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场政治绞杀他冷眼旁观 第三章谁是那只最
张居正当了庶吉士，食君禄、吃皇粮，进了人人都羡慕的清要之地翰林院学习，似乎是应该趁着新鲜出炉的劲儿，加紧去拜谒权贵、编织官场关系网了。可是，从各种记载来看，他偏偏在这以后，有过一段漫长的沉寂期。
与他后来执政时的敢于任事、杀伐决断比起来，这一段的忍耐简直就是奇迹。
当然，这也不奇怪，从来就没有天生的政治家。中国的官场，演员有时候的表演，到最终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因此，要活着、并活得比别人快乐的话，韬晦、平衡、隐忍，这些看上去不怎么光明磊落的本领，没有是不行的。
张居正这一段是在冷眼旁观。翰林院冷冷的孤灯下，他在学习——屠龙有术，不学不行啊！
他这几年所忙的，是“讨求国家典故”。这个典故，即是典章制度、前朝旧事，学政治的法则，学执政成败的案例。他的潜龙之志，就表现在这里。
在明代，知识分子标榜才华是一种时尚。人们渴望能像唐人、宋人那样，凭一首好诗好词就流芳百世。这种标榜名气的小团体也空前地多，什么“前七子”、“后七子”、“十才子”、“八俊八杰”……都是些志大才疏的狂人。其实，唐宋诗文之下，谁还能记得住这些名堂？墓木未拱，怕是浮名早已散得影子都没一个了。
张居正有了少年时代的教训，对那些花架子不屑一顾。三年的苦读，心得不少，他果然就学好了政治屠龙术，这从他后来执政时的游刃有余上就能看出来。
三年以后，他庶吉士毕业，因为是二甲进士及第，所以照例点了翰林，任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毕业那一年，他上了一道议论朝政的奏疏（给皇帝的建议、报告和检举材料都叫“奏疏”）。这是他在嘉靖一朝中仅有的一次。
他说：天地间的财富，是有数的，如果用得克制，天下百姓就比较宽裕。如果穷奢极欲，天下就会匮乏。然而现在，“民力有限，应办（税费）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谿壑难填……”（《论时政疏》）总之，说的就是，上流社会对老百姓搜刮得太厉害了。
民何以堪啊！这个年轻人，毕竟还是有血性的。
这个关于理财的题目，跟他在科举时的八股文章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说的更多了一些。
奏疏上去，如石沉大海。张居正也就不再说了。他知道，还没到他说话的时候。
此时，朝政正纷乱如麻，估计沉稳如张居正者，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就在他入京的第二年，嘉靖二十七年，内阁首辅，也就是相当于当朝宰相的大学士夏言，一个不小心，被著名的大奸臣严嵩构陷，让嘉靖皇帝下令给杀了。死得惨！
是“弃市”，就是在西市（北京西四牌楼）给砍了脑壳。
一代名臣，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张居正看到了：血，阴谋，绞杀，你死我活！
他不能不面对政治的残酷，也不能不体会到权谋的重要。这是大明帝国史上自朱老皇帝杀宰相胡惟庸以来，一百多年间，头一个首席大臣被下旨杀掉。
昏君如虎，权臣似鹰，他张居正就甘心做一只兔子么？
此时，朝中的顶级人物究竟在干些什么呢？
绞杀！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是一场静静的谋杀。在热带雨林里，有一类树，就叫“绞杀树”，他们是附生植物，寄生于其他的大树树干上，慢慢长出纵横交错的根，包裹着寄主树，一面盘剥寄主的营养，一面与寄主争夺阳光雨露，迅速壮大自己。当它的无数条根伸入土中，就形成了自身的强大根系，能独立生存了。这时，密布于寄主树干的根便急剧扩张，紧紧缠着寄主，直至寄主——哪怕你是参天大树——“窒息”而死。
嘉靖一朝的“内阁”，就是一场不断有参天大树倒下去、又不断有新的“绞杀树”矗立起来的连台好戏。
内阁里捉对儿厮杀的，都是当朝声名赫赫的大学士，国家重臣，货真价实的“宰相”和“副宰相”。
在中国历代的官场里，国家兴不兴，国家亡不亡，那都是很次要的事。而我兴不兴，我亡不亡，才是天地间第一要务。即便官至万人之上的“宰相”，也摆脱不了这种惯性思维。
当然，在这里，“宰相”只是个借用的说法。明朝从朱老皇帝的洪武十三年起，就没有了“宰相”。
特色皇帝朱元璋，亲手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官职给灭了！
自古以来，宰相为帝王辅佐，乃天经地义之事。乡绅大地主还得要一个管家呢！在政务系统中，宰相之权，仅仅略低于皇帝。皇帝是“最高最高最高”，宰相就是“次高”。
古来有不少明君贤相、政通人和的美谈，从管仲到耶律楚材，那也是一系列璀璨的明星；但是也有君相互斗、反宾为主的例子，比如霍光、曹操、司马懿、桓温……都是一手遮天、压倒了皇上的霸道宰相。
可是像曹操这样文武兼备的“汉贼”，毕竟两千年才可能出一个。宰相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里，还是听吆喝的多。由于出了一个篡汉的曹丞相，历代新朝在调整典章制度时，总是在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到了朱老皇帝坐天下的时候，皇权之高，已经根绝了宰相“篡汉”而代之的可能性。
