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佛教艺术的发展》（8）

（7）炳灵寺唐窟造像

图3-1-51一佛二弟子北石窟寺第222窟唐甘肃省庆阳市永靖炳灵寺石窟以第169窟纪年题记，确立了其在十六国时期石窟造像风格的标尺地位。北魏时期炳灵寺开凿石窟8个，摩崖龛30个，造像风格特征基本与麦积山同步，所不同的是窟内正壁主尊较多出现的释迦多宝二佛并置，体现了《法华经》在该地的风行。西魏至隋，炳灵寺窟龛开凿不盛，仅存北周第6窟（图3-1-52）、134窟和隋第8、82窟，成为由北魏向唐代造像的过渡。

唐代是炳灵寺开窟造像的高峰，开凿窟龛达134个，占窟龛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造像艺术却未体现出同时代的最高水平。由初唐至唐末开凿不断，依照风格演变，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窟龛约开造于高宗仪凤至玄宗开元以前（676～713），这也是炳灵寺窟龛开造数量最多的时期。其中多为摩崖龛像，所开石窟不多，规模却较大。窟龛内的造像组合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等。依据题记及图像，主尊有弥勒佛、阿弥陀佛、观音等。佛多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抚膝，右手托钵。菩萨多下着长裙，上身袒露，饰项圈、臂钏，女性特征刻画明确，身躯曲线呈“S”形。这一时期代表窟龛有第4（图3-1-53）、91、92、145、168窟及第49～58窟等。

第二阶段窟龛约开造于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755）。造像组合、佛衣及菩萨着装均与前一阶段相近，不同的是造像在形神表现上不及前阶段那么生动，对菩萨躯体曲线的表现已趋减少，体态较为僵硬，神情淡漠缺乏活力。代表石窟如第138、139、154、155窟等。

图3-1-52菩萨像炳灵寺第6窟北周甘肃省永靖县图3-1-53菩萨像炳灵寺第4窟唐甘肃省永靖县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起乱，炳灵寺随着陇右的失陷，而落入吐蕃管辖。由此至唐末是炳灵寺的第三阶段。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同期炳灵寺窟龛开凿进一步减少，造像组合和服饰特征上一如前期，只是形象表现的艺术性进一步衰退。代表石窟有第11、13、24等窟。

（8）佛教东渐的重地——陕西地区唐窟造像陕西自秦汉之际，确立了其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随着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长安以其始发地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佛教东渐的重地。三国时期，汉地僧人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今西安市西北），开汉僧西行求法之先。西晋竺法护、聂承远、帛法祖等于长安建寺传法。十六国时期道安于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入住长安五重寺，拥有僧众数千。道安对中国僧团的建立、佛经的翻译、经录的编撰、僧尼规范的制定，有着诸多开创性的贡献。后秦弘始三年（401）随着鸠摩罗什的到来，长安进入其佛教发展的又一高峰，佛教组织由流于民间转为由国家管理。后秦首创僧尼最高管理机构“僧正”，罗什所译经典也成为中国佛教创宗立说的重要依据。

陕西地区南北朝以前的佛寺及造像均不见留存。北朝时期，北方石窟开造的中心先后在云冈和龙门，长安旧有的能工巧匠，也大多应征被调入京城。同期陕西地开凿的石窟主要分布在长安以北彬县、宜君、黄陵、甘泉、安塞一线，窟龛规模较小，进深大多在1米左右，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其中也杂合有佛道并存及民间艺术等表现形式，体现出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佛教信仰的地域特色。

隋唐之际，长安再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陕西佛教也随之趋盛。隋代石窟开造结束了北朝时期以小型造像为主的阶段，一些颇具规模，具有皇家风范的窟龛得以出现，如造于大业四年（608）富县石泓寺第1窟及佳县玉泉寺石窟等。陕西唐窟主要有彬县大佛寺石窟、麟游慈善寺石窟及耀县药王山摩崖造像等十余处，大多位于渭河以北的陕西中部地区。

丝绸之路由长安出发，在陕西境内有南、北两道，分别途经凤翔和彬县，彬县为北道必经之地。大佛寺石窟即位于彬县西部泾河岸边，现有造像窟龛约20个，唐代开凿的石窟主要有大佛洞、千佛洞及罗汉洞等。大佛洞位于大佛寺石窟群中心位置，石窟有甬道，长约17米，宽2米，开明窗和门，窟内平面呈马蹄形，长约18米、宽35米、高31米。正壁造一坐佛，两侧壁各一身胁侍菩萨，主尊高约18米，结跏趺坐，左手抚膝，右手施无畏印，内衣为僧祇支，系博带，外披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顶作螺发。身后浮雕项光和背光，背光中浮雕七佛及伎乐天和飞天。在背光左侧留有“大唐贞观二年（628）十一月十三日造”纪年题记（图3-1-54）。

位于大佛洞东侧的千佛洞，为一中心方柱窟，敞开式的窟门被两身立柱分隔形成三个入口。窟深约12米、宽11米、高3.7米，像龛分布在中心柱正壁两侧壁，及窟内左、右侧壁上。由唐至明开龛共计80余个。

千佛洞也是大佛寺石窟群中留有较多唐代纪年题记的石窟，较早的一侧题记为中心柱西壁高宗咸亨二年（671），较迟的一侧为代宗大历二年（767），共计十四则。多数龛像主要集中在武周长寿至长安近十年时间内完成，施主身份有皇亲宗室、地方官吏等。造像题材有弥勒、释迦、地藏、观音、势至等，其中立姿菩萨体态呈S形扭曲幅度较大。

罗汉洞是由各自独立的纵长方形洞与马蹄形洞击穿相连而成，约造于盛唐至中唐时期。石窟有东、西两个入口。西侧马蹄形洞，深约6.5米、宽6米、高3.8米。正壁为一铺九身像，主尊结跏趺坐，禅定印，着通肩衣，两侧分别侍立二菩萨、二弟子、二天王、二力士。西壁为两身立姿观音像，造型相似，束高髻，上身裸，下着长裙，以帔帛缠身，饰项圈、臂钏，左手下垂持净瓶，右手上举持杨枝。菩萨身躯微作扭曲，动态已不似千佛洞那样夸张。西入口门道西壁置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七尊像。门道东壁置三立佛，前壁东侧造文殊菩萨骑狮像一龛，一旁刊刻有一则纪年题记，大意为大历十二年（777）五月王楚宝造文殊师利菩萨一躯。

图3-1-54陕西彬县大佛寺大佛唐贞观二年（628）陕西省彬县东侧纵长方形洞，深约9米、宽1.7米、高3.8米，东壁开五龛，两龛为一铺三身像，一佛二菩萨组合，一龛为一铺五身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另有单身观音立像和单身立佛像龛各一。正壁造立佛一身，西壁开两龛均为一铺三身，一佛二菩萨组合，并造观音立像一躯。

