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6
其余几个少壮农民，更不敢呆，慌慌张张跟着离开了集体户。
我们这边立刻一阵欢呼。女生屋里，有人骂了几句“肮脏”，也就没有动静了。
水曲柳哈哈大笑：“你们唱够了？该我们唱了吧？”说完，就唱起了当时的所谓流氓歌曲《囚歌》。
我在这里，遥望家山，
不见老母，慈祥的脸。
过去的欢乐，
往日的幸福，
什么时候，
才能重见……
歌声挺凄凉，与当时我们的痛快心情不大相吻合，但我们却唱得如醉如痴。
这歌，不知是什么人写的，也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流传的。反正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歌，是个异数。它就在边缘的民间，被我们这些人传唱着，很有神秘感。
水曲柳他们的到来，给我们几个注入了强心剂。我们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愿意按照别人安排的方式来生活的人，大有人在，不止我们几个。
两天后，我们一块儿兴致勃勃地去官地公社逛街。沿着积雪的公路，走了十多里，来到了公社的小镇上。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可逛的。那年月，街上没有私人商铺，公家的百货店和小饭馆，都很寒酸，只比西洼子热闹一点儿。
在小饭馆里，大家凑钱，吃了一顿饭。没有纯粹的大米饭，只有掺了玉米碴子的米饭，不好吃。好在菜里有油，我们已经是很久没吃油了。
吃完，觉得没解馋。出来看见街边有居民养的鹅，一群群的，到处在觅食。水曲柳就问：“你们想不想吃鹅？”
我反问道：“想买鹅？哪有钱？”
水曲柳嘻嘻一笑：“买？用不着买。想吃，咱们今晚就能吃！”说着，他把军大衣扣子解开，跟一个同伙向一群鹅走去。
街上人多，没等我们看清他们干了什么，两人就回来了。他俩掀开了大衣的衣襟，我们都愣了——每人怀里揣了一只鹅！
一行人便急匆匆地往回走。路上，水曲柳向我们介绍经验：“抓鹅，要把鹅脖子拧到翅膀底下，掖好。这样，它就既不叫，也不会死。晚上，咱们就煮鹅吃吧！”
回到西洼子，天刚擦黑，我们迫不及待地动开了手。水曲柳手脚麻利地杀了两只鹅，用开水褪了毛，去掉内脏，扔进锅里煮。没有佐料，只放了盐，不到半小时，满屋子就是一股香气。
鹅汤终于煮好了，我们连饭都来不及做了，就盛出来分享。
好大的一层油。这样的美味，终生难忘！
艰苦惯了的人，吃了一点油，就腻住了。两只鹅，我们竟然吃了三顿才吃完。口中余香，几天不散。
这天，酒足饭饱，水曲柳又跟我们胡吹他在武斗中的战绩。老龚偶然提到二队集体户那帮小子以前曾来寻衅的事。水曲柳一听就火了：“还有这事儿？他们是哪的？一中的？走，去找他们，给你们报仇！”
我们一伙气势汹汹，来到了二队集体户。
集体户只有两个女生，其余的都回长春了。没找到人，水曲柳很不甘心，又问：“他们还有没有别的户？”
我们说：“一队集体户也是一中的。”
“走！”水曲柳抬腿就走。
一队集体户也是人不多，只有一个小帅哥在男生屋子里。水曲柳跟他搭上了话，互相寒暄了几句。
小帅哥说：“你们坐，我去给你们烧点儿热水。”
帅哥在外面忙，水曲柳对我们说：“冤家路窄。这小子得罪过我，他没认出我来。等会儿看我的。”
一会儿，帅哥拿了几个碗进来。
水曲柳说：“你先别忙，我跟你说几句话。你认得我吗？”
帅哥摇摇头。
水曲柳说：“你忘性可挺大！今年夏天，我到你们公社知青办去办事，一进门，没见有干部。那时候是不是你在里边？”
帅哥迟疑着说：“可能是吧。”
“我当时问你，这儿没人吗？你说什么？”
“我……忘了。”
“你说，我不是人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么说的？”
小帅哥个头不高，很精干，穿着极其时髦，小翻领拉锁一丝不苟。面对突然的挑衅，他倒还不失风度，说：“大哥，是我说的，我错了。”
“你很牛逼呀！那天我忙，没搭理你。你以为一中的就没人敢惹？”
帅哥还是不卑不亢：“大哥，我错了。”