但是，朱元璋是个很有个性的开国皇帝，他和宰相老是搞不好关系。
他和我们当下的很多“一把手”一样，都有共通的毛病——对待副手太苛刻。用个窝囊废吧，嫌碍事；用个精明强干的吧，总感到小子没准儿有野心。人家左右都不是。
早在大明朝成立之前，老朱自称“吴王”的那时候，他就有宰相。那时老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农民做皇帝，知识分子来辅佐，不是正好吗？明代宰相的名称是“丞相”，分左、右两个。明代“尚左”，以左为贵，所以“左丞相”是第一丞相。
大明的第一代丞相，是两位开国功臣：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一文一武，挑选的还是不错的。后来又有汪广洋、胡惟庸相继为相。有明一代，当过宰相的就这么四个人。
可是他们的结局，可就太令人恐惧了。四个人，除了徐达干了两年多就领兵打仗去了、得以善终以外（不过也有人说，是老朱用一只蒸鹅害死了他），其余的三个，都因为“谋反”或受牵连，或被诛、被赐死、被灭门！案子历时数年，株连蔓引，竟陆续杀了三万多人。
这就是国初震动一时的“李善长、胡惟庸案”。实事求是地讲，李善长、胡惟庸都是很有干才的人，政务也不能说处理得不好。但他们越是多谋善断，老朱就越不舒服。
什么都是你们说了算，要我皇帝干什么？你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死党，他们怎么不来走我的后门、拍我的马屁？老皇帝跟权臣赌起了气。史载，胡惟庸谋反是有证据的。不过，那都是来自告发者之口，或是同伙在刑讯之下的口供，很难说是真有其事。
追究胡惟庸，并不是老朱先发现了有谋反迹象。而是有谣传说，“从龙”大臣刘伯温因病暴死，是吃了胡惟庸私人医生开的药。根据谣传，就要整一个大臣，这分明就是找碴儿。皇帝一放风出来，人人都知道胡惟庸要倒台了，其中有想撇清的、想立功的、想报仇的，那还不纷纷起来？不弄出谋反的名堂来才怪！
杀胡惟庸之时，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老朱越想越气：丞相还要谋反，要它还做鸟用？于是撤销了这个官职，连同丞相的办公室“中书省”也一并砍掉。
我宁愿不要诸葛丞相为我鞠躬尽瘁，也不想重演曹丞相逼迫我儿孙的悲剧。
我老朱要自己干！
皇帝么，就是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再管个乱七八糟的……
有人统计过，老朱自从灭了宰相之后，每天自己要看20万字的文件，处理事务423件，等于一天到晚不睡觉、不吃饭，每小时保持阅读8000多字的速度、和处理20件国家大事的频率。
这下老皇帝可吃不消了。
老朱这么苦自己，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古人讲究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来之不易，不把它发挥到极致，岂不是亏了？在这方面，秦始皇就开了个好头儿，他不分昼夜操劳公务，白天断狱，夜批公文。即使这样拼命，也还不满足，还给自己规定了更高的目标，不批完一石公文，绝不休息。这就是史载的“日阅公文一石”。那时候的文件是用竹简写的，一石（念“担”）就是120斤（那还是蛮重的啊）。
老朱亲自上手那年，不过才53岁。按理说放过牛、爬过战场的人，身体素质应该不错，但是脑力劳动却是个更为辛苦的活儿，干了9个月，老朱顶不住了。只好从各地找来6个老儒，创立了“四辅”（这是受张良启发），让他们任春官、秋官、夏官、冬官，“协赞政事”。
乡下来的老学究，哪干过这个？两年后，这个办法无疾而终。为什么不实行了，史书上未载，估计是干得牛头不对马嘴。
但是，参谋人员还得要，否则建章立制、拟旨、批文这些工作得把老皇帝累死。于是老朱又从翰林院调了一些中层文职干部（学士）来，充当秘书。不定编制，也没有固定称呼。
到明成祖攻入南京、夺了鸟位以后，就把这办法固定下来了，这批人也有了编制、有了定称。
这就是“阁臣”。学士改称“大学士”；在哪个地方办公，前面就冠以哪个地方的名字，比如“中极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等。
皇上则把他们叫“辅臣”。自然了，当大臣的不能“主宰”什么，只能“辅佐”什么，皇帝才是天下的总舵把子。民间的老百姓对这些秘书，那可就恭敬得多了，一般称为“阁老”（不老混不进去呀）。
尽管阁臣的权力比宰相小得多，只能上传下达，但是毕竟执行了一部分原来宰相的职权，所以大家还是把他们看成是宰相，“入阁”就相当于“拜相”。后来官场上也不忌讳这个了，谁入了阁，大伙儿就纷纷写诗给他，祝贺“入相”。
不过，两者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宰相是有衙门的，过去叫“中书省”，有一大批各司其职的干部。而现在，阁臣手下仅仅有些小文书抄抄写写、跑跑腿。办事机构也含含糊糊地被称为“内阁”。什么“内阁”？不就是“宫里的小房子”么，没法跟“中书省”的堂堂正正相比。
过去，宰相怎么也得是一、二品大员，现在的阁臣是从翰林院来的，五、六品的居多，最低的还有从七品的——芝麻官了。然而到了后来，阁臣就越来越尊贵了，经常是先当礼部侍郎或尚书（副部级、部级）才能兼任大学士入阁。