麟游县位于彬县以北，处于陕西境内丝绸之路南、北道之间。隋、初唐皇室夏宫九成宫就坐落于此。这里的唐代石窟寺有慈善寺、石鼓峡、麟溪桥等，其中以慈善寺石窟规模较大。

慈善寺石窟位于麟游漆水河边，由北至南现存三窟，最南端石窟是未完成窟，无造像。第1窟即北窟，平面呈马蹄形，穹隆顶，高约7米、宽7米、深5.5米。窟造三坐佛，分置于正壁及两侧壁。三佛均结跏趺坐，正壁主尊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抚膝，右手上举，施无畏印。两侧壁坐佛均着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结禅定印。

第2窟为南窟，平面呈横长方形，高约5.5米、宽4.3米、深2米。窟内正壁造立佛一身，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佛作无纹肉髻、两耳垂肩，左手握宝珠置于腰际，右手作说法印（图3-1-55）。大佛无胁侍。其左右侧壁下方各开有一小龛，左龛雕一佛二菩萨，右龛雕一佛二弟子。左龛主尊内着僧祇支，胸系博带，外披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衣襞覆坛，左手抚膝，右手上举施无畏印。两菩萨上身裸，由右肩或左肩斜披帔帛，下着贴体短裙，戴项圈、臂钏，头部硕大，身体健壮，身体的女性曲线未作突出处理，形体还较僵硬。右龛主尊着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左手置左膝，右手施无畏印，坐于仰莲座上，左侧胁侍弟子左手握净瓶，右手上举，右胁侍弟子双手握钵。左右两小龛主尊与正壁主尊风格相同，应为同一时期所造。窟内以正壁一尊及侧壁两龛主尊构成三佛形式。

第1窟和第2龛均未留有唐代纪年题记，清《麟游县志》卷二中有关于慈善寺石窟开凿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的记载。两窟造像呈现的也是初唐风格，县志记载应属可信。

距慈善寺三窟南向不远处的河道岩壁上，存有六个唐代开凿的造像龛。其中较大的一龛，宽约2.5米、高2.2米、深1米，龛内置一铺五身像，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组合。主尊倚坐，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抚膝，右手施无畏印，佛作无纹肉髻，跣足各踏一朵莲花。左侧胁侍菩萨呈舒相坐，右腿下垂跣足踏一莲花，左腿上抬平放，左手执宝珠。右侧胁侍菩萨头残，呈倚坐姿，双足各踏一莲花。两侧壁各雕一身弟子立像，左侧年长者为迦叶，右侧年少者为阿难。正壁三尊像的图像反映，主尊为弥勒佛；左侧为地藏菩萨，7、8世纪地藏菩萨的形象以舒相坐，左手执宝珠，右手与愿印较为多见。右侧应是弥勒菩萨，龛像约造于武周时期。

（9）陕西寺院佛教艺术

陕西地区唐代佛教艺术除石窟造像外，至今还有许多当时寺院佛教艺术留存于世，较著名的有大雁塔、法门寺地宫、庆山寺地宫，及一批原置于寺院的背屏和单体造像。

大雁塔原名慈恩寺塔，为慈恩寺遗存，建于高宗永徽三年（652），后更名为雁塔，并于塔名前冠以“大”以区别于荐福寺小雁塔。慈恩寺约建于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玄奘西行归国后，在此从事了较长时间的译经活动，并创立法相宗，因其与弟子常住慈恩寺，故此宗又称慈恩宗。

大雁塔在武周时期及五代、明几经修葺。今最底层四面石门门楣上仍保存唐代线刻画，内容多以表现说法图为主。主尊为左右多身胁侍菩萨或弟子、天王所簇拥，佛多着右袒或半披式袈裟，倚坐或结跏趺坐。线条疏密有致，细劲流畅，为唐代工笔线描的佳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载慈恩塔门壁画有尉迟乙僧、吴道子参与制作。

法门寺北魏以前称“阿育王寺”，隋更名“成实道场”，唐季始有“法门寺”之称。1987年对塔基唐代地宫的发掘中，发现了大批藏品，内容包括佛指舍利、金银器、玻璃器及瓷器等，多为懿宗、僖宗崇佛供养之物。其中四枚佛指舍利，为世界上目前仅存的佛指舍利（图3-1-56）。

四枚佛指舍利分藏于地宫的前室、中室、后室。其中前室、中室各一枚，后室两枚。前室佛指舍利藏于四面彩绘有两菩萨立像的舍利塔中，中室舍利由汉白玉双檐灵帐屏护。

图3-1-55陕西慈善寺南窟立佛初唐陕西省麟游县图3-1-56鎏金菩萨唐法门寺地宫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地宫后室北壁正中的一枚舍利，所处位置最为重要，由八重宝函逐层屏护。最外层为檀香木质，银棱盝顶，刻有弥陀净土世界，今已严重朽损。第二重为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函盖錾有二龙祥云图形，函身四壁各錾有一身天王携侍众像，四天王分别是北方毗沙门天王、南方毗娄博叉天王、东方提头赖吒天王、西方毗娄勒叉天王。第三重作素面盝顶银函。第四重鎏金如来说法银宝函，盖顶饰鸟凤纹样，四壁分别饰坐佛、骑象普贤、骑狮文殊，戴帷帽坐佛，皆有胁侍簇拥。第五重为纯金六臂观音盝顶宝函，盖顶饰凤鸟、莲纹，函盖开口之壁錾六臂观音坐像，余三面主尊均为一坐佛，四壁主尊均有侍众。第六、七重均为金筐宝钿珍珠镶嵌的宝函，前者为金，后者为石质。第八重为宝珠顶纯金单檐四门塔，塔身为正方形，四壁各开一龛形窗，踏座中心银柱之上放置佛指舍利。

庆山寺地宫位于陕西临潼，1985年的抢救性发掘，出土有金、银、铜器百余件，同期还出土有刊刻记年铭文的“大唐开元庆山之寺碑”及地宫甬道壁画，为研究唐代佛教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大唐开元庆山之寺碑”出土于地宫，内容为“上方舍利塔记”，正文计513字，刊刻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这一记年明确了地宫及出土实物的创建年代。碑座四周及碑体侧面，刻卷云、牡丹纹及双狮、奔兽造型。除此碑外，地宫中出土的石材雕刻作品及壁画、金棺银椁（图3-1-57），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石质释迦如来舍利宝帐在帐体和莲座部位均刻有图像，帐正面为释迦说法图。主尊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左手心向上置膝，右手作说法印，左右为二弟子携侍众。帐左侧面为涅槃图，释迦仰身躺于长榻上，一旁为众弟子。帐背面为荼毗图，荼毗即僧人死后火葬之意。图中描绘两人手持火把点燃柴薪，引起熊熊大火的场面。帐右侧为表现舍利供奉的场面，画面中心亭内放置舍利棺椁，左右两侧有弟子携众信徒供奉参拜。宝帐顶部作重檐四挑角，刻有飞天、卷云、衔珠凤凰，正面额枋刊刻“释迦如来舍利宝帐”，文字两边造天像，脚踩夜叉，背枋及左右侧面刊刻云纹和飞天。

