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河上的一周》（4）
星期一
“我也想触到
那每日万象更新的世界
我想做，
我也能够做到。”
“你且铭记，
诺丁汉的郡长。”
——《罗宾汉民谣》
“他的箭被漫不经心地射出，
那支箭飞出却并未落空，
因为它射中了一位郡长，
威廉·特伦特葬身于它。”
——《罗宾汉民谣》
“他凝望天空，寻觅在凡尘看不到的东西。”
——《不列颠的牧歌》
当第一缕曙光照射大地，鸟儿苏醒，这条勇往直前的河汩汩流向大海，我们帐篷周围的橡树枝叶在晨风中婆娑多姿，每个人一觉醒来都重回活力，振奋精神，消除了疑虑和恐慌，被大自然吸引着去征服新的冒险。
“所有英勇骑士，
迎来崭新的一天，
戴上胸铠，
英勇杀敌。
被石头击中的战马顿足，
扔掉了勇气和束缚，
熄灭大地之光，
黑夜即将结束。”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将船划到1.25英里远的平坦的河对岸，排干了船里的积水，洗净了污泥；此时，另一个人则在点燃火堆准备早餐。我们很早便上路了，像以前一样划船穿行于迷雾之中。当太阳露出脸庞时，这条河已然苏醒，用无数跳跃的涟漪来迎接朝阳。休息了一天的乡民们也重新打起精神，忙忙碌碌地开始为这一周的生活摆渡。这个渡口像河狸建筑的水坝那样一派繁忙，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急着从这个地方渡过梅里马克河，他们当中有拿着用纸包好的两美分的孩子，有越狱犯和持有逮捕令的警察，有四海云游的旅行家，以及把梅里马克河视为屏障的男男女女。在天色灰暗的清晨，薄雾中站着一个怪人，那是一位等得不耐烦的旅行家。他正手握鞭子在潮湿的河岸上来回踱步，不时透过薄雾朝漠不关心的“冥河渡神”及其远去的船只叫喊，仿佛他要把那乘客从船上扔进水中，而让船夫为他即刻返程一样，他会付给船夫报酬的。他将在对岸的某个隐蔽地方吃早饭，他有可能是莱迪亚德或是流浪的犹太人。请问他是从哪儿走出雾气蒙蒙的夜晚的？在这晴朗的一天里，他将去向何方？我们只注意到他整天都在渡河，这对我们来说很奇怪，而他自己却忽视了。他们共有两个人，或许是维吉尔和但丁，但我记得，整个冥河上只有他们，看不到其他任何人往来行船。那只是一段短暂的航程，正如生命本身，能在冥河上自由穿行的，除了长寿的诸神，还未曾有他人。不用说，这些在星期一外出的人中一定有许多是牧师，他们骑着租来的马去开发新教区，那些随身携带着的布道词均已宣讲过，次日将不再使用。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行程像纵横交错的经纬线一样，都能织起一件松散的衣服了。他们现在有了六天的假期，于是停下忙碌的脚步，抽空采摘坚果和浆果，或收集路边的苹果。他们这些善良的宗教人士，怀着对人们的博爱之情，用精神财富缴纳摆渡费。我们却无须为了通过摆渡关口而省吃俭用，顺着旅行的方向继续划进——那天，我们没有交付摆渡费。
雾消散了，天空晴朗宜人。我们优哉地划着小船穿过廷斯伯勒，远离熙熙攘攘的人烟，逐渐深入古老的邓斯特布尔腹地。1725年4月18日，赫赫有名的拉夫韦尔上尉率领部下正是从邓斯特布尔这个当时还是边城的地方出发去追击印第安人的。他的父亲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军队中的一名海军少尉，到美国后定居在邓斯特布尔，去世时120岁。”一百年前的一则童话故事这样写道——
“他和他英勇的战士们在宽广的森林里巡逻，
他们忍受着千辛万苦，为了击垮印第安人的骄傲。”
他们在佩科凯特茂密的松林中与“反抗的印第安人”遭遇，经过一场浴血奋战后，他们获得了胜利。幸存者返回家园后受到了州政府的嘉奖，一个名为拉夫韦尔的小镇被完全赐予他们，不过现在这个镇莫名其妙地被更名为彭布罗克。
“我们勇敢的英国战士只有34名，
印第安暴徒却有80人；
战后只有16人平安返乡，
其他人非死即伤，我们悲痛万分。”
“我们敬爱的拉夫韦尔上尉也战死沙场，
他们还杀死了罗宾斯中尉，打伤了年轻善良的弗莱伊，
他是我们英国人的牧师，他杀死了许多印第安战士，
在枪林弹雨中他斩下了敌人的头颅。”
我们英勇的祖先已消灭了所有印第安人，他们堕落的子孙离开了军营和战场，去安享太平。如果如今众多的“英国的卓别林”能像“年轻善良的弗莱伊”那样展示他不容怀疑的英勇的战利品，或许是件好事。我们要坚决追随迈尔斯·斯坦迪什、丘奇或拉夫韦尔的脚步。没错，我们即将踏上另一条荆棘之路，但它对我们有好处。假如今日被剿灭的是印第安人而不是在旷野四处觅食的野蛮人，又会怎样？
“而且路上充满艰难险阻，
但他们终在5月13日平安抵达邓斯特布尔。”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在5月13日或15日抑或30日“平安抵达邓斯特布尔”。康科德的埃利泽·戴维斯和乔赛亚·琼斯（我们家乡有七人参加了这场战争），以及邓斯特布尔的法韦尔中尉和安杜佛的乔纳森·弗莱伊都光荣负伤，于是落在部队后面，只得朝驻地爬行。“在爬行了几英里后，弗莱伊因体力不支而被落下，最终孤身一人壮烈牺牲。”不过，近代的一位诗人为弗莱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增添了一位同伴：
“他是个英俊的男子，
优雅而勇猛，博学又善良；
他离开老哈佛的知识圣殿，
在遥远的荒野中寻找到坟墓。
啊！此刻他高举血迹斑斑的臂膀，
拼命睁开双眼；
长眠前再一次向上帝
祈求和赞美。
他祈求仁慈的上帝赐予他们胜利，
指引和保佑勇士拉夫韦尔的战士，
当他们忠诚的热血一洒而光时，
请把他们全部领向幸福。
法韦尔中尉握住他的手，
手臂环绕着他的脖子，
轻声呢喃：‘勇敢的牧师，
愿上帝准我代你而亡。’”
法韦尔的生命在此之后延续了11天。正如我们从《康科德历史》中所了解到的，“有一则传说，戴维斯随法韦尔中尉来到一个池塘边，把脚下的一只鹿皮鞋割成了一条条带子，系在钩子上，用它们捉到了一些鱼，并把这些鱼煎熟吃了。鱼为戴维斯补充了体能，但对法韦尔而言有害无益，不久后他便死了”。而戴维斯中了一颗子弹，右手也已骨折，不过相比于其他同伴，他的伤势并不算重。在荒野中行进了14天后，他来到了贝里克。琼斯也中了一枪，子弹还在他的体内，但他也是在14天后到达的索科，他的情况很糟糕。一份旧刊物上曾这样报道，“他靠吃森林里的野菜才存活下来，那些被他吃下的蔓越莓又从他身体上的伤口处掉出来”。这与戴维斯的状态是一样的。最后，这两个身受重伤的人都平安地回到了家乡，领着残疾人抚恤金又生活了许多年。
然而，唉！让我们再看看那些伤残的印第安人，以及他们在森林中的冒险吧——
“如我们所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夜晚平安到家的仅有20人。”
他们中了多少枪，他们吃下了蔓越莓如何了，他们到达了什么样的贝里克和索科，幸存下来以后最终又获得了多少抚恤金和奖赏，没有任何报刊对此进行过报道。
《邓斯特布尔历史》一书中这样记载，在拉夫韦尔最后一次出征前，曾被告诫要谨防敌人的埋伏，但“他答道‘那些伏兵根本无足挂齿’，然后把身旁的一棵小榆树压成弓状，并宣称‘这就是印第安人的下场’。那棵榆树至今仍挺立在纳舒厄，枝叶繁茂，令人肃然起敬”。
眼下，我们正经过位于廷斯伯勒的马蹄形河段，这儿的河道猛地弯向了西北方。我们的沉思令我们对前程有了些预感，我们正在进一步深入这片领土，深入这白昼。尽管星期一的些许忙碌和喧嚣已渗透到了此情此景，但事实证明，今天与昨天一样珍贵美好。我们需要时不时全力以赴地绕过某些水流湍急的地方，翻滚的河水冲刷着礁石，深入水中的枫树树枝被河水卷动，但通常在急流一旁会有个回流或旋涡助我们行船。此处河面约40竿宽，15英尺深。有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会沿着河岸跑去观察田野，造访最近的农舍；而另一个则独自顺着蜿蜒曲折的河道行船，直至在远处的某个地方与同伴会合，听他讲述此番探险经历，比如农夫如何夸耀他那口水井里的清凉净水，农夫的妻子如何邀请陌生人饮一口牛奶，以及他们的孩子如何争先恐后地挤在窗口围观异乡客人。尽管那是一个全新的村落，但由于在那个明朗的日子里，我们乘着小船被禁闭在河岸之间，放眼望去，四下看不到房屋。不过我们不必划行很远便能找到人的踪影——蜂窝般的聚居地，人们在梅里马克河畔疏松的沙地和沃土上挖掘了一口口水井。正午时分，在那升起袅袅炊烟的地方，保留着希伯来的经典及法的精神，所有关于尼罗河上游、孙德尔本斯三角洲、廷巴克图及奥里诺科河居民的故事，都诞生于此。人类的每一种族和阶级都有典型代表。根据新罕布什尔的历史学家贝尔纳普60年前的著述，或许在当时，这也住着“新崛起的人物”和自由思想家。他写道：“几乎整个州的人都是这样或那样的基督教教授级人物，不过有一类贤人自称要摒弃基督教，但他们尚未找到更好的替代教。”