内阁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明文的制度还要严格。进内阁的人有个名次上的排列，中国人在这上面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打头的一个，叫“首辅”，第二人叫“次辅”，余下三、四、五不等。首辅也就是大领班了。名次的排序是要论资排辈的，要是首辅离职或者死了，由次辅来顶上。如果原任首辅离职一段时间后又复职了，现任首辅的资格要是不如人家，就得让位，退居次辅。
内阁开始的时候，还不拘一格用人才，到后来则是非进士不行了。想“学而不优”而当大官，不灵了。
进了阁子，就要争当首辅，因为首辅是和皇帝打交道最多的人，也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因此。朱老皇帝设置的这个“内阁”，后来就演化成了“掐架院”。你不下去，我就上不来，我能让你好吗？各种手段就一起来吧，打小报告的，无中生有诬陷的，拉拢“言官”（监察部门的官员）掀起政潮的……只要能搞死你就行。和衷共济的班子，越到后来，就越少见。
等到了嘉靖这一朝，内阁的戏就多了。因为嘉靖皇帝从执政第二年起，渐渐地喜欢上了修道成仙那一套，妄想长生不老。到嘉靖二十年，干脆搬出紫禁城，躲在西苑跟方士们混在一起，不视朝了，很少过问一般的政事。但他对政务处理又要求得很严格，因此对首辅的挑选也就很苛刻，既要能办事，又要听话。嘉靖放了很大的权给他们，把阁臣的地位明确提到“六部”之上，为文官之首。
“阁老”们的位也高了，权也重了，有的人就誓死要保住位子，有的人呢，则恨不得明天就拿下这位子。因此从嘉靖年间开始，阁臣们的内战也就出奇地精彩。
首辅平常的工作，是阅览各部门送来的文件，然后把自己觉得妥当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票上，分别贴在这些文件的封面，进呈给皇上。这个工作，叫做“票拟”，也就是代皇上写处理意见了。皇看了要是同意，就用红笔画个圈圈，批两个字。这叫“批红”。
首辅在拟定意见时，不必征求其他阁臣的意见，一人独大，其他人只有唯唯诺诺。即使旁人代拟文件，也是按首辅的意思来落笔。这个票拟制度，初看起来，不过是皇帝借首辅的脑子用一用。可是另一方面，首辅也可以对下拉大旗做虎皮，对上巧妙地影响皇帝的看法，想办法蒙住皇帝，在票拟中偷运私货。
皇帝的权力包括生杀予夺之权，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割让了很大一部分到首辅手中。
这一点，连朱老皇帝也料不到：潜规则的能量不仅比制度大，而且也比皇帝大。
这时的首辅，不光是名位在“六部九卿”之上，其权力之大，有时甚于过去的宰相。在他的面前，何人敢不战战兢兢？
张居正踏上仕途之后不久，前任首辅夏言冤死，内阁里剩下的是现任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居正后来的经历，与这两人都有着较密切的关系。
严嵩是位大名人了，后世无人不知。作为白脸的“奸臣”，在中国民间文化里，大概除了曹操名气最大之外，第二个就是他了。虽然他作为阁臣，处理政务水平很一般，远不及同时期的另外几个。但由于贪婪和专权，留下了万世之名（可惜是臭名）。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与夏言是江西老乡。他年长夏言两岁，进士及第比夏言早四科（12年），诗文书法水平堪称一流，但就是政务水平太差。他入阁时，已是56岁，还是夏言把他提携起来的。
夏言这人，机敏决断，相当自负，朝中大臣谁也不在他的眼里，就更没把由他一手拽起来的严嵩当回事。严嵩拟的文稿，常被夏言改得一塌糊涂，还常常掷还责令重写。
严嵩不知为何，就是怕夏言。夏言的个性甚强，经常触怒嘉靖皇帝，在政坛上竟然四起四落。不过只要一回内阁，就能死死压住严嵩。
恨便由此而起。中国人，能记住一饭之恩的人不多，能记住一箭之仇的人相当不少。严嵩经过几个回合，终于明白：夏言只要活一天，就是他头上挥不去的一片阴霾。
想要出这口恶气，就得让他死！
严嵩用来对付夏言的诀窍，是以柔克刚。卑劣之人的柔，不是一般善良者的软弱，而是包含藏着鳄鱼牙齿的微笑。他对夏言，永远是忍气吞声。心里虽然在骂，见面却毕恭毕敬。据说，一次他在家中举办生日宴会，请夏言大人屈尊赏光。夏言不屑于来这套，没有去。严嵩竟然恭恭敬敬地跪在给夏言预留的座位之前，为英明的首辅夏大人遥遥敬酒。
不顾尊严，一至于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则百毒俱全了！
严嵩是个贪官，在夏言落马的空档里，他在皇帝面前一人专宠，甚至一度成为“独辅”，也就是整个内阁只有他一个人。此时，他就是上传下达的唯一管道。大臣要想给皇帝留下好印象，没有严嵩成吗？于是，给严嵩送红包的大小官员，车子挤满了严府门前的路（辐辏其户外）。严大人只是笑纳，然后回报以高官厚禄。以至于嘉靖皇帝也有所察觉，赶忙把夏言再度召回内阁，让夏言来制约一下这个老滑头。
夏言不是榆木脑袋瓜，他知道自己失宠是严嵩搞的鬼，这次回来当然要报复。他一回来，仍视严嵩为无物，把严嵩提拔的亲信尽行扫荡。严嵩仍旧还是怕他，一声不敢吭。