说时迟，那时快，水曲柳上去就是两个“电炮”。帅哥嘴角立刻渗出了血，但他没有躲，站得仍很直，只是说：“对不起，我错了。”
这帅哥跟我们并无仇怨，我们看不过，赶紧上前劝住水曲柳。
水曲柳说：“你今天态度还不错啊。知道了吧，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是，大哥。”
水曲柳说：“知道我是谁吗？二中敢死队的水曲柳。你们一中的要想拔豪横，还嫩了点儿！走！”他把大衣的衣襟一甩，朝我们挥了一下手，带着我们扬长而去。
出门后，水曲柳仰天大笑：“哈哈，放心吧，他们一中的今后再敢欺负你们，我改姓！”
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
就这样，每天到处乱逛，我们感觉很潇洒，远强于前一段坟墓似的生活。
这期间，我收到了父亲一封来信。父亲说，他已经从干校回来了，但并不意味着下放生活的结束，更漫长的流放还在后面。单位下令，一部分干部全家都要去“插队”，当时叫“干部走五.七道路”。这是专用术语了，就是让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不过想当工人那是奢望，而是彻底被赶出城市，去过老农的生活。父亲说，他的“历史问题”虽然查无实据，但终究也是个“问题”，所以导致这次被长期发配，连累了全家。他让我抽空回家去一躺，再不回去，家就不在长春了。信不长，也没有一贯的教诲，只是有些伤感。
我联想到父亲的身体，不敢想象他怎么干得了沉重的农活儿？又想到，难道一家人就要永远告别城市了？
命运有时候真是面目狰狞，不给人一点儿希望，非要把所有的不幸通通加到某一群人头上。明明是恶意的惩罚，却又冠冕堂皇，让你连反抗都没有理由。
我读罢信，长叹一声，恨不得立刻就回家去。在长春，眼下还有我温暖的家。可是这家，马上要消失了。今后所谓的家，还不知道在那个乡下的土坯房里。这已经不是游戏了，是代表正义的力量对我们这类人的惩罚。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他们赐予我和我的家庭的唯一出路。
我到邻居的老农家里去了一躺，问问有没有新鲜的小米，想买一点儿给父亲带回去。父亲有胃病，他今后还要像大老张和王队长那样当农民，我没法儿帮助他，只能以此来表示一下心意。
邻居说，新小米还没有磨出来，让我等两天。
水曲柳见我长吁短叹，就问我怎么啦。我说：“老爸和全家都要下乡了。”
他说：“那你还不快回去看看？这破集体户，没吃没喝，还呆在这儿干嘛？”
我说：“等两天吧。”
水曲柳他们终于在我们这里呆够了，要走。我们都有点恋恋不舍，决定由老龚、小迷糊和家轩送他们一程，送到官地公社再回来。我轮值做饭，就免了。
临走，我跟水曲柳他们挨个儿握了握手，让他们有空再来。
水曲柳说：“哥们儿，别发愁。你老爹当年没去延安，今天才倒了霉。这次，你就当他去延安了，什么‘五.七’道路，能怎么样？还能把人搞死？说不定这将来就是他的资本。山不转水转，二十年后看谁是好汉！”
水曲柳这当然是满嘴胡说八道了。但二十年后，我的老父亲确实是时来运转了，而且势不可当，比当年去了延安的，还要辉煌。我后来就想，水曲柳，一个长春二中的无赖混混儿，无意中竟然能道破人世间的真理。他的话，我一直记着。在遭遇挫折和困难时，经常用它来鼓励自己。
天仍然阴着，小雪静静地飘，村庄没有声息。老龚他们送水曲柳一行走远了。雪野里，人影只是几个黑点。整个西洼子，都弥漫着柴烟的气味。视野里欢蹦乱跳的东西，只有狗。高高木竿上的那些“伟大旗帜”，经过一夏的曝晒，已然褪色，但飘起来仍是威风凛凛。
他们是一早走的，下午老龚就能回来。我洗好了几个马铃薯，准备做下晌饭，等老龚他们回来吃。
可是，这顿饭，他们没有吃得成。
我做好了饭，盛到搪瓷脸盆里，拿到里屋炕头，用棉被盖起来保温。然后，就煮盐水土豆——老菜谱了。
郁闷一阵阵涌上心头。漫长的冬天才刚刚开始，还要过五、六个月这样的日子，我们难道一天一天就这样过？
我走到门外，呆呆地看着铅色天空下的雪野。细细的雪花飘得很欢快，它们不知道愁。
此时，不知即将落户农村的父亲怎样了？不知正在收拾家当的母亲在想什么？那个白雪覆盖下的故乡的城，此时又该有多美？
