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瓦尔登湖》（14）

以前的居民

冬天的访客

我经历过几场欢乐的风雪，在火堆旁度过了不少愉快的冬夜，那时屋外的雪花疯狂地飞舞，甚至淹没了猫头鹰的叫声。好几个星期，我外出散步时只偶尔遇见几个来林中伐木的人，他们用雪橇将木头运回村里。然而这漫天大雪却协助我在林中最深的积雪处开辟出一条道路，因为有一次我从那走过后，寒风把橡树的落叶吹进我的脚印里，吸收阳光融化了冰雪，于是我不但有了干燥的地方可行走，还能在夜间根据它们黑乎乎的线条来指路。至于与人交往，我常想起以前住在这林中的居民。根据镇上许多人的回忆，我房屋附近的道路曾回荡起居民的笑声和谈话声，两旁的树林中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他们的小花园和住宅，不过当时的树林要比现在浓密得多。我还记得，在有些地方，茂密的松树会擦刮到马车的两侧；不得不单独步行到林肯镇去的女人和小孩，经过这儿时常常会很害怕，狂奔着离开。虽然只是通往邻村的一条卑微小路，或者只是伐木工人走的小道，但从前它变化万千的景色，却让旅行家沉醉迷惑，久久不能忘怀。现在连接树林和村庄的，是开阔的原野；那儿原本是长着枫树的沼泽，上面有条木排道，毫无疑问，还有部分残留的圆木支撑着如今这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从斯特拉顿庄园（现在的济贫院）直通布里斯特山。

在我豆田的东边，马路对面，卡托?因格拉汉姆曾在那住过，他是康科德镇乡绅邓肯?因格拉汉姆的奴隶；老爷给他的奴隶盖了间房子，允许其在这片树林中生活――这个卡托可不是乌提卡人，而是康科德人。有人说他是几内亚黑人。少数人还记得他当初种了一小片胡桃林，他说要靠它们来养老；最后被一个比他年轻的白人投机商买走了。那人也早住地底下去了。卡托那个消失一半的地窖窟窿仍然还在，只是知道的人寥寥无几，被掩盖在几棵松树之下，路人难以发现。现在那里长着光滑的黄栌，还有很原始的一种黄色紫菀也长得很茂密。

就在我豆田的转角处，更靠近镇区的那边，曾伫立着黑女人席尔法的小屋，她在那纺织亚麻布卖给镇上的人，瓦尔登树林里响彻着她高亢的歌声，她的嗓音嘹亮又悦耳。后来，在1812年的战争中，几个假释的英国战俘趁她不在家，把她的房子烧掉了，连同她的猫狗也在大火中丧生。她过得很辛苦，甚至过着非人的生活。有位常来林中的老者还记得，一天中午路过她家门口，听见席尔法对着沸腾的铁锅喃喃自语：“全是骨头，全是骨头！”我还在橡树林中看见过残留的砖头。

沿路走下去，在右手边，布里斯特山上，曾住着布里斯特?弗里曼，他是个“手巧的黑人”，当过康明斯老爷的奴隶――那儿至今还生长着布里斯特种下的苹果树；已是很古老的树了，不过我觉得它们的果实依然味道十足。不久前，我在林肯镇的旧墓园里读到他的碑文，旁边是从康科德撤退时阵亡的几位英国掷弹兵――他的墓碑上写着“西比奥?布里斯特”――他应该有资格被称为“征服非洲的西庇阿”1――“一个有色人”，好像他曾褪了色似的。墓碑上还特别强调了他去世的日期；这间接让我知道了原来他也曾活过。和他同住的，是他热情的妻子芬达，她会算命，性格很好――长得又高又壮，而且还特别黑，比任何黑夜的孩子都还要黑，这样的圆黑球在康科德镇算得上空前绝后了。

1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Africanus），古罗马将军，曾出战非洲，被尊称为“征服非洲的西庇阿”。