地宫石门上的形象表现也较丰富，门楣上方左右各刻一身人首凤身迦陵频伽鸟，中间为一童子，下方中央刻双凤海石榴，两侧各有一鸟。门框为龙、狮、凤及牡丹纹样，门扉刻有二天王，手持兵器，在头部上方有伞盖和飞天。

庆山寺地宫在主室和甬道共发现壁画五幅，分别位于主室正壁、两侧壁及甬道两侧壁。主室正壁壁画，中央部位绘群山，山体两侧各绘一主二侍从立像。山左侧主像内着僧祇支，胸腹部系博带，外披褒衣双袖垂地，右手执麈尾，头部饰物不甚清楚，或为束发高髻，垂宝缯，又或是头戴巾幞头，垂翅带，左右胁侍形象似僧人。此组人物中的主像装束较为怪异，若以佛教神祇视之，束发高髻及宝缯垂肩为菩萨特征，褒衣博带服饰应是佛的衣着，而麈尾又是清谈名士的手持物。山体右侧主像与左侧装束相似，只是右手未握麈尾。左右主像或可视为头戴幞头，着褒衣博带士夫装的皇室供养人。

主室东、西两侧壁壁画构图相似，均由坐部乐伎和赏乐僧众组成，所奏乐器有笛、管、箫、羯鼓、琵琶等。甬道两侧壁壁画均为力士一尊，今造像上半身已残，力士着长裙，身披帔帛，其中一尊携金刚杵。

（10）佛教艺术的辉煌——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敦煌莫高窟敦煌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为唐占有，至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其间二十余年中央政权对敦煌的实际控制尚不稳定。待640年高昌被平定后，唐朝文化得以向敦煌渗透，直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沙州沦陷，敦煌为吐蕃占领为止，亦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划为初唐、盛唐。莫高窟在这一百四十余年里是造窟最多的时期，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莫高窟唐代约开造150余洞窟。至唐代，莫高窟崖壁开龛大体形成上、中、下三层。此外，在上层以上及上层以下也开有少许洞窟。中间一层大多为隋以前开造，唐代前期洞窟多集中在上、下两层，其中有纪年窟11个，分别是贞观十六年（642）第220窟、上元二年（675）第386窟、垂拱二年（686）第335窟、延载二年（695）第96窟、万岁三年（698）第123窟、圣历元年（698）第322窟（图3-1-58）、开元九年（721）第130窟、开元十四年（726）第41窟、天宝七年（748）第180窟、天宝八年（749）第185窟、大历十一年（776）第148窟。

图3-1-57金棺银椁盛唐陕西临潼庆山寺地宫出土第220窟内有三方纪年题记，窟内前壁门上方发愿文末载“贞观十又六年敬造奉”，北壁有“贞观十六年发次王寅奉为天云寺律师道弘法师”，甬道南壁有后唐同光三年（925）翟奉达题写的《检家谱》。此外，在正壁龛下，墨书“翟家窟”三个大字，此窟为敦煌望族翟通所造，五代时的题记由翟通第19代孙、天文学家翟奉达博士重修所题。

第386窟的纪年位于南壁唐代较晚的壁画层下，墨书“上元二年七月十一日绘记”。第335窟垂拱二年发愿文题记位于窟内前壁上方。另正壁龛外左侧还有一则长安二年（702）发愿题记。第332窟即《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所在窟，碑文所记该窟为李达、李克让父子功德，竣工于武周圣历元年，石窟始建时间应更早。

第96窟（北大像），据《莫高窟记》，该窟于延载二年由灵隐禅师与居士阴祖创建。第130窟（南大像），《莫高窟记》载，“开元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瓜沙史事系年》载，“开元九年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发心造南大像弥勒高一百廿尺”，明确了大像开造时间及主尊身份。

除上述有明确纪年的石窟外，尚有一些依据供养人题记和发愿文作以推断年代的洞窟，如第431窟贞观二十二年（648），第323窟永昌初（689）前后，第217窟神龙年间（705～706），第41窟开元十四年（726），第180窟天宝七年（748），第185窟天宝八年（749）。石窟形制大致分为方形覆斗顶窟、中心柱窟和大像窟三种。方形覆斗顶窟为唐前期莫高窟的常见形式，石窟一般分前、后室，前室为横长方形，后室作方形。窟内开龛延续隋正壁开一龛的形式，并由浅敞口龛演变为深敞口龛，如第51、71、45窟。这类大龛龛内地面，初唐多沿袭隋代形式，即与后室地面等高，之后出现在龛内及龛外两侧设方台，塑像置于台上。中心柱窟的形制多遵循前代，部分洞窟的中心方柱背面开龛造涅槃像，如第332窟，为新造像因素。此外，唐代莫高窟还出现了大像窟，即第96窟窟顶开敞，上有木构建筑为顶，正壁造摩崖大像，造像前部有木构窟檐。

塑像方面，唐代塑像多为圆雕，少有浮雕影塑。造像空间感大大增加，造像组合常见一铺五身，一铺七身，有一佛一弟子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主尊佛多作螺发，佛衣穿着有敷搭双肩下垂式，右袒，半披式，褒衣博带演化式，而以敷搭双肩下垂式最为多见。主尊中倚坐弥勒的出现有渐趋增多，体现弥勒信仰的流行，造像的形体比例接近于写实，一改隋代头大身小的造像特征。以第45窟为例，二胁侍弟子分别为左侧，年长者迦叶，右侧年少者阿难，成为唐窟胁侍弟子的固定模式。对菩萨的表现也达到了莫高窟的最高峰，该窟中的彩塑菩萨塑像堪称莫高窟同类造像中的精品，菩萨束高髻，上身裸，帔帛由左肩斜披向右下方，戴项圈、臂钏，下着长裙跣足立于仰莲座上，身体呈“S”形，女性特征的刻画较为含蓄，仪态端庄典雅，神情静穆，加之莫高窟塑像上完好的色彩表现，使得肌体及服饰均极富质感。天王进入胁侍行列，在莫高窟也发生在唐代造像中，较早的见第334窟。第45窟二天王立于二胁侍菩萨外侧。发髻高耸，身披甲胄，一手叉腰，一手握兵器，脚踏夜叉。其神情的张扬与其他诸像的静谧形成强烈的对比。