此间，另一位行船的旅伴或许会看到一只褐色的雄鹰，或是一只土拨鼠，抑或是一直在桤木下窜来窜去的麝鼠。
我们间或会在枫树或柳树的绿荫下休憩片刻，取出一个甜瓜充当点心，闲暇之余思考河水与生命的流逝，就如那卷着枯叶滚滚远去的急流，世间万物皆如眼前此景。而此刻在这条河的远方，那一座座城镇和市场仍在墨守成规地运转。正如诗人所云，在人类的事务中实际上蕴含着一股潮流，当事物流动时，潮流循环不已，并始终保持相对平衡。江河都只是海洋的支流，而海洋自身却并不流动，海岸也始终固定，而且它所存在的时间远比人类的要久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只能发现细节上而非整体上的无穷变化。当我走进博物馆看到包裹在亚麻绷带中的木乃伊时，我便知道，人类的生命早在他们行走于地球之前就需要重塑了。走出博物馆后，我在大街上遇见一些人，他们宣称拯救人类的时刻就要到来。然而，今日人们生活在邓斯特布尔，正如人们曾经生活在底比斯一样。新译派毗湿奴讲过：“时间吸收了每一种高尚伟大行为的精髓，这种行为早应付诸行动，但在实施中被延误。”而我们发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常识和劳动中来，这就是历史的证据。
“然而我怀疑，一颗不断增强的决心并不会随时间的长河流逝，
我们与诸神的约定中有一些重要条款，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些神秘的条款永远不得而知。
手艺娴熟的学徒有很多，堪称大师的工匠却屈指可数。在教育、道德及生活艺术等方面，我们一直遵循着一种最明智的惯例，因为哲人的智慧处处都有体现。有谁看不出异教已经盛行了一段时期而且也发生过改革？这世间的所有智慧都可以被看作是某位圣贤的歪理邪说。某些势力已经在世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我们并未给它们准备充足的空间。甚至那些最先垦地建房的拓荒者也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勇气。正如平原的凹凸被遥远的距离所掩盖，突兀的一个个时代和断层也在历史长河中被理顺抚平。但除非我们不局限于学习当代的手艺，否则我们永远只是学徒，而非雕刻生活的大师。
既然我们正在摒弃掉这些瓜种，我们又怎能避免被责备的感觉呢？享用水果的人至少应该把子种到地里；是的，如果可能的话，他应该种下比他所吃的水果更优良的种子。种子啊！若想拥有足够的种子，只需用鼓舞向上的声音或画笔在泥土中搅动一番，便能结出甜美的果实。噢，你这挥霍无度的家伙！快向世界偿还你的债务，不要像奢侈浪费者那样把富有组织和制度的种子吃掉，应当把它埋入土中，想想你的生存，只有这样，或许才能使它生长、结果。
有些时候，一切忧虑和辛劳都在大自然无尽的安详和宁静中得以平息了。所有劳动者都应该享有午休，在一天当中的这个时刻，我们或多或少都成了亚洲人，暂停了手中的一切工作和改革。在烈日当空的正午，我们把船划向岸边，用柳枝穿过船头的钩锁把船固定。当我们切开甜瓜这个东方水果时，我们的思绪穿越到了阿拉伯、波斯和印度这些具有懂得沉思的民族的广袤大地上。在这冥想的历险中，我们甚至可以为那些吸食鸦片、烟草和咀嚼槟榔的瘾君子找到辩解之词。法国旅行家、博物学家博塔说，萨贝尔山以出产卡特树而闻名，据说“吃了这种树枝柔软的顶端和嫩叶，会产生兴奋感，使人消除疲劳，打发睡意，并让人乐于与人交谈”。我们觉得，还是沿着这条河去过一种高贵的东方式生活吧，沿路这些枫树和桤木就是我们的卡特树。
有时从坐立不安的改革者阶级中逃跑是件饶有乐趣的事。如果确有这些苦情怎么办？你我都一样会逃离。你是否想起了在这漫长夏日里久久伏窝的母鸡？它在谷仓顶棚的裂痕上无聊地发呆。我敢肯定，大自然在听见远处谷仓处隐约传来的咯咯声后，一定很想知道她的母鸡又下了几枚蛋。那宇宙的灵魂——人们如此称呼——对堆甘草、喂牲口、排去草地中的积水都很感兴趣。远在西徐亚和印度，它用以制作黄油和乳酪。假设所有农场都变得贫瘠，而我们年轻人必须购买古老的土地以让它重新发挥作用。每个地方的改革反对派竟然都与我们有着奇特的相似，或许他们是围坐在厨房炉灶边听水壶响起的几个老女人、老光棍。“神谕经常令我们的选择最终成功，而不是把胜利赋予世俗的秩序。比如，神谕指出，随着我们独特生活的发展，我们自愿承受的悲伤已在心中萌生。”你所谈论的改革可以在任何一个清晨，在我们打开房门之前进行，不必进行任何对话。当两个吃全麦面包的邻居如今开始吃玉米面包时，众神笑逐颜开，因为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欣慰。你为何不尝尝呢？不要让我妨碍了你。
大自然和社会的冷漠、悠闲，暗示了人类发展的无尽阶段。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的美国人都有雅兴对报纸上的笑话哈哈一笑，新英格兰人对澳大利亚人圈子里的下流双关语表示震惊，而可怜的改革者的话语却没人愿意聆听。
人们通常不是因为缺乏基础知识而失败，而是因为不能利用智慧进行深思熟虑。其实我们想要知晓的事物都非常简单。制定一套长久和谐的常规实在太容易了，自然界的所有成分都会立即赞同此举。只有让一种事物去制约另一种事物，人们的言行举止才会积极起来，仿佛这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无论如何，人们必须付诸行动去加工整理所有材料。不论是好是坏，现存的生活是始终存在的，所有人都支持这种生活。我的朋友们，我们不应轻易去修葺这生活，三思而后行。“不要按照神谕而匆匆忙忙地向虔诚迈出超凡的脚步。”激昂的语言最多不过是给人生动形象的感觉罢了。若你想宣布神谕，那么你必须先保持冷静。与苏格拉底，或其他任何贤人智者的冷静头脑相比，代神传谕的女祭司的
豪言壮语又算得了什么？其实，激情是一种超自然的平静。
“人们发现生活中的行动不同于
他们在书报中读到的夸夸其谈；
处理世上的任何事务，
正如同在地质学里，我们在社会制度中也可以发现一成不变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改革旧体制的原因。最伟大最成功的物理革命是轻盈的空气、隐秘的水同地下火所发生的反应。亚里士多德说过：“因为时间是无限的，宇宙是永恒的，无论是塔奈斯河还是尼罗河都不能永远流淌。”我们处于我们所观察到的变化之外，而且是独立存在的。杠杆越长，所做的运动就越不明显；心脏跳动最缓慢的，往往是最健康的。英雄懂得如何等待时机，也同样明白怎样迅速行动。好运总是陪伴在等待时机的人左右。我们在这里停留，比匆匆越过西边的群山还能更快地追上黎明。一个人的成功，与他所具备的能力是成正比的，这点大可放心。鲜花不仅能生长、盛开在每年河水沉积淤泥的地方，在河水泛滥之处也能茁壮成长。一个人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也不是他在绝望时的那样，更不是往昔他所做过的那样。我们尚不知自己都做了些什么，更不知自己现在正在做什么。待到晚上，我们才会发现白天所做的事情的真正价值，那些工作中的闪光点并非我们中午时认定的那样。正如农夫到达犁沟的尽头后，回头一看，便能准确地判断出哪块压紧的土壤最亮。