有一次，夏言寻到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渎的罪证，准备上本参劾。这个严世蕃，是个混世魔王，贪声在外，无恶不作。自我感觉却超级良好，称自己占有天下才华三分之一。
严嵩久经沙场，自知这一次小儿的丑闻要坏大事，便带领严世蕃来到夏言家中求情。夏言得知仆人通报后，装病不见。严氏父子竟强行进入，跪在夏言榻前泪如雨下，恳求夏大人放条活路。敢于向仇人示弱，也是小人的一记狠招——我已经服了，你还非让我死吗？夏言见此，于心不忍，“遂置不发”，把奏本压下了，当了一回东郭先生。
严嵩对皇帝，也是柔媚以事之。在中国，邀宠，有时侯就是最大的政治。马屁永远是下级讨上级欢心的法宝。无能之辈为何屡屡得宠？因为，最拙劣的马屁本领，就是最高明的政治权术。
文雅一点讲，就是四个字——投其所好。
嘉靖皇帝痴迷于道教，经常让值班的阁臣替他撰写“青词”，也就是写给玉皇大帝的效忠信。写好了，就拿来焚化以祭天。以至后来竟有了因擅写青词而入阁的“青词宰相”。皇帝一有了什么灵感，就急猴猴的让阁臣照他的意思写一篇。一遇上此事，严嵩总是兢兢业业地写，而夏言虽然也是此中高手，但觉得这东西纯粹是扯淡，有时候就叫人代写，有时候则把以前写的改头换面拿去充数。
两人对比，皇上当然喜欢献媚献得好的那一个。
此外，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嘉靖皇帝在醮天时，是要戴着“香叶冠”的，就是一种道士帽。某日，他一时高兴，分赠给五位重臣每人一顶，让他们也戴着赶赶时髦。夏言不听那一套，从来不戴，问起来，就答：“这并非法定官服，大臣如何能随便用？”
严嵩则不同，每次去西苑入见，都要戴得端端正正，上面还小心地笼上了一面轻纱。皇帝很好奇，问他：“典出何故？”严嵩含笑答之：“天子所赐，恐染灰尘。”
两下相较，柔弱的一方焉能不胜？
皇帝也好，大臣也好，哪个当总把舵子的不喜欢奉承？哪个高高在上的不喜欢顺耳之言？
严嵩摸透了在上者的虚荣和愚蠢，也摸透了刚直者的疏阔与执拗，那么，想要上下其手，置对方于死地，就差一个必然要出现的机会了。
这机会说来就来！
——这就是后来震动朝野的“复套”事件。
何谓“复套”？套，是指河套，即黄河流经甘肃、宁夏、陕西一带的这块地方。这里是明朝北边的战略防务要地。朱老皇帝开国时，对这一带的布防做了精心筹划，在北方一线置三大卫所（军事据点），修边墙（即现在俗称的“长城”），让诸王坐镇，严防“北虏”入寇。
这一招很有效，曾经使“三十余年胡马不敢南牧”（《殊城周谘录—北狄》）。
但人算不如天算，老皇帝一蹬腿儿，为朱家天下防守北方的燕王朱棣就反了，南下夺了鸟位，名正言顺成了主子。这位明成祖为防止类似自己的事情发生（我造反可以，别人却不可以），将军事重镇大宁都司与东胜卫内徙或后撤，使北方防务出现两处缺口。唯余开平一处孤悬蒙古高原，三面受敌，不得不在宣德年间也撤往内地。从此京师和内地门户大开，原先防务的最后底线，现在变成了前线。
一些饥寒交迫的蒙古族部落，就是趁这个机会，陆续进入河套来找饭吃的。后来他们安下了家，渐渐成了气候。起先不过是千余骑骚扰，到后来竟能聚起十万余骑，攻入大明的边镇杀掠。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套虏”或者“套寇”。
夏言最后一次当政时，陕西“三边总督”（地方军事主官）曾铣上奏，认为“套虏”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朝庭添一点兵力，由他调度，可一举摆平。这个曾铣，是个有胆略、有办法的将才，对边患如何根除看得非常透彻。
恰好夏言也想在此问题上建立一番万世功业，就极力向嘉靖皇帝保荐曾总督。嘉靖为夏言的话所动，下令褒奖曾铣，并指令兵部开始操作，筹划兵饷。
夏言是个实在人，很认真地与曾铣书信往还，讨论起了复套的步骤。皇帝既然下了决心，此事就有十分把握了。
他万万想不到，一转身，这个乐于斋醮的皇帝就反悔了。为什么？为的是中了严嵩的诡计。
那政坛老混混儿严嵩，早已观测多时，套复不复干我鸟事，但彻底干垮夏言，正当其时！
严嵩此次策划得很周密，在宫中鼓动近侍（不干好事的太监），在外廷勾结言官，大家众口一词，都说可万万不能复套啊！老祖宗都惹不起的蒙古人，咱们怎么能惹呢？一种倾向性的舆论，就这样包围了皇上。
嘉靖一想：不错呀！万一惹上大麻烦怎么办？前车之鉴，离得还不远呢，英宗就是因为轻易出兵示威，被蒙古骑兵在土木堡抓住的，当了多年的战俘，险些永远丢掉了皇帝的帽子。
然而大话已经放出去了，如何收回？收回的话，天子的颜面何在？嘉靖苦思无计，又不好明说，便时常发一些无名之火。他甚至已经想到，万一“鞑子”杀过来，自己杀掉曾铣求和，是否就能把这些野蛮人摆平？
这皇帝的心，也真是难测！曾铣不过是个有抱负的军人，“复套”也是为朱家天下着想，却不料自己的脑袋，转眼已经是皇帝手上一粒随时准备讲和的砝码了。
皇帝每日绕室徘徊，正是下不来台的时候。聪明的臣子怎么办？你——就要给他梯子，为他找一个替罪羊。
在严阁老的授意下，有心怀叵测的言官便开始发难了，说边衅不可轻启，不能让边将为立功而把国家推向险境；又说曾铣交结阁臣、无非是大言欺君，等等。严阁老更是偏偏在嘉靖一心一意斋醮之时，把上报山崩、沙尘暴异常气象的报告，和曾铣的复套建议一起呈给皇上。当天是正月初一，皇帝看了，当然感到晦气，太晦气！于是，他公开的态度立刻就变了。