就这样呆想，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梁燕眉在里面喊了一声：“呀，你的土豆！水都烧干了！”
我慌忙跑回灶台，看见灶坑里面的炭火已经被扒了出来，掀开锅盖看看，煮土豆成了烤土豆，糊了。
我们“这一户”四个男生轮流做饭，他们“那一户”四个女生轮流做饭，我和梁燕眉排在同样的班。可是自打“电炮事件”后，每次做饭，她再也不跟我说话。今天，她只是帮我把炭火扒了出来，就进屋去了。
梁燕眉啊，我平生第一个恋慕的女孩。她的声音，老远就能让我心颤；她的欢笑，隔着墙壁我常常能听得到。年轻时代的爱，就这么敏感。那年月，人们穿得都差不多，但她的身段，即使在千万人当中，我也一眼就能分辨得出。
在西洼子的岁月中，我始终感觉她离我很近很近。虽然现在我们已渐行渐远，可是我仍然在想象中，把我的将来，和她联系在一起。在火炕上，夜长睡不着，我就忍不住要想象，我们总会有一天，一块儿回城去探亲，去逛繁华的重庆路，一起在那春天的白杨树下散步。少年人所梦想的幸福，不会是油盐柴米，而就是——能拉住一个可爱女孩儿的手。在现实中，虽然两人已无话可说，但这禁绝不了一个痴迷者的想象。
我未来的生活中，怎么可能会没有梁燕眉，怎么可能……
正在呆想间，冷不防有人“咚咚咚”地跑进院子里来，大声喊我。
我出门一看——是水曲柳！
“是你？怎么啦？”我心里一惊。
他气喘吁吁地说：“你不是想回家吗？”
“是啊。”
“走，快走！”
“怎么走？”
“有车呀！你就别问了，走！”
“我……还有小米没买呢。”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都等你呢，走！”
我被他拽着，来到了公路边，远远看见路上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上面坐着几个人。这水曲柳，搞的什么鬼，说不定怎么花言巧语把人家的军车给拦下了。
走到近前一看，我的妈，全是我们自己的人！老龚、小迷糊、家轩，还有水曲柳的那俩哥们儿，都坐在车上，一本正经。
小迷糊见我踌躇，憋不住一乐：“看什么看？都是国军！”
怎么回事？我仿佛是在做梦。
“你们怎么搞到的军车？”
“哈，上车吧，回长春！”
我挤了上去，几乎等于坐在他们腿上。
“你们这么大能耐？哪儿借来的车？”
大伙不答，只是笑。
水曲柳把车开起来，回头对我说：“什么借的，谁能借给咱们？偷的！”
“偷的？这军车？”我愣了。
“这有啥？容易！县革委会的二把手、军代表，坐这车到官地公社开会，中午在饭店下馆子。车就停在道边，没人管。我伸手进去把电线扯断，两根线一打火，点着了火，就把车发动了。在二中武斗时，常干这事儿。”
“那人家不找？”
“就让他找，把官地挖地三尺去找吧。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上长春了！”
“上长春？咱们上莫斯科！——前进！”老龚哈哈大笑。
老式吉普是帆布的蓬，不防寒，但我们一点不觉得冷。开着军代表的车，看着眼前的通天大路，真是豪情满怀。
敦化的群山，一片银白。无边无际的树，都落光了叶子，在雪景中像苍劲的木刻。
一辆涂红星的绿色军用吉普车，载着一车杂色服装的少年，一路呼啸而去。车里，传出一阵阵嘹亮的歌声，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这辆车，驶向了少年人梦想中的莫斯科。
车爬上一个小山岗，身后，西洼子远去了。满车的人都在唱，都在笑，只有我沉默。我想，我们这是到哪里去，回长春？长春还能是庇护我们的地方吗？它的怀抱又能把我们保护多久呢？
想到此刻在长春的老爸，心里就痛。那样的一个老实人，二十多年前，不留洋，不逃台，满心里都是为了祖国吧？干到最后，却连城里的家都保不住了。他究竟得罪了谁？人们为什么要狠命地整他？一个连杀鸡都要犹豫半天的人，对社会能有什么危害？我们的民族，已经疯了么？
我后来明白了，父亲的善良，就是他的罪。
人们乐于欺负善良的人，因为即使欺负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果。而对恶人，大家则不敢多说一句话，是因为那后果无人敢于承担。