摩崖大像及涅槃大像也是莫高窟唐代造像的新形式，第96、130窟内均塑倚坐弥勒像一尊，“北大像”高33米，“南大像”高26米。北大像几经后世重塑，除头部外，原貌多已不存。南大像除右手为重修，旧貌得以保存。涅槃塑像在莫高窟较早见第332窟中心柱后壁，第148窟则为涅槃窟，该窟为李大宾建于大历十一年，涅槃像长达16米，右胁而卧，围绕释迦有七十二胁侍，有弟子菩萨及天龙八部。这也是莫高窟唐代规模最大的群像。佛传故事中，将佛生平的经历大致归为“树下诞生”、“降服众魔”、“树下成道”、“释迦涅槃”几个阶段，围绕佛“涅槃”之后的故事还有“遗体缠布”、“遗体搬运”、“入棺”、“荼毗”、“舍利入城”、“守护舍利”、“舍利之争”、“分舍利”、“搬运舍利”、“起塔”等。

图3-1-58佛敦煌莫高窟第322窟西龛内初唐甘肃省敦煌市犍陀罗地区上述围绕佛从降生至涅槃直至被人们筑塔供养的系列图像表现中，对涅槃图尤为重视，这也是信徒对释迦达到禅定最高位灭尽定的推崇所致。佛经中对佛的卧姿有明确表述，床座应朝北，佛陀右胁着床，累足而卧，释迦北首横卧，其头朝向世界的中心须弥山方向。佛涅槃右胁而卧取“狮子卧”法，以示佛祖守正念、正心。

壁画方面，由于莫高窟唐代塑像多为圆雕，脱出对墙壁的依附，这为正壁及一龛三壁的壁画表现增加了空间。同时唐代经变画也在隋代基础上发展成熟，产生出诸多一部经一壁画的经变画巨制。唐代壁画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以大幅画面突出主题，主尊多被置于画面中心位置。再就是密教造像于初唐进入莫高窟，也尤为值得关注。

由壁画在窟内的分布状况看，正壁主龛内顶多作说法图及经变画，龛内三壁题材有菩萨、弟子立像及各种经变画。经变内容有维摩诘经变、劳度叉斗圣变等。龛外两侧壁题材有菩萨、弟子、千佛、文殊变、普贤变等。窟顶表现内容最为常见的是千佛，个别洞窟绘说法图、经变画。四壁中，东壁常见的是不同主题的说法图，亦有少数通壁绘千佛、经变画，再有将菩萨、天王、七佛、千佛等题材作不同组合的构图形式，其中东壁经变画中又以维摩诘经变较为多见。

南北两侧壁，说法图由隋代位于两壁上层变为位居中央的一壁画，取南北对称式构图，四周绘千佛。同类构图还见于对千佛及大型经变画的表现，涉及经变内容有：阿弥陀经变、法华经变、观无量经变、弥勒经变、维摩诘经变、东方药师经变、涅槃变等。其中《阿弥陀经变》表现数量最多，约28壁，反映出弥陀净土信仰的兴盛。这类经变画图像通常的程式为图中心位置为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池中莲台中，左右胁侍观音和势至，四周簇拥诸多菩萨，池中有莲花盛开，并有化生童子由莲中跃出，池前有雕栏平台，上有乐队和舞伎，两侧设殿堂、楼阁。在上述形象之外穿插孔雀、仙鹤、共命鸟及彩云、乐器等，创造出一个美好、祥和的净土世界。

《法华经变》在唐窟中的数量仅次《阿弥陀经变》，约20壁。此类经变画以《妙法莲华经》二十八品为依据，在隋代以第420窟为代表已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表现形式。唐代《法华经变》多将佛及《序品》设定在画面中心位置，其他各品故事环绕四周。

《观无量寿经》变相为唐代新出现的经变画内容，约出现17壁，其较为固定的图式为：画幅中部绘西方净土，两侧以立轴画的形式分别绘《未生怨》和《十六观》。

《弥勒经变》在前代多表现《弥勒上生经》，弥勒呈菩萨状，戴宝冠，交脚坐于兜率天宫。唐代出现倚坐弥勒菩萨和倚坐弥勒佛，后者是依据《弥勒下生成佛经》，并有许多《弥勒经变》将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和弥勒下生成佛，以上、下两部分的构图形式组成一壁画。

《东方药师经变》约出现有6壁，依据《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而作。前者经变画中心位置着重强调的七身药师佛立于宝池中的平台上，两侧绘有十二夜叉、阿修罗，上方饰以彩幡，下方有灯楼、立灯树及乐舞场面。以后一部经为依据的经变画，其中心位置的净土变相与其他经变画相似，只是在主体画面两侧分别绘有药师经中《十二大愿》及《九横死》。

除经变画外，莫高窟在武周时期出现一些表现佛教史迹和戒律的壁画作品，以第323窟为例，表现的所谓佛教史迹有：释迦晒衣、阿育王拜塔、张骞西行求佛、康僧会江东传法、吴淞口石佛浮江、杨都高悝得金人等。图像所绘事件中，不乏虚构成分。同窟东壁门两侧壁对佛教戒律予以图示。

吐蕃时期的敦煌莫高窟

栖身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民族，于8世纪后期迅速崛起，对李唐王朝构成威胁，双方围绕领土争战几十年。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军队一度攻占长安，由东向两征伐，陇右沿线各州郡陷落，并于代宗大历二年（767）发起对敦煌的进攻，双方战争持续十余年，至781年敦煌失陷。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敦煌所在沙州受瓜州节制，原敦煌县下属13个乡改编为13个部落，实行军政合一的建制，所有僧尼组成僧尼部落。至宣宗大中二年（848），经历67年之后，敦煌复归唐中央政权。吐蕃占据莫高窟约当中唐时期。

莫高窟营建因战争一度中止近二十年，至787年以后渐趋复苏。起初大多是对战前未完工洞窟进行补修和重修，这类“开凿有人，图素未就”的唐前期遗留窟，经吐蕃时期完工约40多座。除此之外吐蕃时期莫高窟新建石窟约50多个，其中纪年窟两个，分别是第365和231窟。

第365窟又称七佛堂，832年至834年间由敦煌地区最高僧官都教授洪辩所建。洪辩于大中五年（851）被唐王朝封为“河西都僧统”。《大蕃沙州释门教授和尚洪辩修功德记》载洪辩：“开七佛药师之堂，建法华无垢之塔。”今第365窟上下分别紧邻第366窟和第16窟，三窟应为一体工程，俗称“三层楼”。依照造窟的一般规律，开造时间上，上层第366窟最早，第365窟次之，第16窟最晚。第231窟原碑《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今已不存，敦煌遗书中录有此文，建窟时间在839年。

吐蕃时期石窟主要分布于南区中部下层及南、北大像之间三层造像之中。石窟形制约为三种，一种为方形覆斗顶窟，此类形制石窟数量最多，有前后室，主室正壁开敞口龛，多延续前期造制，少数主龛出现盝顶。另一种为涅槃窟，平面作横长方形，盝顶，正壁下设佛床，上置卧佛。第三种为隧道窟，正壁前设佛坛，佛坛后正壁开隧道，供信徒旋绕礼佛。