对于一个习惯对事物真正状态深思苦想的人来说，很难说存在有任何政治状态。对他来说，事物的政治状态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毫无意义，若让他竭力从这种贫瘠的材料中提取真理，就犹如明明有甘蔗却非要用亚麻破布来榨糖一样。通常情况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政治新闻，都可以为今后十年做出足够准确的报道。社会上的大多数变革都没有能力激发我们的兴趣，更不能令我们感到恐慌；然而，告诉我关于我们的河流正在慢慢干涸或者乡下的松树树种正濒临灭绝的消息，倒可能会引起我的注意。载入史册的大多数事件，与其说意义非凡，倒不如说是吸引人们的注意罢了，比如大家都关注日食和月食，却无人不厌其烦地去计算日食月食对人们所造成的影响。
然而有人问道：政府是否永远也不会被管理得井井有条，以至我们这些百姓再也听不到关于它的任何消息呢？“国王回答说：‘无论如何，我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来处理我王国的政务。’前任大臣说：‘唉！陛下，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恰恰是永远不会涉足这类事情的。’”这位前任大臣真是一针见血！
在我短暂的人生经历中，如果外界障碍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是死去的人所规定的种种制度，而不是活着的人。越过上一代人前进，就如同穿过露珠晶莹的草地一样令人心情愉悦。对于那些毫无猜疑心的人而言，人类就像清晨一样纯真。
“美好的清晨飞舞在四周，
并非这个郡的美梦——
“他喜悦地招呼早至的香客，
他们漫游了群山，
许许多多起早的农夫，
不过还是会有小偷和强盗。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来预见到哥萨克或奇珀瓦人回来打破这忠诚纯朴之地的平静，导致某一庞大机构最终会用它褶皱的鳞爪抓住并碾碎它那些自由的成员，不要忘记：法律牢牢控制住盗贼和凶手，而法律自身却为所欲为。州政府要求我为自己所受到却并非我想要的州政府的保护支付税金，但在我还尚未支付时，州政府实际上就已经抢劫了我；当我维护了它宣称的自由时，它实际上已经软禁了我。可怜虫啊！倘若它并没有更清楚地知道，我便不会谴责它；倘若它不能离开这些手段去生存，我就要谴责它。无论在奴隶制还是在征服墨西哥的问题上，我恰好都不希望与马萨诸塞州有任何瓜葛。在这些方面，我比她更胜一筹。马萨诸塞州如此巨大，以至把布里亚柔斯、阿耳戈斯和科尔喀斯巨龙都联合在了一起，共同守护宪法的小母牛和金羊毛，我们却不愿保证对她的尊重，就像对待某些合成物那样在任何气候下都保持其品质。发展到最后，挡住我去路的是传说中的那些编织出来的天罗地网，而不是恶魔。它们确实都是一个真挚的人前进道路上的小磕小绊，而且最终这个人甚至对那灰尘满布的阁楼产生了依恋。我热爱善良的人，痛恨那些已经离世的严厉的人的种种规则。没有什么时刻比人们在执行死者遗嘱时显得更诚挚了，从遗嘱正文直到最后的附录，一字一句严格落实。是遗嘱在统治这个世界，活着的人都不过是遗嘱的执行者而已。通常我们的演讲和布道也是如此。它们都是本人的。虔诚，追根溯源来自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废墟中背着父亲安喀塞斯逃出的英雄行为。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就像一些印第安部落一样，时刻背负着祖先留给我们的腐朽遗物。比方说，假设一个人声称个人自由的价值高于纯粹的政治上的公共福利，他的邻居仍然能够宽容待他，正是这位邻居更接近他的生活，甚至有时周济他，而不是政府。州政府的官员是一个生龙活虎的人，他也许具备人类的美德和独立的思想，但他作为一个统治机构的工具，就像监狱官手里的钥匙和警察握着的警棍一样，丝毫不比这些工具高级。悲剧不过如此：那些凌辱自己天性的人，甚至是那些被我们称为聪慧善良的人，甘于去执行比自己肤浅、残忍的人的指示。由此将战争和奴隶制度领进门，而此门一开，还有什么是不能跟进来的呢？但当然，一个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把面包放进嘴里，这并不会影响他成为一个同伴或友邻。
“现在转弯，再转弯，
因你已经走错了道路，
因你已偏离了主干线，
毋庸置疑的是，社会需要经历无数次变革，因为其沉闷而缺乏活力。不过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仍在早春时节见过一些蛇，它们身体的不同部位交替表现出僵硬与灵活，导致它们无法蜿蜒前行。大多数人的灵魂都埋葬在了习俗的坟墓里，我们只能看到少数几个头颅露在地面上的人。还是肉体死亡的人更好一些，因为他们的腐烂速度更快。一旦美德停滞不前，则不复为美德。一个人的生命应当像这条河一样永葆清新，河道从未改变，只不过每时每刻都有新鲜的流水注入。
“美德如江河流逝，
大多数人的生命都没有斜坡，没有湍流，没有瀑布，只有沼泽、鳄鱼和沼气。我们从书上得知，在亚历山大远征时，欧奈西克瑞塔斯曾被派去拜访印度知名的天体学派哲人，向他们介绍西方新兴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第欧根尼及他们的学说。其中一位名叫丹达米斯的天体学派哲人回应道：“在他眼中，他们似乎就是天才，但他们对法律漠不关心。他们说Lieou-hiahoei和Chao-lien都不能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方式，有损于自己的名望。他们的语言和谐而富有正义，但他们的行为过于感性。”——西方的哲学家很容易被人这样评价。
夏多勃里昂说过：“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有两样东西也会逐渐在他们的心中滋长——对乡土的爱和对宗教的爱。即使在青年时期将它们忘怀，它们迟早也会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呈现在我们面前，自然而然地以它们的美来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依恋之情。”可能确实如此。但这高尚心智的弱点所在，标志着青年时的希望和信仰在逐渐衰减。这是年龄的失真。沃洛夫人有句格言：最先出生的那个人拥有的旧衣服最多。因此，夏多勃里昂所拥有的旧衣服比我的多得多。相对而言，人们羡慕的是一种相对的、被反衬出的美，而不是本质的、内在的美。这是因为老人年老体衰，感觉生命的大限将至，就认为他们对人的力量已了如指掌。他们不会自吹自擂，相反都以坦诚谦恭自居。好吧，就让他们拥有这自己所能保证的少得可怜的几许安慰吧。谦卑依然是一种非常人性的美德。他们总是回顾此生，从不放眼未来。年轻人的视野则总是瞄向无边无际的前方，把未来和现实混为一谈。在一天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些思绪也匆匆赶往深夜里休息，甚至不再期盼下一个清晨的到来。老人的思想已为夜晚和睡眠做好了准备。站在人生那风光无限的山顶上的人，和那些期待自己在世间的日子早日结束的人，永远不会有共同的希望和梦想。
我可以断言，良心——假设这是它最恰当的名字——并非是漫无目的或为设障碍而给予我们的。无论秩序和利益看上去如何诱人，它们也只不过是一种失眠症的安眠药，而我们宁可选择清醒，哪怕狂风暴雨也尽力坚持活在这尘世上，拒绝签署我们的死亡令。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离开这个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地方。上帝的法律是否能像他的光芒那样遥远地延伸呢？民族之间的权宜之计相互抵触，唯有绝对的正确才利于所有人。