在和平年代里，那些口称“正义”、“牺牲”、“阵痛”、“代价”而专门欺负善良人的人，如果放在战争年代里，就是一批最无耻的汉奸、叛徒和匪类。
善和恶是明明白白的，但没有人能站出来，保护我的父亲！
我忽然想，这次回长春，决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我要把给父亲买的小米带回去。
想到这儿，我大喊了一声：“停车！”
水曲柳身子抖了一下，连忙慢慢刹住车：“怎么啦？要小便？”
“我有事情要办，还是明天坐火车回去吧。”
大家一致反对，都说何必呢，坐吉普回去，不是过瘾吗？
我坚决地摇摇头：“你们快走，我下。户里也不能这么扔下就跑，连门都没锁。”
大伙见我死心踏地，也就不劝，挥手告别，相约回到长春见。
吉普车卷起一股雪烟，开走了。我站在路边，没动。看着车辆远去，觉得他们真是好像投奔永恒幸福去了，把我孤零零一个人抛弃在敦化的雪野上。
那时候，公路上的汽车极少，马车和马爬犁也很少。回去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回头望，没见到有顺路的车。往敦化方向倒是时而有车过。天擦黑了，我不再抱侥幸心理，迈开双腿，走回去了。
一夜几乎无眠。那边屋里是女生在酣睡，这边屋一铺大炕只有我一个人。冬夜里，连狗都不叫一声。那屋的任何微小响动都很清晰。有人在说梦话，有人在打呼噜。半夜里还有人爬起来，开门去外面，到房山头蹲下来撒尿，哗哗的声音都能听见。
我在想，老龚他们坐着吉普车走到哪里了呢？肯定早就过了秋梨沟了吧？没准儿已经快到吉林市了。要是汽油没有了，他们又到哪儿去加油呢？
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一觉醒来，已经七点半了。天大亮，屋里寒气逼人，眉毛上都结了霜。我赖在炕上，不愿意出被窝，睁眼看着玻璃窗上的阳光一刻比一刻亮。对面屋里的女生起来了，在院子里洗脸刷牙，一会儿，就都上工去了。
那边儿，只有一个人在屋里屋外地走动，好像在搞卫生。听得出来，那是梁燕眉。我马上爬了起来，哆哆嗦嗦地穿衣服。我别的什么也没想，就想看一眼她，即使不说什么话，也行。
刚把棉袄穿上，门“咚”地一声被撞开了，跌跌撞撞进来一个人！
我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小迷糊！一夜不见，小迷糊换了一个人一样。昨天走的时候，还那么意气飞扬，眼下，却是嘴冻得乌青，神色张皇。最惨的，是棉裤的两条腿裤全湿透了，结了一层硬绑绑的冰。
我一下反应过来——肯定是偷军车出了问题！
我让他赶紧脱了棉裤上炕。小迷糊拖了棉裤，上炕披了大被坐着，浑身还冷得直哆嗦。
我说：“你别急，出了什么事情，慢慢说。”
小迷糊长叹一声，说：“完了，这回全完了，都被抓住了！”
原来，昨天傍晚，他们开车跑了一个多小时，已经能看见敦化县城了。正在高兴，只见迎面过来一辆大卡车，错车之后，后面又是一辆。这后面的一辆，司机一打舵，竟然越过中心线，直直地朝吉普车前方冲过来。水曲柳连忙避让，刹车。那卡车也马上刹住，停下了。只见车上扑通扑通往下跳人，都穿着工装，拿着枪。再回头看，先头过去的那辆也不知什么时候调过头来停下了，也在往下扑通扑通地跳人。
“不好！是工人民兵，快下车跑！”水曲柳大喊一声，拉开门就跳了下去。
其余的人也纷纷逃出来，向公路两边的野地里跑。小迷糊回头看了看，水曲柳已经被当场擒住，老龚和家轩朝公路那一侧跑，工人追得很急，看样子不可能跑出去多远。小迷糊这一路，是水曲柳的两个同学，其中一个跑了几步，就跑不动了，停下来等候束手就擒。另一个对小迷糊喊：“咱俩分开跑，跑出一个算一个！”
茫茫雪野里，他们亡命地逃窜。工人民兵不断发出恐吓，但始终没有开枪。
小迷糊不知跑了多久，跑到了一条河边。河上的冰还没有结严，河水冒着白汽。他咬咬呀，下了水，趟河而过。追兵们到了河边，用手试了试水温，一时没敢下河。就在他们踌躇之间，小迷糊趁机逃脱了。
此刻，小迷糊坐在炕上，惊魂仍然未定：“那水冷的呀，我当时寻思，今天这腿就得冻掉了！”
“你昨晚在哪儿躲了一宿？”