皇帝下令将曾铣下诏狱（只对皇帝负责的最高监狱），削夺夏言一系列官职，仅以礼部尚书的职位退休。大正月的，正当锦衣卫前往边关捉拿曾总督之时，总督大人正领着数万大军夜袭“套虏”，颇为得手。曾大人被捕后，“三军大恸，声闻百里”，手下亲军五千，日夜磨刀称反——想不通，真是没有天理啊！
严嵩又连连进击。此时有个叫仇鸾的边将，由于受曾铣弹劾，正在狱中，严嵩便教唆他上疏，污蔑曾铣掩盖败绩，克扣军饷，还贿赂了夏言。
曾铣本来还不至于丢命。这么一来，风云突变，嘉靖二十七年（1548）三月末，曾大人终于以“隐匿边情，交结近侍官员”的罪名被斩首于西市。夏言在路上听说了他的罪名，竟然吓得从车上掉了下来：“噫！吾死矣。”
正人君子，从来难斗过阴险小人。当年四月，夏言果然被逮捕回京城。十月，脑袋就搬家了。一代人杰，就这么个下场！
是严嵩笑到了最后——哼哼，你蔑视我，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官场的食物链远远没有完结
夏言一倒，大事毕矣。严嵩以柔媚事皇上的办法奏了效，此后他又在朝中专权了差不多有15年。
一个皇帝，乖僻多疑，很少干正事；一个权臣，虎假虎威，坐收贿赂。这一对宝贝君臣，败家就像别人创业那样锲而不舍。朝政眼见着就一天天败下去了。
严嵩有个好儿子。老宰相卖官纳贿，都是由儿子严世蕃一手操办。诸司衙门想办点事，老严就一古脑推给小严：“小儿识天下大体，可与商。”结果，朝政等于由严世蕃一人把持。
严世蕃是严嵩中年才得的独生子，严嵩专权时，小严已经30岁了。此人肥头大耳，一目盲，年轻时沾了老爹的光（父荫）读了中央国立大学（国子监），毕业后，当了五品小官。他的确有点歪才。代父处理政务之后，谁要是想求见，十天半个月也见不着——不拿钱来？没门。有那想跑官的、跑项目捞好处的，均奔走其门，一溜儿的礼物箱子“相望于道”。
小严对内外所有官职的油水多少、难易程度，全都了如指掌。对跑官者索要贿赂，开的价码，都正正好好，一分也不能少（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有了这样的智力，想不成为古今中外第一贪也难。
最厉害的一个干法是，户部发给边防的银两，严世蕃要得其中大半，没等银子出京，就缩了水；或者送到边关之后，边将再乖乖按比例返回严府。国防的钱缺不缺，谁管他娘的。敌人来了的话，可能连大刀都买不起了。
严氏父子中饱私囊，挣够了，当然就要花。他们穷奢极欲，夜夜笙歌，所吃所用的，人间都非常罕见。搂着含苞欲放的三陪小姐，“朝歌而夜弦，左斟而右舞，宣淫无度，污蔑纲常，从古以来未有以拟其奢”（《明世经文编》）。
上梁如此，下梁也就可想而知。嘉靖后期，严氏父子这一对妖孽，把现世当做末日过，造成了贪风大炽，士风败坏，贿赂公行，简直到了随便抓一个当官的来砍头都决不会冤。
国家财政哪里禁得起这么消耗？大明天下已是千疮百孔了——国库紧张，入不敷出，军备废弛，民力不堪重负。一个世界第一的超级强国，到了此时，已是陡然转弯，一步步踏向夕阳了。
这个严大首长在内阁前后有20年，父子俩到底贪了多少？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了。史书上记载，他们严家的溺器，也就是小便器，“皆用金银铸妇人，粉面粉衣”。这还不算，往里面撒尿的那个洞洞，居然做成了女阴形状。
猖獗之极啊！谁说中国古人没有想象力？
他们以为圣眷从此不衰，他们认定天下可以随意折腾，他们习惯了自认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荒野淫无道的人，把机关算尽，但就是料不到有无数仇恨的眼睛正死死盯住他们。
有这样一双眼睛，是他们决不可以忽视的。
这就是另一位他们将遇到的重量级对手——徐阶。
徐阶是江苏华亭人（今属上海），为人聪明干练。早在嘉靖二年（1523）报考进士，中了一甲三名，俗称探花的是也。那一年，他才21岁。按规定，一甲的这三名，不用考庶吉士，直接就进翰林院，当了编修。
当年，任首辅的名相杨廷和曾经责怪过主考官，为何不把徐阶这个聪明小子录取为状元；又指着徐阶夸赞：“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辈。”——老一辈人奖掖后进的那股子真诚劲儿，真让现在的小孩只恨生得太晚！
徐阶个子不高，面白，风度翩翩，性格机敏，有权谋而不外露。在嘉靖初年本该一帆风顺的，可是，仕途刚一开始，就遭到了坎坷。
嘉靖皇帝上台那时候，还干过几件不错的事，其一就是取消孔老夫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吓人称号，仅封“至圣先师”。这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取消了大师的官本位。
但徐阶不同意这个做法，因而触怒了当朝红人张璁和皇帝，被外放到福建延平，做了个县法院院长（推官）。
这种基层的历练，对徐阶好处不少，阅历一多，人也圆通老练了。他在下面的政绩不错，从县到市，再到省一级，当到了江西按察副使，是管司法的副省级官员了。
夏言很看重他，对他多有提携。嘉靖二十年（1541），徐阶回到中央，当了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两年后，调任礼部侍郎（副部长），又升为吏部侍郎（跑到组织部去了），由于在部里受一把手受器重，成了实际上的组织部长。他待人和气，“折节下问”，下面来了办事的官员，他总是一脸和蔼地询问风土民情，因此口碑非常好，官员们人人“愿为用”——有事您就吩咐吧！