关于这点，我想起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为广大学者所熟知的一节。安提戈涅决定把沙子撒在她哥哥波吕涅克斯的尸体上，全然不顾国王克瑞翁所颁布的禁令——凡是为本国的敌人举行安葬仪式的人都要被处死。然而对希腊人来说，葬礼仪式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伊斯墨涅却不像安提戈涅那样勇敢而坚决，她拒绝同她的姐妹一起举行仪式，她说：
“所以，我请求在地下安息的人们为我考虑考虑，因为我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我不得不臣服于当权者，因此偏激的行为是极不明智的。”
安提戈涅说：“我不会强求你，如果你愿遂己愿，你也不会高兴地与我一同去做这件事，去做对你有益的事吧。但我仍将埋葬他。为了做这件事，即使搭上性命也是无比荣耀的。我将与我亲爱的人一同长眠，就像个罪犯做了一件神圣的事一样，因为对我来说，取悦那些九泉之下的人比讨好这里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我要永远躺在那里。但既然在你看来这对你有益，那么就把众神赐予荣誉的事情视作耻辱吧。”
伊斯墨涅说：“我其实没有把这视作耻辱，但我天性无法做出与公民对立的事情。”
后来，安提戈涅被带到国王克瑞翁面前时，克瑞翁问道：
“你怎么敢触犯这些法律？”
安提戈涅说：“因为向我宣布这些法律禁令的不是宙斯，也不是正义女神，他们都没有给人类制定这些法律。我也不认为你的命令具有如此威力，能使你一个凡人超越众神口头不成文的那些永恒不变的法律。神明的法律不是单纯地存在于今天或昨天，而是永世长存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它们始于何时。我不会因为害怕任何人的专横而拒绝在众神面前接受我违反这些法律的惩罚。既然我清楚地知道我即将死去，那为什么不呢？即便你还未宣布我的死刑。”
这就是关于埋葬一具尸体的故事。
《新约全书》以其纯洁的道德而著称，印度教经典中的最佳则以纯粹的理智而著称。没有任何典籍能够比《薄伽梵歌》更能使读者升华并保持在一个更高、更纯、更少的思想境界。沃伦·哈斯丁斯在信中向东印度公司董事长推荐此书的译本时提到，这本书的原著“在概念、推理和措辞上的成绩，卓越得几乎无与伦比”，而且是印度哲学家们的著作“所产生的财富和权力的源泉，即使未来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早已结束，它也将继续存在”。《薄伽梵歌》毫无疑问是我们所能读到的最崇高、最神圣的经典之一。书籍是靠它们论题的崇高伟大而闻名于世的，这个要素甚至比书的写作风格还要重要。东方哲学从容地探讨着比当代哲学所渴望探讨的更为崇高的主题，因此当东方哲学滔滔不绝地谈论于此时也就不足为奇了。它只是在给这些主题寻找合适的定位，将它们分别归入行动和沉思，或更确切地说是公正地评判它们。西方哲学家们尚未以他们的观念考虑到沉思的意义。哈斯丁斯在谈及婆罗门的精神原则和他们所获得的抽象超凡的能力时，曾列举过一些他亲眼所见的实例，哈斯丁斯说：
“对于那些从不习惯把头脑同感官注意分开的人来说，很难想象这样一种能力是怎样获得的；因为甚至连我们这半球最勤奋的人也会发现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是多么困难。它会不断关注目前的某一对象，或是回忆过去，甚至有时一只苍蝇嗡嗡飞过也会扰乱注意力。但如若我们被告知，有人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养成了每日做抽象沉思的习惯，这种习惯始于少年，在许多人身上持续到了中年，通过代代相传在其祖先积累的经验宝库中又增添了一份新的知识。由此得出这一结论便不算武断：同身体一样，头脑也会通过锻炼而加强力量，在这样一种锻炼中，每个人或许都已取得了自己渴望的头脑能力，而且他们的集体沉思或许已经引导他们发现情感的新领域，与其他民族所熟知的教义截然不同，那些教义无论具有如何微妙或思辨的优势，其根源根本不受任何外来混合物的影响，事实上可以与我们自己最简单的教义一起确立下来。”
黑天对最古老的人类的教诲，后世代代相传：
“直到最后，摒弃著作，经过一段时间，那非凡的艺术失传了。”
“每一件杰作都毫无疑问地会在智慧中被发掘。”黑天说。
“虽然你是所有罪犯中的罪大恶极之人，你依然能够驾起智慧的方舟，渡过罪恶之海。”
“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维护纯洁的智慧相比。”
“行动比运用智慧的地位要低得多。”
月中人的智慧“在他像乌龟一般收拢身体各部分，约束它们不去做习惯性的事时，便得以证实”。
“唯有孩童，而不是学者，才会把思辨教义和使用教义分开来看。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二者的结果相同，而其中一种教义从其追随者处赢得的地位，另一种教义也同样享有。”
“一个不享有行动自由的人，不能不开始他所必须做的事，他也无法从完全的静止中收获喜悦。没有人能享有片刻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不自觉地被其本性的那些原则所驱使。一个能约束自己积极的思维能力，让思想专注于感觉对象的人，被称为迷失的灵魂、欺骗的行动者。因此，能够克制自己的一切情感，以积极的思维能力来运行生命的全部功能并对结果漠不关心的人，更能得到人们的赞美。”
“让动机存在于行动中，而不是结果里。莫要做一个行动起来是为了得到回报的人，不要虚度你的生命。”
“一个人不带任何情感地做自己的分内之事，终将获得巨大的成功。”
“可以在活动中看到静止，在静止中看到活动的人，是人类中的智者，他是一切职责的完美履行者。”
“每一项事业都不受欲念的影响，行为被智慧的火焰所吞噬，智者称这样的人为‘博学者’。他放弃了获得回报的心愿，他总是知足，始终独立，虽然他可能在从事某项工作，但又可以说他什么事也没做。”
“他既是一个瑜伽信徒，又是一个托钵僧，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不在乎结果如何，他不是一个未曾牺牲激情、静止生活的人。”
“他享受的只是自己的祭品中留下的能使人永获梵天精神的饮料，即神王。”
生命的实践到底等于什么呢？即刻需做的都是些琐事，我可以推迟它们以聆听这蝉鸣。我经历过的最辉煌的事，不是任何我已完成或是想要做的事，而是我曾有过的一个转瞬即逝的想法或幻觉，也可能是梦想。为了一个真正的幻觉，我愿意献出世上的所有财富及一切英雄的丰功伟绩。但我是世间一个小小的铅笔制作者，又怎能在不疯癫的情况下，与神明交流呢？
“我对所有人类一视同仁，”黑天说，“没有人值得我的爱与恨。”
这一讲求实际的教诲与《新约全书》所讲求的实际意义不同，它在实践中并非永远讲得通。婆罗门从不打算英勇地与罪恶战斗，而是想耐心地将罪恶饿死。他积极的思维能力被种姓观念、不可逾越的界限观念以及命运和时间的专制观念弄垮了。应该说，黑天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其对于阿周那为何一定要去战斗并没有给出充足的理由。阿周那或许是被说服了，然而读者却想不通，因为他的判断并非“构建于数论思辨学说的基础上”“只在智慧中寻求庇护”；而在西方人眼中，什么才是智慧呢？他所谈及的职责是武断的。它于何时确立？婆罗门的德行在于做武断的事，而不是正确的事。什么是一个人“必须做”的事？什么是“行为”？什么是“既定的功能”？什么是“一个人自己的宗教”？它比另一个人的宗教优秀那么多吗？什么是“自己特定的事业”？什么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职责？它是对种姓制度的一种辩护，是对士兵“天职”所谓的“严守纪律”“不得临阵脱逃”等诸如此类规定的辩护；而那些不在意自身行为后果的人并不会因此对自己的行为漠不关心。