山下方左手边，在林中的古道上，是斯特拉顿庄园的遗迹；他们家的果园曾占满了整个布里斯特山，但果树早已被苍松消灭，只留下几个树桩，它们的老根仍滋养着许多繁茂的树木。

继续往城镇方向走，在马路的右边，紧邻树林，就到了布里德1的地方；那里因闹鬼而闻名，这妖魔虽未收录进古代传说，却在我们新英格兰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和惊人的角色；就像许多神话人物一样，将来理应有人替他写部传记；最初他乔装成朋友或雇工，然后抢夺钱财、杀人灭口――他就是新英格兰朗姆酒。但历史尚未讲述这里发生的悲剧；就让时间来冲淡悲剧色彩，给它们抹上层蔚蓝的颜色吧。根据某个最含糊不清、无据可考的传说，这儿曾经有个酒馆，还有一口水井，给旅客提供了饮料，也让他们的马匹精神焕发。人们在这里彼此问候，互相交换新闻，然后又踏上各自的旅途。

1指理发师约翰?布里德（JohnBreed）。

布里德的木屋十二年前还在，只是早已无人居住。它和我的小屋差不多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选举那天夜里，几个淘气的小孩放火将它烧掉了。当时我住在村子边上，正强打精神读着达文南特1的《贡狄贝尔特》，那年冬天我得了瞌睡症――顺便提一下，我也不知道这是否算家族遗传，我有个叔叔，他刮胡子时也会睡着，每个星期天都要躲到地窖里去挖土豆的芽，以此保持清醒、恪守安息日的规定；又或许是我试图一字不漏地读完查尔莫斯2的诗集造成的。我真是看得晕头转向。就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火警的钟声响起，救火车匆匆开过去，一群男人和孩子乱哄哄地挤在前头，我跑在最前面，因为我跳过了小溪。我们还以为是远处树林的南边失了火――我们以前都救过火――什么谷仓啊、商店啊、住宅啊，或者所有这些地方都着了火。“是贝克的谷仓。”有人喊道。“是科德曼家吧。”又有人这样肯定地说。接着，一阵火星冲上树林高空，就像屋顶坍塌了一样。我们大声喊着：“康科德来救火啦！”几辆满载的马车飞驰而过，上面或许坐着保险公司的经纪人，不管起火的地方有多远，他必定会到场；救火车倒是被甩在了后面，也没那么慌张；人们窃窃私语地说，走在最后的就是那放了火又去报警的人。我们就这样像理想主义者一样往前奔，全然不顾耳闻目睹的证据，直到拐了个弯，听到火焰的爆破声、感受到墙那边传来的热浪才恍然大悟，哎呀，着火的地方是这里！然而到了火场，我们的热情反而下降了。刚开始我们想把池塘里的水都浇过去，但后来还是决定任凭大火烧吧，反正房子也烧得差不多，没什么价值了。于是我们站在救火车周围，挤来挤去，用扩音器表达着各自的感想，或者低声谈论着有史以来的大火，包括巴斯康商店那次；大家都认为，若是当时手中有灭火器，附近又有池塘的话，就算遭遇到世界末日的大火，我们也能将其变成另一场大洪水。最后，我们都撤了，没有添乱――我也回家睡觉，继续读《贡狄贝尔特》。说到《贡狄贝尔特》，序文中有一段话说智慧是灵魂的火药――“但大多数人都不懂智慧，就像印第安人不懂火药一样”，我不以为然。