徐阶还一度出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院长），负责教导庶吉士，这就恰好是张居正的老师了。他对张居正的最初印象与好感，应该是始于此。张居正对他，则是终身执弟子礼，始终恭敬有加。
这是张居正仕途上的引路人，是一颗带来好运的吉星。张居正后来能搅起那么大的动静来，就是因为徐阶给他发了一个通行证。这些，我们稍后再慢慢地讲。
夏言被杀的第2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徐阶已经回京8年多了，当了礼部尚书，这就很有入阁的希望了。果然，3年后，他顺利入阁。
诸位可能想不到，徐阶的窜红，不单是因为他有才干，而且是跟他擅写青词大有关系。嘉靖就喜欢他撰的青词，认为玉皇大帝看了一定会满意，于是，欢喜得一日都离不开徐阶的样子。
徐阶入阁的时候，严嵩是首辅，李本是次辅，徐阶排老三。
这颗新星升任次辅，看来是指日可待。在眼下，朝中能对严嵩构成潜在威胁的，也就只剩下徐阶一人了。
严嵩虽老，可他的嗅觉还是灵敏的！他不能容忍有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超越他。史载，他对徐阶“中伤之百方”（《明史》），也就是想方设法地挤兑。这是生物竞争的本能。
楚人无罪，怀璧其罪。徐阶的罪过，就在于他得了皇帝的宠爱。
大明的所谓“办公室政治”，无非就是争宠、邀宠、固宠那点儿事。因为领导当中理智的不多见，糊涂的居多，欣赏谁就不问青红皂白，什么都好，怎么干都行。受宠的下属，闹翻了天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像严嵩这样的政治老手，自有他的原则——上级的宠爱，决不容他人分割。
受到严嵩的压迫，徐阶当然郁闷。但他是目睹了强悍的夏言是如何覆亡的，他不可能傻到去重蹈覆辙。
他使用的对策，也是柔术。手段跟严嵩相似，只是目的不大一样。
他内心早已经清楚——他的使命或者说宿命，就是有朝一日干倒严嵩，挽回政局的清明。而在此之前，就只能先保住自己。
严嵩的攻击来得相当之凌厉。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部落因边贸问题与大明闹翻，大兵拿下蓟州，突破古北口，铁骑直薄北京城。明军溃败，九门被围，京师震恐。这就是著名的“庚戌之变”。当时防守北京的京军，在册的只有6万人不到，半是老弱，强壮点儿都给派到高官家里服役去了，而且里面还不知有多少是空额。仓促间召集了约4万武举生员、街头流氓等防守。彼辈从未经过战阵，登上城头一看蔽天的烟尘，早吓得哭成一片。
严嵩在这个事件过程中，两次给徐阶下套，都被徐阶侥幸躲过，没有蹈夏言的覆辙。
兵临城下时，嘉靖曾征询严嵩和徐阶的意见，严嵩借故这是边贸问题，向礼部（也就是徐阶）推责任。徐阶没办法，只好献上了一条缓兵之计。他认为蒙古军孤军深入，长不了。先问俺答要什么，咱们就答应给什么，拖一拖再说。
瞎猫碰上死耗子，这缓兵之计居然就奏效了。俺答在各地开来的勤王军队压力下，退去了。徐阶也因此安然无恙，而且还在皇帝面前赢了几个点数。
还有两件事也很悬。一是请求早立太子事，一是安葬已故皇后事，不知怎么触怒了上心，徐阶险些被驱逐。严嵩已经兴奋得在那儿摩拳擦掌了，但徐阶的认识转得非常快——皇帝圣明！皇上您说的，那才是对的。
柔术到底还是有用的！皇上不再追究了。
不过风浪也实在是太紧，徐阶只有万分小心。于是他更加兢兢业业撰写青词，将功补过。他很清楚，做这些于国于民没用的事，反而比做有用的事更能让皇帝高兴。此外，他毕竟不像夏言那般刚直，平时宽以待人结下的善缘，也使他有了一层无所不在的保护网。无论嘉靖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有人说：徐大人这人，为人不错啊！
事情就这样无可理喻——领导有时候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对下级的评价，并不是出自观察。他喜欢听舆论。随便什么赶车的、端水的、送文件的小角色，说一句某某人好，就能影响他对一个人的看法。
徐阶便因之有福了。皇帝的气总算消了，危机得以度过。
严嵩当初扳倒夏言，用了10年光阴；如今徐阶与严嵩暗斗，也用了10年工夫。徐阶的法子，是“内抱不群，外欲浑迹”，他把最终的政治目的深藏起来。对严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玩起了太极推手。
徐阶日日面对咄咄逼人的严首相，采取的是“委蛇”策略，跟智退俺答的办法是一脉相承的。
也许是由于官场太险恶，也许是夏言的教训太惨痛，徐阶在一些事情上做得有些过，后世总有人呶呶不休。
因为严嵩极重乡谊（夏言除外），徐阶就以避倭寇为由，特意在严嵩的原籍江西南昌建造府第，然后把户籍迁到江西去，与严大老爷攀上了乡亲。他还把自己的孙女送给严世蕃做小妾（一说是送给了严世蕃之子），用起了和亲政策。两家既然成了姻亲，严嵩对徐阶的冉冉上升便“坦然不复疑”——老滑头也有中招的时候！
徐阶比较喜好经世之学（即“经世致用”的学问），他是有一番大抱负的。当日社会，正流行阳明之学，徐阶虽不是王阳明先生的学生，但他的朋友中，不乏阳明先生的弟子，因此耳濡目染，“外示人以名节，内济之以权术”，玩得很圆熟。