对比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差异，前者在这世上什么也不做，而后者却充满行动力。一个人凝视着太阳直到双目失明，而另一个人则追随太阳逐渐西落。即便是在西方，也存在着像种姓这样的事物，但它相对比较细微，是这里的保守主义。它说，不要放弃你的职责，不要违抗任何制度，切忌使用暴力，不要撕毁任何契约，国家是你的父母。它的德行和男子汉气概是孝道。在每个民族内都存在着“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斗争，有些人永远凝视太阳，有些人则始终追赶太阳。前者对后者说：“即使你到达日落的地方，也不会使你距离太阳更近的。”后者则回答：“但这样我们延长了白昼。”前者“只行走于万物在时间的夜里入睡的那个夜晚。沉思的月中人只在万物皆醒的白昼睡觉”。
我愿意引用桑杰伊的话来总结以上这些摘录：“啊，伟大的王子啊！当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起黑天与阿周那之间那神圣而伟大的对话时，我越发喜悦；而当我回想起月中人出神入化的形式时，我不禁大吃一惊，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高兴！只要黑天在那，只要伟大的弓箭手阿周那在那，那里就会充满好运、财富、胜利与善举。这是我坚定的信念。”
我想对《圣经》的读者说，如果他们渴望读到好书，那么就去阅读《薄伽梵歌》，它是《摩诃婆罗多》中的片段，完成于四千多年前，传说是由黑天撰写的，译者是查尔斯·威尔金斯。这本书作为一个虔诚民族神圣著作中的一部分，甚至值得美国人认认真真地读完。聪明的希伯来人会欣喜地在这本书中发现与他们的《圣经》极为近似的道德上的庄严和崇高。
把中国、印度、波斯、希伯来及其他一些民族的经文或圣典汇编成集，将是这个时代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新约全书》或许仍过多地被人们挂在口上、记在心上，甚至在这个意义上称不上是一部《圣经》。这样一种结合和对比也许能帮助人们拓宽信仰。这是一部将由时间编写的著作，并将给印刷工作加冕。它将是一部由传教士带到天涯海角的经典，或“书中之书”。
正当我们陷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时，我们还以为自己是这条河上唯一的航行者。突然，一艘运河船扬帆出现在我们眼前，那艘船在我们前方的某一点绕行而过，像是一头巨大的河中猛兽，顷刻改变了河上风光。随后，一艘接一艘的运河船驶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这才发现自己已再次身处商业的浪潮中。于是我们将果皮扔到水里喂鱼，使自己的呼吸融入生机勃勃的世人中。我们没有考虑在遥远的花园中，那些我们已播下的种子所结出的果实会在何时被人食用。我们的甜瓜躺在梅里马克河的沙床上，找到了它们的归宿，而我们船底的马铃薯，既有阳光照耀，又有水分滋润，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乡下的水果。不过我们很快便远离了那支船队，独自占据了整条河流。中午时分，我们再次平稳地向上游划去。我们行驶在纳舒厄与哈得孙的领地之间，哈得孙曾经被称作诺丁汉。我们时不时惊起了避暑的翠鸟和鸭子。与其说翠鸟是靠它的短尾舵平稳持久地飞翔，倒不如说它是凭借强劲的冲力滑翔的，沿着曲折的河流发出“咯咯”的叫声。
没过多久，又有一艘平底船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向下游驶去。我们向船上的人打招呼，把小船拴在它的舷侧，与它一同往回漂流。我们同船员交谈，用他们的水壶喝到了更清凉的水。他们似乎是远方山区来的新手，想驾船行抵海滨，开阔眼界。他们在返航重游梅里马克河之前，可能会去游历福克兰群岛和中国海，也可能永远不会再原路返回。他们已在同类人较大的冒险行动中获得了私利，乐于与人类交往只是为了能在自己橱柜中的抽屉里多存一些钱。他们很快便消失在了河上某一处，而我们则叽叽喳喳地独自上路了。生于新罕布什尔群山中的他们到底有什么伤心事呢？我们不禁自问：这里到底缺少了什么，以至这些人匆匆地奔向遥遥相对的地方？我们为他们祈祷，祝愿他们的美好愿望不会落空。
“尽管所有命运女神都如此尖刻，
也勿要抛弃故土。
即使是无风的日子，帆船也要靠岸，
骏马也要在山脚休息，
但我们的命运仍在飞奔，
去每个地方把我们找到。
虽然船的桅杆坚固，
但在它的铜板下有蠕虫爬动；
船儿绕过海角，跨过赤道，
直到被一片冰川阻拦。
无论风儿是否轻柔，
海水是深是浅，
船上载满的是马尼拉麻线，
还是马德拉白葡萄酒，
是中国茶叶，抑或是西班牙皮革，
都已不再重要。
它泊在港口或隔离检疫；
远离新英格兰波涛汹涌的海岸，
却带上了那里的蠕虫，
麻线、白葡萄酒、皮革和茶叶，
同它一并沉入印度洋海底。”
我们经过位于廷斯伯勒和哈得孙之间河东岸的一片小沙漠，在几乎全为绿色的大地中，这片沙漠显得妙趣横生，使我们眼前一亮。这片沙漠给我们留下了几分美好的印象。在纳舒厄旁边的田里劳作的一位当地老人告诉我们，他仍记得那里从前是一片农田，生长着玉米和谷物；但后来渔夫们为了方便拉网捕鱼，就把岸上的灌木全部连根拔掉了。岸堤遭此破坏后，风逐渐把河岸的沙子吹向地里，直到最后，几英寸厚的沙子将这块田地掩埋了起来。这条河附近有个地方的沙子被吹向了一个古老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间基石裸露在外的印第安人棚屋，被烧过的石头排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形，直径有四五英尺，和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还有优良木炭和被埋在沙中而保留下来的小动物的骨头。周围的沙地上散布着另外一些灼烧过的石头，那是他们生火用的。还有几个箭头状的石头薄片，其中一个完好无损。有一处地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是印第安人曾经坐着制作石英箭头的地方，一小块沙地上散落着碎玻璃状的小碎片，同四便士硬币差不多大。由此，印第安人一定在白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在这里捕鱼了。再往前走半英里，还有一片类似的沙地。
此时仍是中午，我们把船头靠在一侧岸边，洗了个澡，然后躺在岩石旁的几株悬铃木下。这里是哈得孙镇上的一片幽静的牧场，它向河边倾斜，四周长满了松树和榛树。此时我们的脑海中仍在思索着印度，思绪在那古老而鼎盛的哲学上徘徊。
我阅览过的所有古籍中，最吸引我的就是《摩奴法典》了。根据威廉·琼斯爵士的说法，“帕茹阿莎茹阿之子毗耶娑宣布，《吠陀经》及其应伽或根据它演绎出的六个部分，已经揭示出的医学体系，与《往世书》或神圣的历史及《摩奴法典》被称为四部最具权威的著作，它们永远不会因为人类的评议而改变论点”。印度人认为《摩奴法典》是“最初由梵天的儿子或孙子发布的”，是“第一个创造物”。据说梵天“用十万行诗句将他的法律传授给摩奴，而摩奴用如今译本中的原话向古代世界解释那些诗句”。另有传说是为了便于凡人阅读，那些诗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删减，而“下层天国中的诸神和天国乐师则忙于研究这法典的最初内容”。“圣贤和哲人们写就了大量关于《摩奴法典》的注释和评论，他们的论述，加之我们之前的论述，构成了共同意义上的法律权威著作或法典。”柯路卡·博哈塔就是他们当中较现代的一位。
每一部圣典都会相继被人们在信念中所接受，是游荡的灵魂的最终归宿，但毕竟它只是一个提供给旅客的暂时休息地，并引导他们继续赶往伊斯法罕或巴格达的客店。感谢上帝在建构世界的时候没有让印度教的专制统治盛行于世，而我们现在是世界的自由公民，不属于任何社会阶级。