“在哪儿？我整整走了一宿。不敢进屯子，也不敢停下来。停下来，这腿恐怕就真的要废了。也不敢走公路，就在公路边的野地里走，深一脚，浅一脚，天亮了才看到西洼子。”
我让他歇着，拿着那条湿棉裤，到外屋地用炭火烘干了。又给小迷糊专门做了玉面米糊涂粥。
小迷糊穿上棉裤，喝了热粥，脸色缓过来了。他默默无语抽了支烟，说：“我不能在这儿呆着，得马上走。万一他们到户里来抓，就坏啦。”
我大惊：“那你怎么受得了！睡一觉再走吧。”
“不行，太危险，我到别的户去躲两天，然后回长春。你等会儿也赶快回长春吧，别以为没事儿，他们那些疯狗，什么都干得出来。”
小迷糊仓皇收拾了一下东西，就走了。出门时两眼一红，说：“老龚、家轩……他们肯定是被抓了，怎么办哪？”
我心里一紧，摇摇头说：“你自己千万小心，咱们回长春以后再说吧。”
小迷糊走进雪地里，回头跟我挥手。
白茫茫的大地上，他的身影是那么弱小。
小迷糊走远了。一个黑点儿，在天与地的白茫茫之间。
回到屋子里，我慌慌忙忙收拾了一下必须带走的东西，猛然想起小米还没买，就跑到邻居家，称了15斤小米，用旅行袋装了。看看再无遗漏，就想走。
这时，忽然听到梁燕眉开门到了外屋地。我知道，她是要准备做头晌饭了。
我迟疑起来，忽然失去了从她面前走掉的勇气。老龚他们的落网，意味着这西洼子我们是不可能再呆下去了。如果继续呆下去，我们承受不了千夫所指。所以今天这这一走，等于永远告别。
外屋地有柴禾叶子哗哗地响，还有刷锅的声音。我提着旅行袋，呆呆地站着，不敢推门出去。
忽然，梁燕眉唱起了歌儿。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那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平时女生唱这歌，唱到“爱人”两个字时，都含糊过去。今天，户里没有别人，梁燕眉把“爱人”两个字唱得清清楚楚。
这歌声，是绝美的声音。在这时候听到，心都要碎了。
爱人啊，我的爱人！
旅行袋从我手中脱落，掉在地上。我蹲下来，抱着头，懊丧到极点。全都完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前途，我们心中圣洁的爱情。在这个多雪的冬天，就算彻底埋葬了。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我就像茫茫雪地上被人追逐的野兔，无处可逃！
谁能拉我一把？谁愿意来拉我一把？我看不见前面的路了！
18
在茫茫雪地上，我像一只失魂落魄的野兔在逃窜。茫茫的雪地上，我们大家像一群失魂落魄的野兔在逃窜……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生的写照。
我在1969年11月那个酷寒的上午，提着15斤小米，仓皇离开西洼子时，就有了那样的一种预感。
太阳光很白，村庄呈现出一种土褐色的原始状态。除了高耸入云的旗帜和满墙的政治标语，它跟千百年前的村庄是一样的。
上车前，我绝望地看了一眼这没有任何温情的土地。
在我的一生中，再不会有安详的阳光照进教室，再不会有丁香花在教室窗下悠闲地摇曳，再不会有眼保健操的音乐在课间响起……“和平”，这个少年时代听得最多的词，将永远销声匿迹。我们从此就被推进了漫天风雪中，与狼共舞，奔逃不休。
回到长春，我赶到三马路小迷糊家，报告了不幸的消息。小迷糊的母亲在家，她是个家庭妇女，听了我的叙述，当下就坐在炕上，拍着腿嚎啕大哭：“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哇……”她没有什么主意，只是哭。小迷糊的父亲从街道工厂下班回来，听了我的报告，沉着脸，默然许久，回头斥责说：“哭什么？脚上的泡是他自己走的。这小犊子，我们管不了啦！”
从迷糊家出来，我又到火车站前的老龚家。老龚的父亲在家，他休闲的时候，也是一身戎装，正在书房看书。听了我的报告，老人家眉毛一皱，问了问详情，没有再说什么。拿出一个本子，翻了翻，摸起电话要打，忽然想起我还在，就勉强一笑，要留我吃饭。
我借口家中还有事，连忙告辞了。老龚的父亲送我到院子里，手扶着栅栏门，没头没脑地叮嘱了我一句：“孩子，你记住，你们都还年轻啊！”
