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以悲悯情怀写悲剧人物

我是清秋子兄的热心读者，几年前曾经在天涯社区彻夜不眠地追看他的小说《我是北京地老鼠》。描写都市深处漂泊如浮萍一样的草根人物之命运，几年来我所看过的同题材小说中，窃以为无过于此著者。清秋子兄在细致而诙谐地描写“地老鼠”们的生存时，处处能看到笔端下表露出的一种悲悯情怀，这正是最感动我的。

正在我以为清秋子兄消失在茫茫网路中时，沉寂一段时间的清秋子重出江湖，连载的长篇《明朝出了个张居正》引起追捧如云。尤令我钦佩的是，早在网路上有名的清秋子兄，为了避免因曾经的名气而使作品获得失真的高评价，连载此文时再次化名，以初出江湖的新人面孔出现，显然，其所获得的好评是真实纯粹的、对文而不对人的。

从今天都市中籍籍无名的草根命运，到近五百年来一流政治家之一的张居正的命运，作者所关注的似乎从“小”变“大”，但不变的是那种悲悯大情怀。

张居正这样一个位极人臣的大人物，后世一个普通书生，对其可悲者何？可悯者何？

历史上多少已被雨打风吹去的风流人物，生前曾建立过赫赫伟业，左右着无数小人物的命运，但在时代巨大的车轮下，他们依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给后人留下一曲悲歌。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难道不可悲悯么？

五百年来张居正一直是史家和历史爱好者所关注的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认识犹如开矿，同样的矿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的掘进会越来越深，就在看上去资源枯竭，快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却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因为人类对历史、对传统、对自身的认识总在不断提高。有关张居正的历史、文艺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单说上一个世纪，先有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横空出世，成为一座有关张居正研究的高峰；后有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让张居正再一次出现在现代人的视野下。当下文化领域有关明朝的人与事热浪滚滚，清秋子再在张居正这座被开掘多次的矿脉上往下开掘，难度当然更大，但仍然有不同于前人的收获。

清朝人所修的《明史》，对张居正的评价是：“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这是基于传统史观得出的结论，为人臣者不能威权震主，不能仰仗君王的宠信而获得成功。但若政治人物都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便使中国的传统政治遇到了不可能解开的死结，在皇权政治构架下，一位政治家只要没有取得最高的权力，哪怕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要干一番大事业，要对社稷苍生做出大贡献，不能不依靠最高掌权者的支持，也不能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避免功高盖主。如此，政治家的作为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事与愿违，播撒龙种，收获跳蚤。清代的大政治家如曾国藩、李鸿章，没有一个人能取得张居正那样的成就，不是他们的才能比张居正差，而是他们更善于保护自己。晚清也无可避免地重复晚明的结局。

朱东润先生写作《张居正大传》时，正值外侮深重、烽火遍地，艰难的时局需要张居正那样力挽狂澜的“救时”政治家，在朱先生的笔下，张居正成为一位忍辱负重为国家不顾个人安危的英雄，而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万历帝和某些文臣，则显得刻薄寡恩、自私丑陋，这种判断当然不错。朱先生的见识显然已经超过简单地说张居正因威权震主而身后罹祸，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从帝制的泥坑里迈出一只脚，古老的帝国正在向现代政治体制艰难地转型，但步履艰难，当时的人对张居正的认识不可能超越时代，朱先生以同情的笔调为张居正一些道德上的瑕疵做辩护：在那种制度和文化下，张居正不得不那样做。朱东润所处的时代，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以私人道德、事功成败来论历史人物的传统史观，依然还难以完全超越。

如果今天我们再来看张居正，如果还停留在吸取张居正威权震主的教训，还停留在如何出污泥而不染，如何在传统官场中游刃有余的层次，那么说明我们对现代政治文明还缺乏起码的了解。这些年来，一些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吸引人的卖点就是表现聪明的政治人物如何熟练运用官场各种明暗规则，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如何在政治角力、权力倾轧中取胜，让现代中国人还津津乐道于宫廷权谋之术，这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清秋子的这本书，固然也很精彩地写出明朝的政治生态，写出传统官场臻于炉火纯青的官场谋略，但若局限于此，格局就显得小气，清秋子的书突破这种虽然好看但陈旧的格局，写出了一曲悲剧英雄无可避免的命运挽歌。

张居正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不能认识威权震主的危险以及鸟尽弓藏的政治规律，也不是因为他不知权变一味蛮干，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已经熟透了的文官制度培育的一位标准精英人物，他既能深谙世情，又能通晓人性，知行兼能。所以他在个人权力达到最顶峰时，清醒地认识到很有可能遭受霍光那种“骖乘”之祸————“骖乘”指和皇帝同乘一辆马车，比喻太接近皇帝的位置。他提出过乞休养老，想急流勇退，但大明朝还需要他，明知危机重重，还义无反顾地留在首辅的位置上一直到死，实现了自己曾对人表露的心愿：“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他同时代另一位名臣海瑞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海瑞表面上不畏权势，连皇帝都敢骂，但他将自己塑成帝国官员清廉正直的道德标杆，如此反而安全系数提高，包括皇帝在内没有谁愿意去故意迫害一个道德模范而自毁形象，和张居正相比，海瑞确实更善于谋身。但能谋身的海瑞只能是政坛的点缀，不可能像张居正那样掌握实权，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谋国”。“谋身”和“谋国”不可兼得，张居正选择了“谋国”，说明张居正比海瑞更像一个伟大政治家，也更忠于大明朝。骂皇帝的海瑞不但能活下来，而且成为五百年来官员清廉勤政的代名词，而张居正死后遭受种种侮辱，家破人亡，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王朝一种制度和文化的悲哀。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时，他的亲人完完全全成为砧板上的鱼肉，连现代社会一个普通刑事犯的权利都没有。—————今天一个杀人放火的嫌疑犯，公审时尚可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这样的王朝，积累了再多的财富，养再多的兵，也避免不了突然崩溃的命运，由此我们能找到张居正个人命运和明帝国命运之间的内在逻辑。

清秋子的这本书，不仅好看，我以为最可称道的是，他通过讲述精彩的故事，用理解的、同情的悲悯情怀，写出了一个大政治家和他所处的政治体制绕不过的悲剧命运，值得向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