我不知道哪一本流传给我们的书能比此书具有更崇高的理想，它是如此客观、真诚，从不具有攻击性，也不会令人觉得荒谬可笑。把大肆宣扬的现代文学方式与此书的简介进行比较，然后再想想它所针对的读者群，以及它所期待的评论。它的语句仿佛是作者日出时在一座东方高山的顶峰上以一种清晨所独有的预见性写下的，你每读一句都会感觉像是被提升了一个高度。似沙漠之风的韵律，像恒河一样的潮流，它像喜马拉雅山般凌驾于任何评论之上。它的语调质地如此细腻，甚至时至今日仍未被时光磨损，依然对英语和梵文的华丽外衣漠然处之，而且它固定的语句仍闪烁着星星般的火光，那火热的光线照亮了整个世界。全书以高贵的姿态和倾向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语句。英语的意义已经劳累了，而印度的智慧却精力充沛。虽然我们在阅读时，那些句子都很普通，但有时又像花瓣一样以一种罕见的智慧令我们眼前一亮，这智慧绝非是在生活琐碎中所能学到的。当它流传到我们这里时，就如同沉入海底的瓷器那样精致。它们像暴露在风雨中数千载的化石一样清洁干燥，如此客观而科学，以至成了客厅和橱柜中必不可少的装饰品。任何有关道德的哲学都极为罕见。摩奴的道德哲学给我们讲述的秘密要比大多数哲学多得多。与如今在客厅或布道坛上所讲的语言相比，它更加私密、亲切，同时又更公开、普遍。正如我们国家的家禽起源于印度的野鸡，我们国内的思想也是以印度哲学家的思想为雏形的。我们涉猎于当今传统而真实的生活要素中，仿佛它是一个原始集会，会上要对如何吃喝、如何睡眠，以及如何以足够的尊严和真诚去维持生活等问题做出决定。它比我们挚友的忠告还要更为亲近。对于最开阔的视野来说，它是真实存在的，当你在室外阅读时，就会联想到矗立在那里的大山的朦胧轮廓。大多数书籍只适合在室内阅读，比如房间或走廊里，若带到田野则让人感觉很单薄。它们没有装饰，简洁明了，周围没有光环或烟雾。美丽的大自然远远地躺在它们身后，这种哲学源于人类身上所具有的最深沉、最持久的特质。它属于一天中的正午，一年中的仲夏。当春季冰雪融化、水汽蒸发时，它的真理依旧在我们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它帮助太阳光照四方，阳光也同样照射在它的书页上。它度过了日日夜夜，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仿佛它总是在黎明前把我们唤醒，它犹如一股芬芳萦绕在我们四周，直至第二天清晨。它把新的光芒传递到草地和树林，而它的精神则好似更加微妙，随着一个国家的盛行之风掠过大地。夏日里的蝗虫和蟋蟀都只不过是印度法典所绽放的光芒，是圣典的一种延续。如我们所说，最焦虑的拓荒者身上是具有东方特征的，因此最遥远的西方也是最遥远的东方。当我们读到这些语句时，现在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上去只是将带有柯路卡注释的《摩奴法典》再版了而已。以新英格兰人的眼光或现代纯粹务实的智慧来审视的话，这些句子是一个种族古老的至理名言；但若是这唯一公正廉洁的神裁法呈现在天空上的话，它们则同蓝天一样深邃宁静，而且必将经受住任何检验，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给我一个任何智慧都无法读懂的句子吧。一定存在着某种与它相对应的生命和颤动，在它的词语之下，一定有某种血液永远在流淌。人说话的声音只能在近处听到，若超出一定范围，我们便听不到任何同时代人的声音；而它的声音竟然从万里之外传入我们耳中，真是不可思议！樵夫们已经在此地砍伐了一片古老的松林，从而让阳光照进西南方的远山和湖泊，现在它霎时间出现在森林里，仿佛它的形象来自永恒。也许这小山上的一棵棵老树桩还记得这潭湖水何时曾在地平线上闪烁微光。人们好奇，这样光秃秃的土地再次见到如此美景，是否依旧不为之动情。秀丽的湖水静静地躺在阳光下，它的无限美丽使它更加自豪、美好。它似乎孤芳自赏，自我陶醉，很难被察觉。那些古老的句子也像西南方那一潭湖水一样，最终向我们展露了容颜，并长久地在自己的胸怀中映照我们的天空。
印度大平原像杯子一样横卧在北面的喜马拉雅山和南面的海洋之间，它的东面是布拉马普特拉河，西面是印度河，原始民族也是在那里生活的。我们并不怀疑这种说法。我们在那个国家的自然史中兴奋地读到了“松树、落叶松、云杉和银色冷杉”覆盖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而“醋栗、木莓和草莓”则从温带附近俯瞰热带平原。由此看来，这种活跃的现代生活在当时就已在东方平原中立足了。另一个时期，“山谷的百合花、樱草、蒲公英”朝平原蔓延，在平坦的土地上延伸，与百花争奇斗艳。温带的时代已然来临，这是松树和橡树的时代，而棕榈和榕树却不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或许岩石顶上的青苔也将于不久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至于婆罗门的教义，我们不太在意它们信条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有人信奉就好。我们能接纳各种哲学流派，原子论者、圣灵论者、无神论者、有神论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留基伯、毕达哥拉斯、琐罗亚斯德和孔子。与和这些人物交流相比，他们的态度更让我们感兴趣。实际上，在他们和他们的注视者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争论，但如果事情真的到了你需要将注释加以比较的时候，那么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把我们带入了晴朗的天空，最小的气泡同最大的气泡一样，最终也将升入天空，并且同样为我们描绘出天和地的美好。任何真诚的思想都是不可拒绝的。婆罗门真正的苦行犹如一种更精致、更高贵的奢侈品，吸引着虔诚的灵魂。若一种要求被如此轻易文雅地满足，似乎别具乐趣。他们对于创世的思考，像梦境一般平和。“当力量觉醒时，这个世界会无限扩张；但当它沉睡时，整个宇宙都会逐渐缩小直至消失。”在神谱的不确定之处，蕴含着一则崇高的真理。这一真理几乎不允许读者相信任何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但又直接暗示出一个更高级的最终创造者，它就存在于尚未创造出的事物之后。
我们不会去打扰这经典的古老体制，它是“从火焰、空气和太阳中提取出来的”。人们可以调查一下光和热的时间表，让太阳自由照射吧。摩奴对此事的理解最为透彻，他曾说：“那些最清楚地懂得白昼和黑夜如何划分的人，也懂得梵天的白昼将持续到一千个这种时代（不过根据凡人的计算则是无数个时代）的结束，它能激起善良的品行；而梵天的夜晚则与他的白昼同样长久。”确实，伊斯兰教徒和鞑靼人的朝代超越了一切可计算的年代。我觉得我已经在这些朝代生活过。每个人的头脑里都存在着梵语。《吠陀经》及其应伽不像沉思默想那样古老。为什么我们会被古代遗产影响？那婴儿不是幼小天真的吗？当我看着那婴儿时，却觉得他似乎比最年长的人还值得尊敬，比长老涅斯托耳和西比尔女先知们还要苍老，有着农神萨图尔努斯一样的皱纹。那么我们是否只生活在现在？那是一条多宽的分界线？此刻，我正坐在一棵树桩上，上面的年轮说出了它有几百岁的年龄。如果我环顾四周，我会发现土壤恰恰是由这些树桩及它们祖先的残遗所构成，大地被松软的沃土所覆盖。我把这根棍子深深地插入地表，用鞋后跟踩出一道深沟，比千年来的风霜雨雪在这里犁出来的沟还要深。如果我倾听，我可以听到青蛙的呱呱叫声，它们比埃及的黏土还要古老，远处一只鹧鸪在圆木上鼓动翅膀的声音，仿佛是夏日里空气的脉动。我把我最美丽、最鲜艳的花种撒在了这片古老的沃土上。我们乐于称其为新的事物肤浅地停留在表皮，地球尚未被它着色。它并非我们行走在其上的沃土，而是我们头顶上抖动的树叶。最新鲜的事物也不过是我们的感官看见的旧事物。当我们把地表以下一千英尺深的土掘出地面时，我们也称它为新事物，而且有新植物成长于其上；当我们的目光去探索宇宙空间更深一层的奥秘时，发现了一颗始终存在着的更遥远的星体，我们也称之为新事物。我们坐着的这片土地如今的新名字
叫哈得孙，但它曾经一度叫诺丁汉，曾经。