家里已经天翻地覆，东西都清理好了，该打包的打包，该送人的送人。没过几天，一辆大卡车就把我们全家拉到了四平地区的怀德县。
这地方是平原，不属于长春管辖，但离长春并不远。平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只能老老实实种玉米，所以不如西洼子富裕，连电也没有，晚上就点煤油灯。
我们暂时住在队长家的东屋，一铺炕住了全家人。劈柴、挑水、烧火做饭，过起了乡下生活。
我的老父亲，年过40了，从头学习劈柈子生火。队长的老妈看了一会儿，半真半假地讥笑道：“老某啊，你喝了那么多墨水儿，往后全都用不上了吧？”
我也开始在队里劳动了。我知道，生活中的关隘必须硬碰硬的去闯，今后我的路，再没有一丁点儿可以浪漫的余地了。那时候身体还挺棒，我每天都下死力地干，社员们很惊奇，说：“你干活还真是不惜力啊！”
当时有个政策，下乡的干部，可以把自己在外地插队的子女迁到身边来。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活路。于是，在乡下过了一个死寂的春节，三月初，我重新踏上到西洼子之路，去迁户口。
先到长春，再转车。如今这座城市，除了火车站候车室和医院走廊，再无我的一寸容身之地。买了到敦化的票，也不敢到其他人家里去探听消息，就在候车室过夜。晚上，车站派出所的警察狠狠地把我盯了半天。
我在心里哀叹，这才不过几天，我在长春的居留，就已经是非法的了！我的省育才，我的斯大林大街，都远离我而去。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这个美丽的城，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再属于我了。历史的前进，就是以粉碎我这样的人为代价的。一个初中都没念完的小人物，哪里有什么权利谈个人的悲欢？
从敦化坐上长途汽车，我的心就在打鼓：这次回西洼子，能看到谁？能看到些什么？那件偷军车的事，过了三个多月，应该没事了吧？刘队长会是一副什么嘴脸呢？老龚他们会在户里吗？梁燕眉还是那样俊俏吗？
到了集体户，已经是下午，下晌饭刚吃过，男生屋子里有人。我推门进去，第一个看见的是小迷糊。
他一愣，满脸惊喜：“哥们儿！”喊着，就扑了过来。
我们俩紧紧相拥。
屋子里还有老房、亚奎和长骏，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敌意，很友好地围上来，问这问那。
听说我要迁到父母那里去，大伙都挺高兴。亚奎还分析了一下好处，他说：“有父母在，你再表现好一点儿，前途准没错儿。”
我问小迷糊，偷军车的事情是怎么了结的。
小迷糊告诉我，那天军代表发现车子被偷走，不禁暴怒，下令全县民兵进入二级战备状态，把所有的公路关卡都封锁住了。水曲柳他们就是不往敦化开，也是插翅难逃。当天除了小迷糊之外，车上人全部落网，被关进收容所。后来，小迷糊没敢回家，去自首了。人家做了笔录，倒也没关他，让他回集体户等候处理。
原来，敦化县当时的头头在处理这个案件时，发现有些麻烦。一是做案人年纪太小，动机不明，不好扣太大的帽子，况且军代表的车被偷，也不是一件宜于张扬的事；二是抓到的几个人当中，有两个是军干子弟，两个是省直机关干部子弟，县领导感到投鼠忌器。后来，老龚的父亲动用了一点关系，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老龚、家轩他们总共被关了一个月，就放了。春节期间，小迷糊跟他们互有过走动，知道他们俩正在跑转户的事。
小迷糊说：“你是第一个走成的。”
我问他：“你有办法走吗？”
小迷糊摇头：“没有路子，只能在这儿了。”
我对他说，我家下乡的那个地方，晚上能看见长春汽车厂的灯光把夜空照得发白。迷糊听了，不胜羡慕。
晚上，我们挨在一起睡，有聊不完的话题。
第二天我就张罗卖粮的事。我去年没在集体户呆几天，剩下了不少粮食，生产队要给我拨出来，拉到粮库去卖掉。这时候我才知道，队里执政的，已经换了王队长。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换队长的原因是，一年下来，工分值不如以前。社员们都是务实派，发一声喊，就把少壮派刘队长轰下了台。
