造像正下方有六男三女九身供养人像。主尊左侧佛为结跏趺坐姿，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手残，下方也有九身供养人像。在主尊与右侧坐佛间刊刻上下两则题记，上为“弥陀院”三字，下方为王八元长安三年（703）纪年题记，右侧坐佛下方供养人处中有“大象主王八元”的题记。主尊与左侧坐佛之间有纪年题记一则：“大唐长安三年清信女比丘尼王八元妹江妃敬造弥陀像一躯普为法界仓生俱时利。”左侧坐佛左侧及下方供养人像处均留有大程村王方的题记。
三像主尊应为阿弥陀佛，右侧倚坐为弥勒佛，左侧坐佛供养人似为大程村的王方，题记未明确大像身份。依照北朝末流行弥勒、阿弥陀佛、释迦三佛组合形式，主尊左侧坐佛应为释迦。
三佛右侧雕有并列坐佛四尊，造像略小于中心三佛，坐姿依次为倚坐、半跏趺坐、倚坐和结跏趺坐，其中有两身依照坐姿可明确为弥勒佛。四尊佛像佛衣均为敷搭双肩下垂式，手印多为左手抚膝，右手上举，这类手印也是初唐以后佛像手印的常见形式，取代了南北朝、隋流行的无畏与愿印。值得注意的是，四尊佛中，右侧第一尊在佛衣的穿着及手印均与另三尊相反，且右侧第二尊佛作半跏趺坐的形式也较为少见，半跏趺坐在北朝佛教造像中，多用于弥勒菩萨的造制，又称“思惟菩萨”。
右侧第一、二尊坐佛之间刻有上、下两则题记，上方为：“大像主栾思□肯妻罗□□男冀□主合家大小，愿天长地久，此像恒存，普为郡生咸登解脱利苦，开元八年（720）七月十一日记。”下方题记诸多字迹已漫漶。大像主为□元嗣妻，刊刻时间也是开元八年七月十一日。这两则题记显示两尊坐佛雕造约略同时，均为开元八年，供养人各不相同。今右侧一至三尊像均坐于同一方形坛基上，形成三佛并坐的局面，解读其为弥勒三身佛似较为合理。
最右侧结跏趺坐佛的右侧刊刻纪年题记，时间为咸通十四年（873）二月十六日，时间已是会昌灭佛之后的晚唐。
中心三佛的左侧，依次雕有四身佛像，分置四龛，规模略小于中心三佛。左侧一、二龛为两身立佛，三、四龛为两身结跏趺坐佛。其中左一立佛已毁；左二立佛着右袒佛衣；左三佛内衣为僧祇支，系博带，外着半披式袈裟，右手抚膝，左手残；左四佛内衣为僧祇支，系博带，外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抚膝，右手上举。左四坐佛左侧刻有纪年题记，时间是开元八年七月十一日，供养人为□□元妻何李，刊刻时间与前叙中心三佛右侧的两则题记纪年完全相同。
依照纪年铭文，理明窝唐代摩崖造像，主要大像的完成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武周长安三年、玄宗开元八年及懿宗咸通十四年。其中开元以后的造像中弥勒仍成为重要表现对象，这一现象与龙门有所不同。龙门唐窟中武周时期弥勒造像极盛，而中宗继位后，弥勒的兴造即告式微，中宗以后对弥勒的大规模兴建，主要出在洛阳以外的地区，如陇右炳灵寺开元十九年（731）第171龛，巴蜀地区，如海通造乐山凌云寺的摩崖倚坐弥勒佛。理明窝弥勒院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弥勒三尊像，或可视为弥勒信仰在东洛之外得以延续的又一例证。
（5）山东济南神通寺千佛崖
神通寺千佛崖位于济南历城柳埠镇的东北方，窟龛开凿在白虎山东麓南北长约65米的岩壁之上。现有编号窟龛50余处，造像计二百余身，造像题记43则。其中纪年题记10则，依据纪年，千佛崖开凿于高祖武德年间（618～626），至睿宗文明元年（684）前后历时60余年，参与者有皇室显贵、地方官、僧尼、平民，大致反映了该地唐代初期佛教艺术概貌。
神通寺的前身为“朗公寺”，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高僧竺僧朗与僧湛、僧意东入泰山金舆谷建寺传经。僧朗早年师从佛图澄，“硕学渊通，尤明气纬”，名望甚高。前秦苻坚、后秦姚兴、东晋孝武帝、后燕王慕容垂、北魏道武帝等均致书对其表示尊崇。其所居金舆谷后人又称“朗公谷”，所建寺院称“朗公寺”。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将朗公寺更名为神通寺。遗址分布在南北狭长的谷地上，峡谷西侧为白虎山，千佛崖就位于山腰间。
千佛崖造像主要集中于岩壁南半部，今存最早纪年龛像位于南部下方，由沙栋于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开造。龛像分上中下三层，造像多已损毁，中层存留坐佛相对完好。佛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手及面部残损，内衣着僧祇支，系博带，外披袈裟于左肩，有一角被束起，这类钩钮式袈裟在山东历城四门塔内东魏造像及山西平定开河寺隋代造像中已陆续可见，至龙门初唐石窟中已趋流行。此款佛衣在神通寺千佛崖为佛装的主要形式。