我们应当像欣赏风景那样用不带任何批判的眼光去阅读历史，而且保证对历史的基础和构成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空气色泽和中介空间所引起的各种光线和阴影的兴趣。西边的清晨变为傍晚，太阳还是同一个，不过却出现了新的光辉和气氛。它美如日落，并非像画在墙上的壁画那样平展而有边界，而是存在于空气中，缥缈不定、自由不羁。实际上，历史的变幻莫测就如从早到晚的景色变迁，重要的是颜色的变化。时间不会藏匿任何财富，我们需要的不是它的彼时，而是此时。我们不会抱怨地平线上的群山呈蓝色且模糊不清，因为它们看起来更像天堂。
瞬间发生的什么事情是可以被遗忘的，什么又是必须被铭记的呢？死者的纪念碑所存在的时间，比人们对死者的回忆存在得还长久。金字塔并没有向世人讲述它所见证过的故事，它存在的意义只是为纪念它本身。为何要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严格地说，历史的一幕幕不曾从遗忘中找回一个事实，它自身却取代那事实而变得默默无闻了。研究者似乎比他们的研究对象更值得纪念。一群人站在那里欣赏薄雾，他们透过迷雾看到了朦胧的树影。此时，其中一个人走上前去探究这树影，于是其他人都向他隐约远去的背影投去了钦佩的目光。令人震惊的是，人们完全不靠社会群体间的相互协作就能牢牢记住过去。在过去所发生的故事中，除了指派给它的缪斯外，还有另外一位缪斯。瓦基迪的《阿拉伯通史》就是一个讲述历史是如何开始的范本：“我是从艾哈迈德·奥尔马丁·奥尔乔哈密那里听说的，他是从瑞法·艾本·凯斯·阿拉米瑞那里听说的，而瑞法·艾本·凯斯·阿拉米瑞又是从塞夫·艾本·法巴拉赫·奥尔查特库阿米那里听说的，塞夫·艾本·法巴拉赫·奥尔查特库阿米是从萨贝特·艾本·奥尔卡马赫那里听说的，此人说他当年就在事发现场。”这些历史的书写者并不急于将历史记录、保存下来，而是渴望了解事实，因此他们并没有忘记事实。人们运用批判的头脑试图揭示过去，但过去不可能被重现，我们无法知道自己不曾经历过的一切。但是，一块面纱遮挡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要探寻现在，而不是过去。在一场战役已经结束的地方，除了能找到人和动物的尸骨，什么也没有；在一场战役正在燃烧的地方，却能找到一颗颗跳动的心。我们将坐在土丘上思考，试图不让这些尸骨重新站起来。你想一想，大自然会记得它们曾经是人抑或它们现在是白骨吗？
古老的历史有一种古典的气息，但它本应更现代化。它被写了下来，仿佛旁观者看着墙上的图画想象着其背面是什么样子，或仿佛作者期望死者成为他的读者，倾听他的经历。人们似乎渴望穿越这几个世纪而回，认真地重新创作，因为它们已被时间冲蚀腐烂；然而就在人们游手好闲时，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却成了头号敌人的战利品。历史既没有古代的庄严，又缺少现代的朝气。它的所作所为似乎要追溯到事物的起源，而这正是自然史理应承担的任务；然而，请考虑一下世界通史，然后再告诉我们牛蒡和车前草最早出芽的时间。历史多半就是这样被写成的，以至它所记录的时代被贴切地称为“黑暗时代”。正如有的人所评述的那样，那个时代是黑暗的，因为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太阳在历史上很少照耀，因为它一半满是灰尘，一半处于混乱。当我们遇到振奋人心的事情时，它被我们引用并使之现代化。就像我们从撒克逊历史中了解到，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埃德温下令“在他已看见的春意盎然的地方将标桩固定在大路上”，然后“将一个个黄铜盘子用铁链拴在标桩上，以便使疲倦的旅行者振作精神，只因埃德温曾亲身体验过旅行者的这种辛劳”。由此亚瑟发动的十二场战役是值得的。
新英格兰的一线光芒胜过欧洲的五十年！
传记也有同样的缺陷，它本应成为自传。让我们听从德国人的建议，不出国去折磨自己的肠胃，以便我们可能为自己辩护。如果我不是我，那么谁会是我？
然而，说过去本应是黑暗的也是恰当的，尽管黑暗是传统的一个特性。关系上的疏远，而不是时间的流逝，使编年史变得如此幽暗。接近这一代人心灵的东西依然美好而光明。希腊在一片灿烂的光芒中舒展它美丽的土地，因为太阳和白昼存在于它的文学和艺术中。荷马、菲狄亚斯和帕提侬神庙都不允许我们忘记太阳曾经普照大地。但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是完全黑暗的，我们也不必急于听信历史学家，为一线光辉而自我庆贺。倘若我们的目光能看穿那些遥远年代的朦胧，我们会发现那里的光线充足，但那里没有我们的白昼。有些动物生来就能在黑暗中看见物体。世界上光芒的总量是相同的，新出现和消失了的星星、彗星、日食和月食都不能影响光的总量，而只有我们的望远镜才能观察鉴别它们。依然存在的最古老的化石告诉我们：光的规律在当时与现在一样盛行。光的规律是始终如一的，观看的方式和角度却各不相同。众神不偏袒任何时代，始终在天堂上照耀他们的光芒，而观望者的眼睛却变成了石头。最初只有太阳和眼睛，而这悠悠岁月并未给前者增添一线光芒，也不曾为后者改变纤毫。
如果我们把时间融入思想中，那么打个比方说，所有神话和古老诗歌的遗迹——诗歌的残骸，仍然闪耀着它们最初的光芒，就像浮云被过往的阳光染上了颜色。它们的光芒一直照射到最近的一个夏日，把此时此刻与创造天地的那个清晨联系到一起，正如那位诗人所吟诵的那样：
“那气势恢宏的乐曲片段，
随岁月的长河飘荡，
如同断裂的船只的残骸，
这些就是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材料和线索，它们讲述了如何从蚂蚁的状态发育成人的形态，艺术是如何被逐渐创造出来的，并让上千种猜测来装点这个故事，使其更加光彩照人。我们并不会被历史年代、地质时期所限制，但它们会令我们质疑人类事物的发展。如果我们超越那天的智慧，我们就会期待人类的那个清早，那一天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都已应有尽有：玉米、酒、蜂蜜、油、火、清晰的语言，还有农业和其他方面的技艺，人类也逐渐从蚂蚁的形态发育成人。而这一天过后，世界将由闪烁着同样进步的光辉的另一天所代替。随着这神圣时期的时光流逝，其他神力和圣人将把人类提升到远远高于现状的层次。
但我们对此所知甚少。
就这样，一个航行者在做着白日梦，而他的同伴则在岸上熟睡。突然，号角被吹响，号声回荡在河两岸，那是农夫在向他的妻子发出信号，表示农夫要回去和她一起吃饭。但那里似乎只有麝鼠和翠鸟听见了号声，不过既然我们的思绪和睡意被全然打断，便再次拔锚起航。
下午我们继续航行，西岸变得低了些，有些地方的河水离河床更远，只剩下几棵树装点着水边；而东岸则不时突兀升高，与五六十英尺高的绿树成荫的小山连成一片。椴树，也叫欧椴树或美洲椴，对我们而言是个新面孔，它的枝条悬垂于河面上，树叶宽大呈圆形，点缀着一串串快要成熟的小坚果，它的树荫是我们水手惬意的乘凉处。这种树的树皮内层具有韧性，渔夫用它来编织席子，俄罗斯人用它制作了许多绳子和农用鞋，有些地方还用它来织网织布。据诗人们说，椴树曾经是菲吕拉，海洋女神之一。据说古代人用它的树皮做成小屋的屋顶、箩筐和一种被称为菲吕拉的纸。人们也用椴木制作圆盾，“因为它坚韧、轻便且富有弹性”。椴木曾一度被广泛用于雕刻，如今仍用在钢琴的共鸣板和车厢的嵌板，以及各种需要韧性和弹性的东西上。箩筐和摇篮都是用椴木的嫩枝做成的，它的树液还可以制糖，花朵酿制的蜂蜜据说人人都爱。在某些国家，它的树叶用来喂牛，果实可以制成一种巧克力，花朵可以用来泡制药物，而椴木烧成的木炭则是黑色火药的宝贵原料。