1威廉?达文南特爵士（SirWilliamDavenant，1606―1668），英国诗人、剧作家。

2亚历山大?查尔莫斯（AlexanderChalmers，1759―1834）于1810年出版了21卷的《英国诗集：从乔叟到古柏》。

第二天晚上，我恰巧又经过那里，差不多是在同样的时间，听到有人在低声哭泣，黑暗中我凑近去看，发现我认识此人，他是该家族仅存的后裔，他继承了家族全部的优点和缺点；也只有他在乎这场火灾，他趴在地上，望着地窖墙那边还在冒烟的灰烬，喃喃自语，这是他的习惯。他一整天都在远远的河边草地干活，此时才有空来看看祖屋，这也是他年轻时住过的地方。他从各个方向、各个角度往地窖里看，总是趴在地上，好像里面有什么宝贝，他记得就藏在那石头缝里，但除了一堆砖和灰烬，什么也没有。房子已被烧毁，他要看看还有什么断壁残垣。我的出现让他感到了些同情和安慰，于是在黑暗中尽量给我指水井被覆盖的地方；谢天谢地，水井不会被烧掉；他沿着墙壁摸索了很久，找出父亲亲手削好并安装的抽水杆，用手摸着末端曾用于吊重物的铁钩――这是他所能抓住的一切了――试图说服我相信它不是普通的“装置”。我摸了摸，现在几乎每次散步时都会多看它两眼，因为它钩着一个家族的历史。

又到路的左边，在开阔的空地里能看到井和墙边的丁香花丛，那里曾住过拿汀和勒格罗斯。但现在我们还是掉头往林肯镇方向走吧。

在比上述地方还要远的树林更深处，就在这条路最靠近瓦尔登湖的地方，陶瓷匠威曼就住在此，他给镇上的同胞制作陶器，还将这门手艺传给子孙。他们经济上并不宽裕，生前只勉强拥有那块土地；税官常常来收税，不过来也是白来，只能象征性地“拖走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做做样子，我在税官的记录上看到，实在是没什么可取之物。仲夏的一天，我正在锄草，有个拉了一车陶器前往市场的人在田边勒住马车，问起了陶瓷匠的儿子小威曼。那人多年前曾向小威曼买过制陶器的轮盘，很想知道他的近况。我在《圣经》中读到过陶瓷匠的黏土和轮盘，但从未注意到，我们使用的器皿并不是那个年代完好无损流传下来的，或者像葫芦一样挂在树上，我很高兴听到我住的附近曾有人从事制陶这门艺术。

在我之前，最后一位住在树林里的居民是个爱尔兰人，叫作休?阔尔（如果我没拼错的话），他就住在威曼的房子里――大家都叫他阔尔上校。据说他曾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倒是想和他过几招。他在这里的营生是替人挖沟渠。拿破仑去了圣赫勒拿岛；阔尔则到了瓦尔登树林。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事，都很凄惨。他这人有风度，像是见过世面的，说起话来也比想象中还文质彬彬。哪怕盛夏他也穿着大衣，因为患有震颤谵妄症，脸红得如胭脂。就在我搬进树林不久，他就在布里斯特山脚下的马路上死了，所以我没将他算作我的邻居。他的朋友认为他的房子是“不吉利的古堡”，在其被拆除之前，我还去过一次。那里有几件卷起来的旧衣服，就放在他的床板上，看上去好像他本人。炉旁是折断的烟斗，而不是泉边打破的碗。后者不能作为他逝世的象征，因为他曾对我说，虽然他听说过布里斯特泉，却从未亲眼见到；地板上散落着破旧的纸牌，方块K和红心K等。有只黑色的小鸡没被长官抓走，它像夜一般漆黑安静，甚至都不叫，仍然栖息在隔壁的房间里等着列那狐。屋后花园的轮廓依稀可见，应该是种过东西，但从未锄过草，许是因为他的病经常发作吧，不过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苦艾和叫花草长得很是葱郁，我的衣服上沾满了叫花草的果实。房屋后面挂着张土拨鼠的皮，应该是刚晾上去不久，这是他最后一次滑铁卢战役的战利品；可是他再不需要温暖的帽子或手套了。