王队长毕竟是知识分子，对我很客气，亲自给我称粮食，还详细打听了我的家庭背景。我临走前，他专门来看了看。见我箱子上有几本书，马上抓起来，很痴迷地翻了翻。其中有一本是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他摩挲良久，感慨地说：“这书，我上大学那会儿也读过。”最后，他提出想索要一本《全国交通地图》，神情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很痛快地给了他。
我在户里呆了三天，每天都能看见梁燕眉。她样子一点儿没变。现在是三月，还没有开始春耕，活儿不累，女生们常常唱歌，都是很欢快的样子。可是，我和梁燕眉，始终没有说话的机会。
第二天晚上，我和小迷糊在院子里聊天。女生们出去串门回来，一路唱着“远飞的大雁”。走近了，梁燕眉看见是我，就不唱了，停下来紧了紧鞋带，又往我们这边看了看，最终也没说话，起身走了。
我痴痴地望着她们一群进了屋。
我们那时候虽然年轻，但很封建，男女之间不能没话找话。习俗就这样阻止了我们最后的告别。
小迷糊明白一点儿什么，说了一句当年的电影台词：“阿米尔，冲！”
可是，我哪里有这勇气？
第三天，我离开了集体户。小迷糊特地歇了半天工，送我上了车。临行，他把一包从供销社买来的“曹操糕”塞到我的包里。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小迷糊说：“给你父母捎去吧。”
我望了望他，心里一酸。
长途车来了，拖着烟尘滚滚。我和小迷糊紧紧握了握手，想跟他最后拥抱一下，但手里又提着东西，只能算了。我见他眼神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
雪已经化了，西洼子的群山有了一些春意。风虽然还很冷，但阳光暖和了不少。人心里，有东西在融化，我忽然对这地方留恋起来。梁燕眉一早就出工去了，我没有看见她。此刻阳光有点儿刺目，她是否就在那些褐黄色的山坡上砍柳树棵子呢？去年的此时，我们曾编在一个组里干过活儿。她那时俏皮的刘海儿、柔软的身段，都还历历在目。可是今天，我却看不见她了！
我的爱人，我的冬妮亚。
我们就要满18岁了，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今天，我在这里向你告别。我走了，希望你能活得好。我们，还有很漫长的一生；我们俩……还能够再见面吗？
当我再见到梁燕眉时，已经是六年之后了。
那时候，我们全班同学有一次奇迹般的聚会。1975年初春，不知是哪个热心的同学发起倡议，要补照一个毕业合影。我们在1969年，是仓皇分手的，连个毕业典礼也没办。初中毕业，这是当时我们很多人的最高学历了，没有毕业照，当然会有人耿耿于怀。于是这个倡议，得到了广泛响应，在那时原始的通讯条件下，不可思议地口口相传，终于在那一年4月份，集齐了绝大部分同班同学。
在长春桂林路的“红光照相馆”，我见到了梦绕情牵的一些同学。
我离开西洼子后，与小迷糊保持着通信联系，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我离开那里一年多后，城市的工厂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我们户第一个被招出去的是老房，被招到敦化县文化馆搞美术宣传，脱离了苦海，成了拿工资的人。接着冯长骏被敦化亚麻厂招去当工人，成了世袭工人。又过了一段，王亚奎也被长春一个厂招为工人，回到了家乡。招工的热潮一起，表现稍好的都留不住了，我们户四个女生，一个不拉，全都招回了长春。1975年时，集体户就剩下小迷糊一个男生了。
小迷糊，变得老实多了，沉默寡言，原先身上的猴气和虎气都不见了。唇上的胡须留得很长，一副老成的样子。我紧紧握着他的手问：“你一个人，能坚持住吗？”
小迷糊说：“没事。老屯对我，挺照顾的。”
我还见到了老龚和家轩。
老龚后来转户到前郭尔罗斯，在那里被招到辽河油田当工人，小资气息一扫而光，非常务实了。和一个知青出身的女工结了婚，过起了小日子。他给我看了他老婆的照片，比他当年追求的师长女儿差远了，比关美玲也差远了。