塑像方面，吐蕃时期的彩塑在组合形式方面多继承前期遗制，有一铺五身、七身、九身组合，主尊多为倚坐弥勒或药师佛。唐前期出现的大型涅槃造像及密教题材造像，在吐蕃时期再度出现，如第158窟，规模与第148窟相近，只是卧佛侍众均改由壁画方式表现。佛多作螺发，褒衣博带、敷搭双肩下垂仍是常见的佛衣。

菩萨造型由前期形体呈“S”形转变为直立而少有曲线变化。此为吐蕃时期风格，在面相、肌肤及饰物等表现上变化不大。

窟内壁画分布，正壁大龛内，龛顶多绘说法图、飞天或华盖。约在唐文宗开成（836～840）以后，龛顶壁画出现瑞像图，数量近40铺。佛教起初不用偶像，只以佛之舍利、佛发等象征物供养。最早的佛像相传为优填王所造，因其像圆满，故称瑞像，这些由佛教传说故事而来的佛像统称为瑞像。莫高窟这一时期出现的瑞像许多留有榜题，如“中天竺波罗奈国鹿野苑中瑞像”、“中天竺摩伽陀放光瑞像”、“天竺国白银弥勒像”等，造像被有序地排列于龛顶。龛壁同前期，多绘胁侍弟子、菩萨，新出现天王像，同期龛壁开始流行故事屏风画，内容与塑像互为关联。龛外两侧对称绘地藏、观音、药师佛、卢舍那各一身。再就是左右对称各绘文殊、普贤菩萨各一身，窟顶仍以千佛为主，同期千佛中增加了持药钵的东方药师佛形象。

两侧壁多有上、下两层，上层绘二或三铺内容不同的经变画，两壁对称构图，故事画一般仍绘于经变画两侧。下层作屏风画或供养人像，屏风画内容多附属于上层经变故事。亦有少数表现本生故事或佛传故事。

在新出现的经变画中《楞伽经变》数量最多，为十一铺。达摩时代起就以大乘有宗的《楞伽经》作为禅宗印心，达摩因此有“楞伽师”之称。莫高窟出现的这类经变画是依据北魏菩提留支译《入楞伽经》十卷，或唐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七卷变相。

《天请问经变》约出现九铺，这是依据玄奘译《天请问经》而作的变相。壁画多附有榜题，以问答的方式表述对社会道德伦理的认知，如“世尊告曰：少欲最安乐，知足大富贵，持戒恒端严，破戒常丑陋”，“天复请曰：谁能覆世间，世间谁所得；谁令舍亲爱，谁覆障生天；谁非火所烧，风亦不能碎；谁非水所烂，谁能持世间”。

《金刚经变》约七铺，主要依据后秦鸠摩罗什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译本，画面反映佛在给孤独园法会和须菩提问道变相，借以阐述如何以“般若”断去烦恼。

《报恩经变》约出现六铺，依据《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重在宣扬与儒家一致的忠孝思想。在同期经变画中最富艺术表现力，画面居中为《序品》，表现佛说法场面，佛在王舍城耆阇山中与比丘、菩萨、欲界诸天、八部护法等法会场面。其下方有沙门阿难与身背老母乞食的婆罗门子对话，时阿难入王舍城乞食，于城中见一婆罗门子背负老母行乞，若得好食，奉于母，若得恶食，自食之，阿难心生欢喜，偈赞此人。一外道出家人对阿难说，释迦实是恶人，当年逾城出走，令其父王深陷悲痛，为不孝之举。阿难疑惑问及释迦，佛法之中，有否孝养父母之说，佛祖熙怡微笑，仍为大众讲述《大方便佛报恩经》。此为《序品》主要内容，也是全部经变画的点题之作。

画面四角由《恶友品》《孝养品》《论议品》《亲近品》四个故事组成，每品都通过数幅配有榜题的连环画予以表述。

《恶友品》讲述波罗奈国太子为使众生解除衣食之苦，历经艰辛求得摩尼如意宝珠，恶友出于嫉妒，将太子双目刺伤丢于荒野中，宝珠亦被藏匿，后太子受到帮助，双目复明，劝导恶友，复得宝珠，成其一生大愿。

《孝养品》讲述波罗奈国王被叛臣所杀，其第三子偕夫人、儿子出逃，途中断食，儿子自愿割肉以救父母之命，此举感动帝释天，而助其一家扭转逆境，击溃叛军。

《论议品》取自该品波罗奈国鹿女的故事，母鹿产一女为仙人抚养，波罗奈国王钟情该女娶其为妻，鹿女孕生莲花，国王以为不祥，后莲花化生五百童子，勇力无穷，安邦兴国。

《亲近品》取自该品坚誓狮子的故事，狮子坚誓皈依佛法，其金色皮毛为猎狮垂涎，遂将其诱杀献皮毛于国王。国王思忖接受此物行同助人为恶，遂处死猎狮，火梵狮子坚誓，取舍利，筑塔供养。这些经变故事情节虽流于荒诞，却对人伦、操守有着明确的指向，弃恶向善是其一以贯之的主题。

《华严经变》约出现五铺，主要表现该经七处九会。七处中，人中三处：道场、普、独园；天上四处：忉、夜、兜、他化。九会：初会菩提道场，二会普光法堂，三会忉利天，四会夜摩夫，五会兜率天，六会他化天，七、八会普光法堂，九会给孤独园。九会都是说法场面，以横三纵三的形式组成。变相的下方绘华严庄严世界海，海中有须弥山、田地、莲花，海边绘工具、乐器、鞋帽等，为《华藏世界品》变相。

《金光明经变》约四铺，主要依据北凉昙无谶译本。画面中央绘佛在耆阇崛山说法场面，两侧立轴形式各绘一幅变相故事。《思益梵天所问经变》仅出现一铺为第159窟，该经有西晋竺法护及后秦鸠摩罗什两个译本，均四卷十八品，品名相同。该经与《楞伽经》同为禅宗所依经典。画面主要表现思益梵天与网明菩萨以问答形式简述佛教无出生死、无入涅槃等基本论题。在这些新出现的经变画中，诸如《楞伽经变》《思益梵天所问经变》《天请问经变》及《华严经变》等，更多强调的是佛教哲学层面的概念，艺术表现形式较为单一。

张议潮时期的敦煌莫高窟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率沙州民众推翻吐蕃的统治，河西地区也渐趋收复。大中五年（851）张议潮遣使向唐朝献河西图经、户籍，举州归顺。同年唐王朝在河西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节度使。实际控制地为瓜、沙二州，其家族中先后任此职的有侄张淮深、子张淮鼎、婿索勋、孙张承奉。910年前后，张承奉在敦煌建立割据王朝“西汉金山国”，在不久后与回鹘的战争中惨败。张氏金山国于914年灭亡，政权转入曹氏家族，此时距唐朝灭亡仅七年。