如今只有地上的坑洞能证明这些房屋曾经存在过，地窖的石头深埋土里，草莓、木莓、糙莓、榛树和黄栌在向阳的草地上生长；苍松或多节的橡树占据了烟囱的位置，而馥郁芬芳的黑桦摇曳的地方，或许就是以前的门槛。有时，水井的凹痕还可辨认，那里曾有泉水涌出，如今却只有干枯无泪的杂草；或许水井隐藏得很好――大概要将来某天才会被发现――因为最后离开的人用石板将其盖住了，石板上已长出了草皮。把井遮盖起来――这是多么悲哀的事！他当时一定也是泪如泉涌。这些地窖的痕迹如同废弃的狐狸巢穴，这古老的窟窿，都曾经有过熙熙攘攘的人类生活，人们也都在这儿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言讨论过“命运、自由意志和绝对的预言”。但据我了解，他们讨论的结论是“卡托和布里斯特都拔过羊毛”；这带来的启发，一点儿不亚于那些著名的哲学流派。

门、门楣和门槛都已消失了一个世代，丁香花依然长得生机勃勃，每年春天都绽放芬芳的花朵，让沉思的行者随手摘走；从前它们被小孩儿种在前院里――现在却伫立在荒废的院墙下，让位给新生的树林――它们是这个家族唯一的幸存者。那些黝黑的小孩儿肯定没想到，只有两个芽眼的细枝条，被他们插在屋前的阴影中，每天浇水，竟能生根发芽，活得比自己和后面庇护它们的房屋还要久，也比大人的花园和果园还要久，在他们长大成人、告别人世半个世纪后，这些丁香花还能向孤独的漫步者讲述他们家族的故事――而且鲜艳依旧、芳香依旧，一如第一个春天那样。我看到了它那仍然柔和、高雅和欢快的淡紫色。

但这小小的村庄，本可以繁衍出更多的东西，为什么康科德镇依然屹立，而它却消亡了呢？难道是因为没有天时地利――享受不到好水源吗？可明明有深邃的瓦尔登湖和冷冽的布里斯特泉啊――这些都是健康长寿之水啊，可那些人却不懂珍惜，只是用来冲淡杯中的酒。他们全是口渴的人。编竹篮、做扫帚、织草席、晒苞谷、纺亚麻布、烧瓷器等营生，为何不能在这繁荣，让荒野如玫瑰般绽放呢？为何没有兴旺的子孙来继承祖辈的土地？土壤再贫瘠，也不至于退化吧。唉！在此生活的居民怎么就没有让它变得美丽一些！也许大自然又要拿我做实验，让我充当第一个居住者，而我上个春天才建起的房屋会成为这个村庄最古老的建筑。

不知道在我占领的这块土地上，以前是否有人盖过房屋。可别让我生活在一个建立于古城遗址上的城市，以废墟为材料，以墓地为花园。那里的土壤已经荒芜，而且受到了诅咒；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地球恐怕早已毁灭。带着这样的记忆，我把那些以前的居民又安置在森林中，并渐渐入睡。

这个季节很少有人来看我。积雪最厚时，往往一两个星期都没人敢靠近我的小屋，但我在那儿过得很舒适，像只草原田鼠，或者说像牲口和家禽，据说它们能长时间埋在积雪里，即使没有食物也能存活；又或者像早年来到本州萨顿镇那家移民一样，1717年那场大雪完全掩盖了他家的房屋，当时男主人不在家，幸好有个印第安人看到烟囱的热气在雪里融化的窟窿，才解救了他们一家。但现在没有友好的印第安人来关心我；当然我也不需要，因为这房屋的主人在家呢。大雪啊！听起来多么愉快！此时，农夫无法赶着马车到树林和沼泽去，只好把家门口遮阴的树砍下来；待积雪冻硬后，他们就到沼泽去砍树，等到第二年春天去看，才发现他们是在离地10英尺的地方将树砍掉的。