我对老龚说：“你务实，我能理解。不过，这么俗的女孩你也能接受，我真万万想不到。”
老龚嘻嘻一笑：“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俗。不俗，就活不好。这你不懂！”
他仍然英俊如昔，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决不会再唱了。我看着他，心中感叹：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强硫酸，再坚定的人，也能被它腐蚀掉。
家轩，仍是衣冠楚楚，但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在我离开后不久，转户到了长春下属的九台县，干得怎么样，不太清楚。
我虽然离开西洼子最早，可是对我来说，离开农村的日子仍然还是遥遥无期。我家下放的那个怀德县，不属于长春，也极少有从长春下放来的知青，所以长春的工厂根本不来招人。而本地的工厂，又不招长春的知青。我陷入绝境，除了招工不行，其他的出路也不行。因为父亲的历史上有那么一点“问题”，我就既当不了兵，也上不了大学。父母下放后，没过两年，就因工作需要被召回了城，把我剩在了那个泥潭里。唯一值得一说的是，经过几年的劳动，我吃得多，睡得好，身体变棒了，相貌也忽然英俊起来；在油灯下读了几本人文主义书籍，心灵开了窍，“拽”几句唬人的哲理不成问题。整个成了风流倜傥的一个人。
老龚对此甚感惊讶，一个劲儿说：“你小子，变了。变化大了！我要跟你好好聊聊。”其实，他才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当年朗诵舍甫琴科的诗，句句掷地有声，唤醒了我对自由的向往。正因为有“不自由的巨大哀痛”，我才能有勇气在怀德县的油灯下，一年年地抽空读书。
当然，我还看见了她，梁燕眉。她已经是长春某厂一位光荣的女工了。眼睛仍然含情脉脉，对我仍然很亲切。我们男女生，是死都不能说暧昧话的，可是她自有她的表达方式。照相的时候，要排队伍，大家一阵乱。她亲热地拉了我一把：“过来，咱们户的人，站上面。”
这一拉，我知道分量。可是，她此时已是城里人，是光荣女工，我不过是一个二老屯，我还能怎么样？阶级有差异，就不能谈爱。我在小学时看了话剧《雷雨》之后，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偷着观察了一下她。女工梁燕眉气质上一如既往，可是，再也没有了17岁时的那种明丽。岁月这把刀，把我这废物雕成了一个翩翩帅哥，却把梁燕眉这绝代佳人雕成了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工。
我心里黯然。有个什么东西稀里哗啦的碎掉了，刺得我心痛。
那是我第一次为女人的凋落而伤感。后来，我又不知看到过多少水灵灵的女人一茬一茬地枯萎下去，心肠慢慢硬了起来。其实，照相那天老龚所说的，是一个千古命题。“什么是生活？”——我现在终于领悟到，无数的女人一代代的老去，这就是生活。她们的老去，在提醒着我：这辈子，已经有很多时日过去了。
1975年春，我们在照相馆短暂相会，然后各奔西东，至今，再没有见过面。
我上大学后的第二年，小迷糊也上了大学。唯有我们两个，勉强没有被时光之刀雕成废物。其他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结局。尤其是，老房和长骏是不是一辈子都在敦化没有调回来？老龚是不是至今还在辽河油田？我无从得知，但心里一直惦念着。
现在，我家的对门，住着一对重组家庭的退休工人。那女的，是一位文化不高、风风火火的半老太太。每天练扇子舞、买菜做饭、带孙女。见着我，总是很有礼貌的问一声：“上班去呀？”
我知道，她和梁燕眉，几乎同龄。
这就是我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那青葱岁月，哪里可寻踪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