张氏家族控制敦煌的时期约在晚唐，由于张氏家族笃信佛教，身体力行，促使莫高窟的营建活动空前高涨。汉僧、吐蕃僧、平民，以至奴婢，只要礼敬佛法者，均可受到优待，并允许在莫高窟留下功德。时莫高窟南区崖面石窟已趋饱和，张氏家族统治时期的石窟营建，主要位于南区南北两端，及穿插于各层之间隙中。开窟80多个，重修窟宇20多个，其中纪年窟约10个。

纪年窟中第85窟建于咸通年间（860～874），由洪辩的继任者河两都僧统翟法荣建造。这也是莫高窟现存经变画最多的大窟之一，俗称“翟家窟”。第156窟由张淮深建于咸通六年（865），窟内有经变画二十多幅及两幅著名的历史人物出行图，墨书《莫高窟记》也出自该窟。

第192窟由敦煌某社社官朱再靖携三十余名社人于咸通八年（867）建成，为一小窟。第12窟约建于咸通十年，由倡人索义□开建，为一大型窟，第107窟为一小窟，兴建者为张氏归义军小吏藏子之父，及奴婢身份的喜和母女，约建于咸通十二年（871）。

第94窟，为张淮深于广明元年（880）前后营造。该窟依张淮深职衔又称“司徒窟”。第9窟约建于景福元年（892），窟主不详，甬道两壁绘有节度使索勋、司徒张承奉、瓜州刺史李弘定、沙州军使李弘谏等供养像。第196窟由僧人何法师约建于景福二年（893），该窟又称“何法师窟”。第138窟由张承奉母阴氏建于光化至天祐年间（898～907），第468窟约建于天祐三年（906）。

张氏家族时期，莫高窟石窟形制有三种。吐蕃时期方形敞口龛式窟仍较为流行，且为数最多；中心佛坛窟，一般开有较长的甬道，主室平面呈方形，正壁前设佛坛，正壁为背屏式直通窟顶，正壁后开隧道。再者出现少数中心龛柱式窟，主室平面呈长方形，中心方柱位于正壁，于方柱正面开龛塑像，龛内三壁画屏风画。

造像方面，一铺造像组合多为七身或九身，风格大体延续吐蕃时期。造像规模除中心佛坛窟，坛上群像在尺寸上超过前期，其他龛像均趋于小型化。壁画内容仍以经变画为主，同期密宗图像的大量涌现及供养人出巡图的出现均值得关注。唐前期及吐蕃时期出现的经变画内容仍作主要表现。此外新出现《劳度叉斗圣变》三铺，《降魔变》二铺，《楞严经变》一辅，《密严经变》一铺。

《劳度叉斗圣变》依据《贤愚经·须达起精舍品》而作，描述佛教与六师外道斗法的场面。画幅左侧为舍利弗，右侧为劳度叉，中部为观看斗法的波斯匿王及众臣。经文中弗舍利与劳度叉斗法有诸多场面描写，如劳度叉化作大树，舍利弗则化作旋风，将树连根拔起；劳度叉化作七宝池，舍利弗化为六牙白象，将池水吸干等。壁画中只对其中某一场面进行设计构划。

表现释迦成佛道之前降服众魔的题材，在莫高窟北魏时期，就以佛传故事的形式表现过。张氏家族时期的《降魔变》，构图与早期相近，人物着装上已有很大变化，大多取自同期中原冠服。

唐代供养人像起初多被列于石窟四壁下方，绕窟一周，约至盛唐时期，供养人的地位在壁画中逐渐重要起来，常被画在甬道两侧，人物面朝主室正壁，以独立写实的画风存在，画幅尺寸逐渐加大，打破了前期千人一面的模式。张议潮控制敦煌后，供养人像的表现备受重视，供养人的地位及豪华生活得到夸耀，全景写真性的出巡图应运而生。今存第156窟南北两壁下方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为唐代供养人画的杰作。

南壁出巡图榜题写道：“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出行图。”北壁榜题“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两幅壁画场面宏大，每幅作品随行仪仗人物多达百余。

（11）新疆南、北两道的佛教造像7世纪以后，新疆丝路南北两道地区的佛教艺术由现存实物遗存看，北道，以龟兹、焉耆、高昌三地较为突出；南道，鄯善佛教约消失于5世纪末，于阗佛教艺术则得以延续。

龟兹，在鸠摩罗什离开之后，该地大乘势力渐失，唐贞观四年（630）玄奘时期，龟兹为小乘占据。佛教寺院与造像概况在《大唐西域记》中有所记述：“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习元，人以功竞。”建寺造像在龟兹颇具规模，其中照怙釐寺“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静，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养，久而弥敬。”

唐中央政府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统一龟兹，将安西都护府由高昌迁于此地，统辖龟兹、毗沙、疏勒、碎叶四镇。并设立“四镇都统”，为管理西域四镇宗教事务的最高机构，任命汉僧为都僧统，龟兹大乘佛教因此再度兴盛。

至开元十五年（727）慧超途经龟兹时，在其《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述了该地寺院的变化：“汉僧主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也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

约9世纪中期，漠北回鹘遭黠戛斯进攻，其中庞特勒一支退至安西，于会昌四年（844）在安西自称可汗，建立政权。唐大中十年（856），唐宣帝下诏册命庞特勒为可汗。唐中央政府对安西的直接控制遂告终结。回鹘人信奉佛教，未见文献记载，却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所体现，龟兹佛教约在11世纪以后，因土耳其族侵入趋于终结。

受中原汉式风格影响的库木吐拉石窟该石窟群位于库车县西约25公里处的确尔达格山口东崖，渭干河水流经此地。石窟群分置于谷口区和大沟区，前者散布石窟32个，后者有洞窟80个，已编号洞窟共计112个。与克孜尔石窟相同，塑像皆毁，只有30个窟保存有较完整的壁画。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渭干河东流，折而南，凡四十余里，经丁谷山西。山势斗绝，上有石室五所，高丈余，深二丈许，就壁凿佛像数十铺，璎珞香花，丹青斑驳。洞门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径尺，隶书焚字，镂刻回环，积久剥蚀，惟辨建中二年（781）字。”这也是有关库木吐拉石窟较早的文献记载。

库木吐拉石窟在唐中央政府设立安西都护府之前已有一定规模，时间约在5至6世纪。谷口区以第20、21、22窟为代表，大沟区有第23、33、46等窟，同期石窟损坏严重，石窟形制多为中心柱窟，与克孜尔石窟相近，窟顶作穹隆形，塑像多已损毁。