积雪最厚的时候，从公路到我家半英里长的那条路变成了一条蜿蜒曲折的虚线，点与点之间隔得很远。风雪平静的几天，我外出回家都迈着相同的步伐，小心翼翼地像圆规一样精确地踩在自己的足印里――冬天将我限制在这样的路线上――不过那足印反而映衬出天空的蓝色。不管什么天气，都没能阻碍我的脚步，或者说我的出行，我常常在最深的积雪中前行8到10英里，去赴与一株山毛榉、一株黄杨，或松树林中某位老相识的约会；那时冰雪压弯了它们的枝条，让树冠变得更尖，把松树变成了铁杉的模样；我在近两尺厚的积雪中艰难跋涉到山顶，每跨出一步，都要抖下一大团雪花；有时我还手脚并用在地上爬行，此时连猎人也已闭门不出了。一天下午，我颇有兴致地观察着一只猫头鹰（拉丁文学名：Strixnebulosa），它正蹲在一个白松较低的枯枝上，靠近树干，当时光线很亮，而我离它不到一竿的距离。当我移动时，它能听见我的脚踩在雪上的嘎吱声，不过它看不见我。于是我弄出更大的声响，它便伸长脖子，颈上羽毛竖着，眼睛瞪得很大；但很快又合上眼皮，开始打瞌睡。观察它半小时之后，我也开始睡意朦胧，它半睁着眼睛蹲在那儿，像一只猫，算是猫的有翅膀的兄弟吧。它眼皮之间只留一条小缝，和我保持着半圆形的关系；它就这样半闭着眼睛从梦乡中往外看，想弄清我到底是个模糊的物体，还是挡住它视线的灰尘。最后，或许是声音太响，又或许是我靠得太近，它不安起来，在树枝上缓缓转过身，似乎因美梦受到惊扰而烦躁；然后展翅飞过松林，它的双翼如此宽大，完全听不到翅膀扑动的声音。猫头鹰在林中穿梭，全凭精确的感觉，而不是视力；阴暗之中，它凭借灵活的羽翼又找到新的栖息地，在那里可以静静地等待黎明的到来。每当走在横跨草原的铁路那漫长的路堤上时，我常常遇到凛冽的寒风，它比在任何地方都刮得自由；寒风掌掴着我的左脸，虽然我不信上帝，但还是将右脸也转过去让它打。从布里斯特山下来的那条马车道也不见得好走。我就像友好的印第安人，还是得到镇上去，哪怕瓦尔登路的两侧已堆满积雪，行人经过后不到半小时，他的脚印就能被抹得干干净净。等我踏上归途，又是一阵大风雪，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行走，忙碌的西北风已将粉状雪花斜斜地洒落在路面，看不见野兔的足迹，白足鼠细小的爪印就更无影无踪了。不过即使在深冬时节，我也能看到在有些温暖柔软的沼泽上，青草和臭松依然常绿，偶尔还有耐寒的鸟儿，在等待春天的回归。

有时虽然下着雪，但当我晚上散步回来时，能发现家门口留着樵夫深深的足印，壁炉上有他削好的木片，屋内还弥漫着他抽烟斗的气味。或者在星期天下午，如果我碰巧在家，便能听到雪地上的脚步声，来的是个长脸农夫1，他从很远的地方穿过树林来找我聊天；此人算是少数“真正的农夫”，他穿的是工作服，而非教授们的长袍；他引用教会和国家的那些道德言论，就像在兽厩中拉走满车肥料那样轻松。我们聊到粗野而淳朴的时代，那时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围着大堆篝火坐下，头脑也非常清楚；没有其他点心，我们便用牙齿试试聪明的松树早早放弃的坚果，那些最厚的坚果，里面往往是空的。

1本杰明?桑本指出这位农夫是埃德蒙?霍斯莫（EdmundHosmer），他是梭罗的好友。在梭罗时代，颅相学非常流行，长脸被认为代表着机灵和聪明。

从最远的地方，踏着最深的积雪，冒着最严酷的天气来到我木屋的，是一位诗人1。农民、猎人、士兵、记者，甚至哲学家都可能会畏惧不前；但没有什么能阻拦这位诗人，因为他是带着纯粹的爱而来。谁能预测他的来去呢？他随时都会有事出门，哪怕是连医生都熟睡的深夜。我们在小屋里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低声细谈，弥补了瓦尔登山谷长久的沉默。相比之下，百老汇都显得寂静荒凉了。笑声总是适时响起，或是因为刚说的一句话，或是因为将要脱口而出的笑话。我们喝着稀粥，创造了许多“崭新的”人生理论，这稀粥既是待客佳品，又能让人清醒地谈论哲学问题。