孙女做了妾！这胯下之辱暂且咽下，来日再算总账。
在这点上，我们不能苛责古人。
当今在世上谋生谋职的各位，环境再恶劣，尚且没有斧钺加颈（就是掉脑袋）的危险，可我们能有多少人敢于直言？敢于疾恶如仇？各位还不是要常常动用脸上的微笑肌肉？
况且徐阶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对手。
严嵩的奸诈与“横”，是史家给予定评的。要取仇家的脑袋，或以他人性命做赌注，不过举手之劳。
俺答兵犯京畿的这回，就有人为他送了命。由于明廷采纳了徐阶的意见，与俺答周旋，待勤王大军陆续到达后，明军势力增强，嘉靖便命兵部尚书丁汝夔发兵出击。丁汝夔向严嵩请示如何办，严嵩授意：不要动真格的，天子脚下，如果打不好交不了差，瞒也没法瞒。还不如不打，北虏抢够了自然会退走。
丁尚书照计而行，让各营停战，京兵更是乐得不战，于是任俺答兵烧杀。敌兵在城外杀掠够了，果然退走。那时宦官的家产多在城外，损失至为惨重，因此他们围着皇帝哭天抹泪，要讨个说法。皇帝为之震怒，追究下来，逮捕了丁汝夔。
丁汝夔慌了，连忙嘱咐家属向严嵩求救。严嵩告诉来人说：“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丁于是宽了心，把停战的责任全部揽下。
却不料严嵩在嘉靖面前谈及丁汝夔，嘉靖勃然变色：“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几句话吓坏了严嵩，只好踉跄而出，不发一言——天要下雨，我可管不了啦！
待到弃市的圣旨下来，丁汝夔被绑赴法场，他才知道不好，大哭道：“贼嵩误我！贼嵩误我！”
可惜，明白得太晚了！严嵩老贼，误的岂止是一两人的性命。
道不同我就不奉陪了
朝中的事如此波诡云谲，张居正此时又在干什么呢？俺答袭北京的那年，这位青年才俊正值庶吉士毕业，请假回家探亲数月，春去秋归，正赶上这件震动全国的事变。
国家的危亡，君主的善变，权臣的翻云覆雨，给他上了一堂最生动的政治课。
我们可以做个推测：他不能不有所悟！
就在朝堂上严、徐两人掐得正激烈的时候，徐阶开始注意到了这位“沉毅渊重”的张居正，深表赞赏。徐大人是个有慧眼的人，走政治的棋，会想到后面的很多步。于是，他有意结纳这个年轻人。
《明史》上载：“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用当代的话说，这人就是仪表堂堂，冷峻孤傲、含而不露。
在混沌的官场之上，这实在是够醒目的。
当时严嵩猜忌徐阶正深，好多与徐阶关系还不错的人，不免要躲躲闪闪。但张居正不，他堂堂正正，既与徐阶亲善，又与严嵩往来，决不鬼鬼祟祟。如此一来，徐阶自然是大为感叹，而严嵩也不以为杵，反倒是很器重这天马行空的后生。
这也许就是天生的政治异禀吧？当代有人评论说，要做到这一点，非有很深的道行不可。以今天职场的经验观之，确实是不易。单位里如果有非黑既白的两派，想左右不得罪，难矣哉！
我想，张居正固然是以光明磊落走稳了这钢丝绳，另一方面，跟严嵩毕竟是个才气颇高的文化人也有关。严嵩对张居正的才华，多少还是有些欣赏的。
张居正在翰林院里，从表面看，也确实只做了些无聊的马屁文章，比方给皇上看的《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元旦表》。这样的东西，严嵩也需要经常写，有时他懒了，就叫张居正代拟。
做这样的文章，如何才得以经邦济世？这样憋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院里有两棵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这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必也有鲁迅在教育部做小吏时的苦闷，他险些走了另外一条路。
嘉靖三十三年（1554），到了而立之年，一切皆茫然。他曾经娶妻顾氏，却早亡。不久又娶王氏。但内心创伤仍难复，即使丧妻一年后，他仍是“偶读韦苏州伤内诗，怆然有感”。
这一年，他忽然萌生退意，坚决告病假，回了江陵。他无法面对“师翁”，临走前，只给徐阶老师留了一封信，劝老师也退了算了：“遗世独往，不亦快乎？”
面都不见就走了，这学生是够固执的。书生气毕竟未脱干净啊！徐阶比张居正老道得多，他不会激愤。在官场，激愤有什么用？能做的，就只有蜷伏。日久生变——时机是等来的，两下里的较量，有时就是耐心的较量。
但他对张居正并不失望，他仍然要等待，包括等待张居正的归来。
张居正这次告假，既是对混沌世局的不满，也有避祸的念头。他深感“荣进之途，甚于榛棘”，仕途不是那么好走的。他告病的前后，正是著名的直谏忠臣杨继盛上书嘉靖，参劾严嵩“十大罪状”、“五大奸宄”之时。
直臣杨继盛的下场非常惨烈。
这位一根筋的杨先生是张居正的进士同年，时任兵部员外郎。他挑战严嵩，几乎等于飞蛾扑火。忠勇固然可嘉，可是旁观者看了，很难不胆战心惊。就在张居正告假的第二年，系狱已三年的杨继盛，被严嵩阴险地借皇帝之手杀死。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闻名于今世的话，就出自这位硬汉。勇士留其名，千百载之后都会有人叹服。他当时没有改变得了什么，皇帝下诏杀他，也只不过就当捻死了个虫子。大明天下几乎烂透了的道义，他一个瘦弱的肩膀能担得起来么？