早期壁画窟顶内容大致分两类，即莲花伎乐天立佛组合和天象图。第20、21、23窟顶中央绘大莲花，第21窟作莲花伎乐天组合，以莲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12条带状放射纹，每条纹中绘一伎乐天。第20、23窟的放射条纹间隔处绘佛和菩萨各一身。第46窟顶中心绘天象图，有乘车日天和月天、金翅鸟、紧那罗及火天等形象。

窟内四壁壁画多已剥蚀，两侧壁多绘佛传图，以连续方格画面的形式，陈述释迦生平事迹。第20窟左壁上下6排，每排10格，出现60幅画面。窟内甬道右侧龛内，存有龟兹石窟中唯一的塑绘组合作品，内容为降魔变。主尊为泥塑彩绘，结跏趺坐，禅定印；佛右侧壁绘“魔女妶媚”，描述佛传故事中魔王使众魔女媚惑释迦不成，反被佛祖以神力变为老妪；左侧壁绘“魔军怖佛”，描述魔王带领兵众，施布恐怖场景威胁释迦的故事。第46窟正壁开龛，龛上方绘闻法天人，窟门内上方绘弥勒说法图，甬道两侧壁绘供养人像。这些早期壁画中的人物造型、风格与克孜尔石窟类似。

龟兹为唐中央政权管辖时期，库木吐拉石窟艺术进入第二阶段。这一时期龟兹原有风格与中原汉式风格交相辉映，前者突出体现在第34、43、50、58、63等窟，后者有第11、14、15、16等窟为代表。石窟主要分布在大沟区。

传统的龟兹风格在唐代得以延续，中心柱窟仍是最常见的石窟形制。前期窟顶中心天象图为本生故事取代。第63窟为保存相对完好的唐窟，原正壁主尊大立佛已无存，两侧胁侍菩萨各一身，窟顶以菱格形式绘有两行本生故事，内容有兔王本生、睒子本生、舍身饲虎本生等。窟顶左右两侧绘千佛，两侧壁由上而下分三排，每排绘五幅佛传图。

第58窟正壁龛内塑像与龛外壁画构成了一铺完美的说法图，正壁开大龛，龛内塑说法主尊，龛外左侧绘帝释天并妃以四十二事问佛，龛右侧绘飞天，龛外上方绘八身闻法天人，场景安排宏大，绘制细腻。

中原汉式壁画风格也融入同期石窟中，这类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作纵券顶。壁画以大型经变画为主，第11、14窟的正壁残存有《阿弥陀经变》，画面中央主尊为阿弥陀佛，两侧胁侍观音、势至，佛及菩萨上方饰华盖，画面下半部均已残损。由人物组合构图看，与敦煌前期同类题材壁画形式相近。窟顶纵券顶中脊绘莲花纹样，其中第14窟于中脊两侧分别绘千佛。

第16窟为中心柱窟，左右侧壁均绘有大型经变画，左壁绘《观无量寿佛经》变相，画幅左右两侧以立轴画形式分别绘《十六观》和《未生怨》，形式亦同莫高窟。右壁绘《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渡经》变相。门内上方绘涅槃经变，被德国人勒柯克盗去。这也是库木吐拉今存唯一汉地风格的涅槃图，画面构图与莫高窟吐蕃时期第158窟相似，券顶中脊作莲花纹，两侧绘千佛。

9世纪中期，龟兹为回鹘人统治，回鹘人对佛教的崇信，由同期库木吐拉石窟得到反映，其中也融入回鹘民族的审美特性，密宗题材也成为较多涉及的内容。回鹘在龟兹统治长达近3个世纪，现存壁画中以回鹘时期最多，较有代表性的洞窟有第79、10、12、42、45、38等窟。

第79窟是保存较好的回鹘时期洞窟，为方形窟，穹隆顶，中央砌筑佛坛，上置坐佛一身，今造像上身已毁，坛基前壁绘七身供养人像，着回鹘装，并附龟兹文、汉文及回鹘文榜题。可辨识的汉文题记如：“童子搜阿迦”、“颉里阿斯布施城中，识智俱罗和上”、“法行律师”、“圣寺府坐律师旁信一心供养”等。窟内四壁绘千佛，右侧壁下部绘“地狱变”。画面由里而外，依次绘坐姿地藏菩萨，六身跪人，两鬼卒捆绑两罪人，两鬼卒施刑锯一罪人，这也是国内现存石窟壁画中较早的地狱变相。

第45窟为中心柱窟，与此类似的还有第10、12等窟。窟顶多作纵券顶，纹饰承袭前一阶段汉式风格，多为莲花、祥云及千佛。正壁开龛，亦有在侧壁塑一佛二菩萨组合。窟内四壁以尊像图为主，描绘佛及菩萨立像，并附汉文榜题，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释迦牟尼”、“南无文殊师利菩萨”等。这类尊像图少了经变画中对场景的描述，单纯地以大幅面描绘尊像。画面的宗教震撼力得到加强。中心柱后的行道前壁绘涅槃图，释迦右胁而卧，四周有弟子、力士、天人环绕举哀。

回鹘时期壁画中人物造型没有早期龟兹的S形扭曲，体态壮硕，自然直立，人物面相丰圆，鼻梁高直，黑眸、小嘴，应是回鹘人的体貌特征。这一时期汉地影响仍在持续，线条表现仍是唐统治时期的技法。石窟中诸多汉文题记反映，许多石窟由汉人开凿并由汉僧住持。

龟兹地区森木赛姆、玛扎伯哈及克孜尔尕哈石窟龟兹地区较著名的石窟群还有森木赛姆、玛扎伯哈及克孜尔尕哈石窟。森木赛姆石窟，位于库车城东北约40公里的库鲁达格山口，沟谷东西两崖壁之上，有编号石窟52座。

现存石窟中尚存留部分4、5世纪建造的石窟，如第24、26、30窟等，均为典型的龟兹风格。石窟形制常见中心柱式。方形中心柱将室内分为主室和后室，及左右行道。主室多作方形，前壁所开龛像今均已不存。

现残存壁画多绘于主室及行道的顶部及两侧壁，菱格纹以四方连续的形式铺开，内填一个佛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可以辨识的有鹦鹉本生、兔王本生、降服魔王波旬缘、小儿以土施佛缘等，故事多取自《佛说兴起行经》《六度集经》《贤愚经》等。

后室出现《涅槃经变》，是克孜尔石窟的常见形式。克孜尔《涅槃经变》首由后室或后行道后壁开始，渐趋向左右行道扩充。由于森木赛姆石窟后室右壁开有明窗，《涅槃经变》多被绘于中心柱后壁。第30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较好的一幅，佛右胁而卧，右手托颐。佛上方绘众多举哀者，右侧绘天人，左侧为力士，弟子迦叶则跪于释迦足旁。