我不会忘记，在湖边生活的最后一个冬天，还有另外一位受欢迎的客人2，他曾在风雪和黑暗中从村子里走来，直到在树林中看见我的灯光，我们共度了好几个漫长的冬夜。他应该算是最后的哲学家了，他出生于康涅狄格州，起初贩卖过小商品，后来主要贩卖他的头脑。如今他仍然在推销他的思想，颂扬上帝、贬低凡人，他的大脑里全是这些思想，就像坚果里只有果仁一样。我想他一定是当今世界上最有信仰的人了。他的言行举止表明，人们所习惯的生活其实可以更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应该永远不会感觉失望。目前他还没什么事业。虽然眼下比较不济，但待那一天到来，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法律将会实施，酋长和统治者都得来找他征求意见了。

1指梭罗的好友埃勒里?钱宁。

2指博朗森?阿尔科特（BronsonAlcott，1799―1888），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看不到清澈，他们真是有眼无珠！1

他是人类真正的朋友；几乎是人类进步唯一的朋友。他是一个古板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圣人。他不厌其烦地要将人身上铭刻的神性显现出来，重塑已摇摇欲坠的神的形象。他以热情的智慧拥抱孩子、乞丐、疯子和学者，包容一切思想，并让其变得广博深邃。我觉得他应该在世界大路上开家旅馆，招待来自各国的哲学家，而招牌上应该写：“招待人类，恕不款待他的兽性。欢迎有闲暇、心情宁静和渴望踏上正途之人。”也许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理智、最没有怪异想法的；也从来不反复无常。从前我们一起散步聊天，经常把凡尘俗世抛诸脑后；因为他不受任何制度约束，自由坦荡。不论我们走向何方，天地似乎都融为一体，是他让风景增色。这样一个穿蓝衣服的人，最适合他的屋顶便是苍穹，那与他的安宁相映相衬。我相信他不会死；大自然可舍不得放走他。

1引自托马斯?斯托勒（ThomasStorer，1571―1604）的《托马斯?沃尔西的一生》。

烘干了各自思想的木板，我们坐下来将它们削尖，一边试试我们的小刀，一边欣赏着美国五叶松光亮的黄色纹理。我们轻巧肃穆地向前跋涉，或者平静地携手共进，好让思想的鱼群不会在溪流里被吓跑，也不害怕岸上的垂钓者，鱼儿潇洒地游来游去，就像天空中飘浮的白云，是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珍珠贝壳。我们在那儿考订神话、修正寓言、建造着大地无法提供基石的空中城堡。伟大的观察者！伟大的预言家！与他交谈是新英格兰之夜的一大乐趣。啊！我们三人――隐者、哲学家和我前面提到的老人――我们的谈话充实得让小屋都膨胀摇撼；我不敢说这每一英寸的范围承受了多少磅的气压，但木屋裂开的缝隙，事后得塞进多少愚钝才能阻止它们泄漏――不过我已捡了足够多的那种麻絮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1，我曾在村里他的家中与他度过了“充实的时光”，这一切使我久久难以忘怀；他也不时会来探望我；除此之外我再没其他社交了。

正如在别处一样，有时我也希望会有人来看我，但总是失望。《毗湿奴往世书》中说：“黄昏时，主人应在前院等待客人到来，等待的时间要足以挤完一头奶牛的奶那么长，如果他愿意，还可等得更久。”我常常恪尽这种好客的职责，等的时间可以挤完一群奶牛的奶了，可依然没看见有谁从镇上走来。

1指梭罗的好友爱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