但是，他不与王八蛋们苟活在同一片天下的绝然，却为万世的人们昭示了——“男子汉”三个字该怎样写！
他死了，留下了一捧正义之火。人们固然是噤声了，但离爆发的时日也就不远了。
张居正的选择，则是与恶浊的政治一刀两断。在江陵老家，他开始了“卧龙”式的生涯。“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张敬修《文忠公行实》）
这简直是活神仙了！张家原来仅是清贫之家，张居正小的时候，家里可以说是无存储一担之粮。但在他中举后，祖父辈经商有方，才得攒下数十亩田。现在，他可以优游了。
山居的日子令他迷恋，甚至，不禁有“终焉之志”了——老死在这儿，也未尝不可。
但是，对政治的热中，对民情的焦虑，对国事的牵挂，都注定他当不了陶渊明。
在乡间，他常绕行在阡陌间，看那些“田夫佣叟”。看到他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稍遇荒年，母亲就要卖掉孩子才能度日。而官吏催税催粮，就像火上了房一般急吼吼。放眼乡间，何处不是寡妇夜哭，盗贼横行……
农民这日子，怎么过啊？
张居正的心也是肉长的，“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然而，当朝的大佬们，只要有官好做，他们怎能有切肤之痛？
张居正痛心于“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什么叫“苦于兼并”？就是农民失地！农民们本来就贱，失了地，就更贱到了底！
在明代，选了庶吉士的人，做外官的机会很少。不做外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农民有多苦。张居正曾经有过做外官的念头，但没办法实现。这次在家中隐居，是他第一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民间疾苦，就越发不能安坐了。
他想到，要想老百姓活得滋润点儿，莫如省征发，轻关税，以厚商而利农。
民间的问题，看来古今都是一样的。解决问题的那层窗户纸，其实也是一捅就破的。
问题是，没有人来捅——关我鸟事！肉食者别有怀抱，懂吗？
张居正是看得够了。他心里的火，还没有熄尽。隐居江陵时，他曾与好友前去同游南岳衡山。留下的几篇诗中，流露出他内心的矛盾：是消极避世，还是做大事业？实在难以取舍。
“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这是忘情于山水间了。
“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这又是想扬鞭奋蹄，干他个天翻地覆了。
老爹张文明，不懂儿子内心里的这些罗里八嗦，看见儿子高卧山中一晃就是三年，不免闷闷不乐。孙子们问他为何焦虑，他起身就走，像没听到一样。
老人家想的也许是：张家，完了。
他哪里会想到，能山居者，往往就是有大志者。他的宝贝儿子搅动天下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这三年的山中生活，张居正并没有只顾埋头读书，也绝非饱食终日，他在眼观八方，发微探幽——帝国的病症究竟在哪里？
隐居的第二年秋，正值俺答部落的手头又紧了，与明朝贸易不成，就抢。鞑靼兵犯大同、宣府，十多天后，又奔袭至怀来，北京再次不寒而栗，宣布戒严。
俺答虽然拥兵十万，为蒙古土默特部的势力最强者，但毕竟不是以往辽、金那样强盛的国家。仅仅是为抢夺一点财物与人口，竟逼得大明朝的首都屡屡戒严。堂堂大国，怎会衰弱到如此地步？
这一时期，张居正对于“国病”的思考，已是一针见血。他早看出来，像严嵩这样贪得无厌的高官盘踞上位，必然是“财货上流，百姓嗷嗷”。何谓“财货上流”？就是，财富都流到上流社会去了。皇室的奢靡，权奸的搜刮，无日无休。国家的各类机构就是无数条吸管，有多少民力禁得起这样来榨！
张居正在一篇《赠友人诗》的长序中说，汉代贾谊有言，如果生产的人少，靡费（胡乱花钱）的人多，“天下财力，安得不困”？居正感到万难理解的是，居然有人不求从根本上除去这弊端，反而竞相仿效奸商狂敛老百姓的财富，这怎么能使国家富起来呢？
因此，“国本”一定要小心培植，“元元”（老百姓）更是要加以厚待，坐江山，就要做一个“计度久远”的统治者。
张居正不是满足于写写流行诗赋的时尚文人，也绝非空有抱负而毫无治国本领的李太白。他的头脑，正酝酿着改变这郁闷政局的风暴。他的诗，也有不输于太白的慨然之风——
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不惜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为了“致君尧舜上”，又怕他什么“地崩山摧壮士死”！
张居正，这难得的人中蛟龙，终于从潭中跃起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秋，他突然返回京城复职。
一条迢迢的杨柳官道，车马辚辚，载的是要让这辽阔国土重见盛世的雄心！
身后，是江陵的青山碧水；前方，是京城的黄尘万丈。
他张居正，此去，就是要廓清这世界。上报君恩，下对得起黎民百姓。
那些啼饥号寒的“末世景象”，他再也不要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