约7世纪，是森木赛姆石窟开造较为兴盛的时期，代表石窟有第11、41、42、43等窟。

石窟形制主要有中心柱窟和大像窟，并出现了以第42窟为代表的方形穹隆顶窟。同期中心柱窟大体如前，主室由前期的方形变为长方形，舍去了行道开设明窗的制造。佛像仍开造在中心柱正壁上，今塑像不存。壁画与塑像融合一体的表现方式，在第48窟得到较好的体现了。围绕已佚失的塑像，绘有头光、身光。龛顶饰华盖，有山岭流泉，花木相拥。龛外两侧绘饰伎乐天。

主室及左右甬道券顶脊部多绘诸天部，如日天、月天等。由脊部向两侧，绘以菱格佛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第48窟则在窟顶菱格中绘坐佛，形成千佛图。主室两侧壁以上下两层或三层的形式绘佛传故事。

大像窟的建造，在这一时期有突出表现，以第11、43两窟为代表。第11窟主室正壁原有佛像，以残存印迹看，高度应在10米以上。窟内由券顶至地面高约19米，布局结构极具气势。

券顶脊部绘天人，两侧绘菱格本生故事，主室左右侧壁被横梁分隔为四层，每层横梁上均置有佛塑像，今已不存。左右行道顶绘日天、月天等诸天部，两侧为菱格本生故事，其中猕猴王本生故事是龟兹石窟中的常见内容。故事讲述菩萨转生为猕猴王，率众猕猴于林中嬉戏，梵授王率部下包围并欲射杀众猴，猴王遂引藤抓树，利用身体为猴群创造逃亡之路，自己却因受伤而生命垂危。猴王的义举感动了梵授王，点化了他作为国王的职责。此外，后室仍作为表现佛涅槃的场所，后壁凿有涅槃台。

第43窟与第11窟形制相近，在窟门内两侧绘有礼佛图，人群由王公贵族组成，皆着龟兹服装，由比丘引领礼佛。后室前壁下部开有一龛，内浅浮雕涅槃像，上方绘火焰，两侧绘举哀弟子，应是荼毗场景。后室后壁还凿有涅槃台，并于后室顶部绘饰伎乐天及十余身坐佛。

7世纪中期以后，龟兹曾两度为吐蕃占领，至9世纪回鹘击败吐蕃，占据龟兹建立政权。两任政权均笃信佛教，并在森木赛姆石窟中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崇佛的印迹。第4、7、40、44、45等窟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产物。总体来看，政权的更替，对森木赛姆石窟风格发展并未产生重大影响。龟兹旧有的石窟文化，仍以主流的方式得到延续。

石窟形制出现许多方形套斗顶窟，券顶中心柱窟仍是最为常见的窟形。菱格因缘故事、本生故事仍是壁画的主要表现内容，在供养人行列中新增吐蕃、回鹘民族人物形象。

第40窟较好地反映了回鹘时期壁画的面貌。该窟作穹隆顶，由窟顶中央莲花向外作八条带状放射纹，每条纹内绘一佛一菩萨立像，两侧绘有供养比丘或摩尼宝珠，窟顶的这种绘饰方式在库木吐拉早期石窟中已有表现。只是佛的形象融入了回鹘人的形象特征：小嘴、高鼻、黑眸、体态壮硕。窟顶下端绘菱格因缘故事。主室两侧壁上方，以连环画的方式绘佛本生故事，下方绘大型佛本行经变画，其中主尊等画面主体部分多已不存，只残留部分衣纹或手的局部。此类风格与柏孜克里克回鹘壁画类同。窟门内侧壁供养人像显示着装为回鹘女装。可以看出，回鹘时期森木赛姆石窟，大体延续了龟兹旧有的表现方式，并将本民族审美方式注入其中。

玛扎伯哈石窟位居森木赛姆石窟南约8公里克尔希村西南的山坡处，这也是龟兹地区现存状况最为破败的一处石窟。可辨识形制的洞窟约32个，其生成发展约略与森木赛姆石窟同时。存留部分壁画的仅有第1、9两窟，风格近于7世纪前后的森木赛姆石窟，其中第9窟保存相对完好，为中心柱窟，券顶脊部绘日天、火天、紧那罗等形象，两侧绘因缘故事，内容有梵志施佛纳衣得授记缘、须摩持缕施佛缘、佛说法度二国王出家缘等。

该窟于左右行道及后室尚留存部分壁画，左行道顶部绘法轮，两侧壁绘立佛及供养菩萨。右行道顶部亦绘法轮和本生故事，有鹿王本生、鹦鹉本生等。后室后壁绘立佛、前壁绘金刚护法。

克孜尔尕哈石窟位于库车县城西约12公里的山沟中，地处雀尔达格山南麓，现有编号洞窟52个。石窟大多兴建于7至8世纪，部分洞窟开凿更早，可上溯至6世纪。石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大像窟和毗诃罗窟，其中为僧人居住用的毗诃罗窟占总数近一半。

石窟中年代较早的有第16和第23两窟，均为纵券顶大像窟，窟高10余米，今佛像已不存。主室正壁尚留有造像所用的楔眼及像背、头光、背光印迹，显示第16窟应为立佛，第23窟为坐佛。

第16窟窟顶脊部两侧残存斑驳的菱格因缘故事和本生故事。中心柱两侧行道顶端绘天部，可辨识的有火天、金翅鸟，往下两侧以菱格形式绘本生故事和山林草木，后室后壁下方设涅槃台，前壁中央开龛，后室顶部绘飞天。第23窟窟顶中央凿有长方形横格，内绘伎乐天，由顶部中脊向两侧绘因缘故事，内容有坚誓师子缘，五百雁闻佛法生天缘等。左行道顶与第16窟相似，绘金翅鸟等天部，后室顶部亦绘飞天，两侧绘本生故事。

这一时期壁画大致呈如下规律分布，主室券顶脊部绘诸天，脊部两侧多以菱格因缘故事表现，两侧壁多绘佛本行经变画。两行道顶部多绘天部，往下多见本生故事。

克孜尔尕哈7世纪前后的石窟以第11、13、14、30窟为代表，中心柱窟为主要石窟形制，中心方柱正面开龛造像，今塑像已不存。主室纵券顶中脊绘天部，两侧部绘菱格因缘故事，左右侧壁绘佛本行经变画。此外，行道壁画分布格局，与前期及龟兹其他石窟基本一致。

第13、14窟于左右行道外侧壁出现大型方格佛本生故事画，是为新出现的形式。内容有萨埵那太子本生、尸毗王本生等。第14窟窟门内侧上方残留弥勒说法图。

约8世纪所开石窟以第31、32、46窟为代表，与森木赛姆石窟同期第3窟相似，纵券顶中心柱窟仍是基本形制，也出现了像第32窟一样的方形五重套斗顶及第31窟穹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