在沙栋造像龛南侧的纪年龛是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僧明德造像龛，为双佛并坐龛，均结跏趺坐，着钩钮式袈裟。南北朝时期常以二佛并坐来表现释迦多宝佛，唐代这类题材较为少见，题记中只言“石像二躯”并未明确两佛身份。
高宗显庆二年（657）纪年龛有两个，分别是位于山崖最南端南平长公主造像龛和位于沙栋造像龛北侧的刘玄意造像龛。南平长公主系太宗三女，高宗皇帝的姐姐，刘玄意为其丈夫，时任齐州刺史。长公主造像龛雕单尊坐佛，结跏趺坐，双手残，佛作螺发，内着僧祇支，系博带，外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衣襞覆坛。刘玄意龛内雕倚坐弥勒佛一尊，佛内着僧祇支，系博带，外披钩钮式袈裟，左手抚膝，右手上举。龛外左侧雕力士一身，右侧雕护法狮一身，上举左足立于方形坛基上。
高宗显庆三年（658）纪年龛有两个，分别是位于山崖南端与南平长公主造像龛毗邻的僧明德造像龛和位于北端的赵王福像龛，这也是千佛崖规模较大的两处纪年龛像。其中显庆三年僧明德像龛，龛内雕佛像一尊，结跏趺坐，作禅定印，内着僧祇支，系博带，外披钩钮式袈裟，衣襞覆坛。赵王福造像题记：“大唐显庆三年，行青州刺史清信佛弟子赵王福，为太宗文皇帝敬造阿弥陀像一躯，愿四夷顺命，家国安宁，法界众生，普登佛道。”赵王李福为唐太宗第十三子，贞观十三年（639）封王，此龛是其任青州刺史时期内的功德。题记明确主尊为阿弥陀佛，此龛与其北侧一龛紧连形成双龛。两龛造像相似，佛作螺发，内着僧祇支，系博带，外披钩钮式袈裟，结禅定印，结跏趺坐姿，衣襞覆坛，靠北的一龛坐佛于袈裟外加披偏衫（图3-1-50）。
高宗永淳二年（683）史同、王方等造像龛，位于赵王福双龛之间的立柱上，为上下排列的两个小龛，龛内均雕结跏趺坐佛身。睿宗文明元年（684）纪年龛三个，分别是位于显庆三年僧明德像龛北侧的阿奴造像龛、陶得意像龛，及位于刘玄意造像龛北侧的赵旿妻罗造像龛。三龛规模较小，似多为平民所为。龛内均置单身坐佛，三佛结跏趺坐，作禅定印，着钩钮式袈裟。神通寺千佛崖龛像，有一龛一佛、二佛、三佛及四佛，为其造像常见组合形式，而少有同期龙门造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的组合，造像题材有阿弥陀佛、弥勒佛等，而以表现弥陀净土信仰为主。
（6）庆阳北石窟寺唐窟造像
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由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创建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其中北石窟寺现存窟龛295个，唐代窟龛最多，约180个，占总数三分之二，是为陇东唐代石窟的代表。
北石窟寺今存唐代纪年题记四则，分别是第171龛，高宗显庆元年（656）阿弥陀佛造像；第210龛，高宗显庆四年（659）杨大娘造阿弥陀佛像；第32窟，武周如意元年（692）泾州临泾县令杨元裕造阿弥陀佛像二铺；第257窟，武周证圣元年（695）宁州丰义县令安守筠造一佛二菩萨、迦叶、舍利弗、七佛。
图3-1-50赵王福造像济南神通寺千佛崖唐显庆三年（658）唐太宗第十三子山东省济南市由已有题记显示，北石窟寺自唐显庆元年至武周证圣元年近四十年间，造像题材主要为阿弥陀佛。第257窟迦叶、舍利弗应是指正壁主尊两侧胁侍弟子。此窟中还出现七佛，在我国佛教造像中，七佛较早见于北凉石塔，而将这一题材最早用于石窟表现的，就是北石窟寺北魏奚康生造第165窟。至唐代，这一题材仍在北石窟寺得到延续。除第257窟外，还有第267窟、第1窟等均是七佛窟。此外，弥勒也是北石窟寺唐窟的表现题材。
第222窟是北石窟寺今存规模最大的唐窟，高约6米、宽6.5米、深6.7米，底作方形，穹隆顶。正壁主尊为倚坐弥勒佛，两侧各有一身弟子、菩萨胁侍。左右侧壁及前壁分四层开龛。小龛中造像组合有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佛二菩萨，二佛三菩萨等，佛衣多为敷搭双肩下垂式，衣襞覆坛，佛结跏趺坐，左手抚膝，右手上举，或结禅定印。上层小龛胁侍弟子及菩萨身材大多较为粗短，菩萨立姿较为僵硬，为初唐风格。下层胁侍身躯修长，菩萨多呈“S”形扭曲。四层像龛，由上而下，风格演进明显，该窟应创建于初唐，完成于盛唐。北石窟寺菩萨对衣饰刻画自有特点，少有璎珞等饰物，服饰概括、简约（图3-1-51）。
第32窟为武周年间所造，该窟为不规则形中心柱窟，由若干洞窟凿通相连而成。县令杨元裕所造两铺阿弥陀佛分别位于正壁右侧和中心柱正壁，正壁为一铺七身像，由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组成，今存左侧一身力士，虽头残，仍不失为唐代同类题材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