这种树使我们记起自己已置身于异乡的土地。泛舟于这浓密的树荫下，我们透过树荫的缝隙窥视天空时，这种树的含义和概念似乎都以千百种象形文字的形式镌刻在苍穹之上了。宇宙万物如此贴切地适应着我们的肌体，以至我们的双眼在流连于美景的同时能够充分休息。到处都有抚慰和取悦我们感官的事物。仰望树梢，且看大自然是如何巧妙地润色它的杰作的，看看松树是如何一株更比一株高地耸立，为大地装扮上优雅的流苏的。谁会清点那从树梢飘走的纤细蜘蛛网及在树梢之间东躲西藏的万千昆虫？树叶的形状比世上所有语言组成的字母表还要千姿百态，仅以橡树为例，几乎不可能找到两片相同的树叶，每一片树叶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大自然只不过发展了所有产物最初的胚芽而已。人们或许会说，鸟类的创造并非是伟大的发明。如今掠过树林上空的老鹰，最初或许只是林荫道上飘舞的一片叶子。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从沙沙作响的树叶摇身一变成了翱翔歌唱的飞鸟。
萨蒙溪自纳舒厄村下1.5英里外的铁路西侧缓缓而来。我们划了很远才抵达那片与它相邻的草地，从河岸上一个晒干草的人那里了解到了它的渔业史。那个人告诉我们，过去这里盛产银鳗，他还指了指沉在河口的那些鱼筐。他的记忆力非常惊人，想象力也极其丰富，他讲了关于渔夫在无底的海岛漂流及生活着许多神秘鱼种的湖泊的故事，我们一直听到黄昏，但我们无法把时间花费在这里，于是重新起航驶向大海。虽然我们未曾踏上那片草地，只是用手触及了它的边缘，但它的美丽永远驻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据说，萨蒙溪的名字是从印第安语翻译过来的，这是个土著人喜欢往来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纳舒厄的第一批白人移民定居了下来，而且地上他们的房基凹痕和老苹果树的残枝仍依稀可辨。这条小溪上游约一英里处，坐落着老约翰·拉夫韦尔的旧宅，他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军队中的少尉，是“大名鼎鼎的拉夫韦尔上尉”的父亲。他在1690年以前来此定居，大约1754年去世，享年120岁。人们认为他在此定居前，曾在1675年参加了纳拉甘西特沼泽战役。据说印第安人因为他对他们表现出的友爱仁慈，在之后的战争中没有伤害他。直到1700年他已经白发苍苍，头颅已一文不值，法国总督对剥下这种头皮不给予任何奖赏。我曾站在河岸上老约翰·拉夫韦尔地窖的凹地上与一个人交谈过，或许这个人的祖父或父亲曾经在那里与拉夫韦尔交谈过。拉夫韦尔老年时在这里弄了一座磨坊，开了一家小店。附近仍健在的一些人还记得他是个身强力壮的老人，经常用拐杖把果园里捣蛋的男孩们赶跑。想想这个凡人的成就，需展示出多少低劣的纪念品啊，他在百岁时不需要戴老花镜就能修补鞋子，在105岁时仍步履矫健地穿行于市。据说达斯坦夫人从印第安人那里出逃后，最先到达的地方就是拉夫韦尔的房子。佩科凯特的英雄可能就是在这里诞生长大的。我们还可以看到附近的约瑟夫·哈塞尔的地窖和墓碑，据其他资料记载，哈塞尔和他的妻子安娜、儿子本杰明及玛丽·马克思“于1691年9月2日傍晚，惨遭印第安敌军杀害”。正如古金先前所评述的那样，“印第安人打在英国人脊背上的子弹，并非是完成上帝的使命”。萨蒙溪仍是条寂静的河流，蜿蜒穿过森林和草地，而当时荒无人烟的纳舒厄河河口，如今却回响着一个制造业城镇的喧嚣。
一条发源于哈得孙奥特尼克湖的河流，刚好在萨蒙溪上游对岸流过。从这里的河岸可以远眺安卡努努克山，它是这个地区最引人注意的山峰，高耸于上游那座桥的西端。我们不久便穿过了纳舒厄河畔的纳舒厄村，那里有一座与河流同名且带有顶盖的桥，横跨在梅里马克河上。纳舒厄河是梅里马克河最大的支流之一，发源于沃楚西特山，流经兰开斯特、格罗顿及其他几个城镇。那些地方形成了因榆树成荫闻名的草地，但我们并没有前去探访，因为它靠近河口的河段被瀑布和工厂所阻断了。
在距这里很远的兰开斯特，我曾与另一个同伴一起穿越纳舒厄河的宽阔河谷。在那之前，我们曾经常站在康科德山向西眺望，但一直都未曾发现它与地平线上的青山相接。如此多的溪流、草地、森林和宁静的人类居所竟都隐藏在那些惹人喜爱的群山之间。从远处廷斯伯勒的一座小山上俯瞰，你可以将它们的景色尽收眼底。在我们年轻的视野中，那里的森林似乎从未有人涉足，在地平线上两棵相邻的松树缝隙间，纳舒厄河蜿蜒流淌，而此时此刻，河谷底部的河水悄无声息地汇入了梅里马克河。在遥远的西边可以看到那弥漫于河谷上方的云朵正飘向草地上空，它们已穿过落日余晖，为我们装扮着无数个夜空。但那河谷似乎被草皮隔层遮蔽住了，在我们驶向那些山峰时，它的容颜第一次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无论冬夏，我们看见的群山轮廓都是朦胧的，而距离和模糊感并非山峦本身给予自己的气势，这给诗人和旅行家们带来了引喻。伫立在康科德悬崖，我们向群山表达着心意：
“你凭借未发觉的力量坚守阵地，
凭借宽大的容量盘旋飞舞，
所有声音只有骚动的沉默，
远处是你溪流的摇篮，
莫纳德诺克山和彼得伯勒山；
从未流行的强势论点，
包围着那些哲学家，
犹如庞大的舰队，
航进在风雨中，
穿越寒冬酷暑，
保持着你崇高的冒险精神，
直到你在天空寻找到海岸。
并不贴近陆地偷偷行船，
禁运的货船，
因为那些委托你运货的人
已让太阳看清
他们的忠诚。
这条航线上的船，每一艘，
你都驾驶向西，
护送着云彩，
它们总是在狂风大作前，
聚集在你的支索中，
船在帆的压力下，
远重于金属。
我坐在这稳固的座位上似乎感觉到了你，
底舱深不可测，
横梁宽无节制，
轮轴长度难测量。
我看你悠闲而尽享奢靡，
在你那新的西方；
你的山顶如此清凉而碧蓝，
既然时光让你无所事事。
你平躺下来，
未经使用的力量，
未经加工的原始木料，
可制成如此僵硬的膝盖，如此脆弱的桅杆。
新土地由这些形成，
某天终会成为我们西方的贸易，
适合做世界的支柱
穿越时空的海洋。
当我们享受这徘徊不去的光线，
你仍胜过西方的白昼，
静伏在上帝的农场，
它仿佛是结实的干草垛。
智慧的人类从未在任何一页，
书写下如此醒目的一行。
森林的微光，
仿佛敌人的营火
沿地平线闪烁，
亦像当天火葬柴堆的
烈焰燃烧，
镶嵌了金银边的云朵，
好似天边层叠的绫罗绸缎，
如此深邃的琥珀色光芒
装点着西方，
那里有零星歪斜的光线，
甚至天堂都显得过分奢华。
瓦塔提克山
平躺在地平线的基石上，
像个孩子前夜遗失的玩具，
和左右散落的衣物，
在地球的边缘，山峦和树木上矗立，
仿佛它们被镌刻于天空，
或像港口的泊船，
静待清晨的微风。
我甚至想象
天堂之路蜿蜒穿过你的峡谷；
脱离史书的记载，伸向更远的远方，
黄金和白银时代仍未结束；
大风劲吹，
吹来未来世纪的讯息，
吹来全新思潮的动态，
从你那遥远的溪谷中。
但我尤其记得你，
同我一样的沃楚西特
是那样特立独行。
你遥远的蓝眸，
天空的残迹，
穿过空地峡谷，
或透过铁匠铺的窗口，
可以看见过眼云烟。
一切都是假的，
除了耸立在你我之间的东西。
你这个西方的先驱，
从不知羞耻或恐惧为何物，
被冒险精神驱使
在天堂的屋檐下；
你能在那里，
呼吸到充足的空气？
你的迁徙，
甚至跨越西方，
来到晴朗无云的地域，
不用香客的斧子，
来为你开辟天路。
以你沧桑的山顶，
为自己在天空扫清一片空地。
上依苍天，下傍大地，
是你与生俱来的乐趣。
不擎青天，不靠黄土，
愿我配得上做你的兄弟！”
最后，像拉塞勒斯和其他山谷的欢乐居民一样，我们决心去攀登西方地平线上的蓝色高墙，虽然我们担心以后我们能看见的仙境不复存在。要讲述我们这次的历险需要很长时间，而今天下午我们又没空，因为我们想沿着这薄雾中的纳舒厄山谷逆流而上，重走一遍我们的朝圣旅程。我们曾在新英格兰和纽约的主要山峰上做过许多次相似的旅行，甚至还在遥远的荒山野岭上宿营过。而此刻，当我们又一次站在本地的群山上向西眺望时，虽然我们的眼睛注视着沃楚西特山和莫纳德诺克山上的岩石，但这两座山已经再次隐退在地平线上的巍峨蓝山之中。
到了1724年，纳舒厄北岸依然没有住宅，只是在边远地区和与加拿大接壤的区域零星散布着几座用树皮或草席搭建的棚屋，以及几片阴森森的树林。同年九月，两个在北岸从事松脂制造的人被一伙由30个印第安人组成的队伍抓住并押往加拿大。在当时，松脂制造是那片荒野中最早出现的事业。邓斯特布尔的10个居民前去寻找他们，发现他们的桶箍已被割断，松脂也洒了一地。廷斯伯勒的一位居民曾向我讲述了他祖上流传下来的故事，说两个战俘中的其中一个，在印第安人要打翻他的松脂桶时，抓起一根松树枝并挥舞着，发誓要杀死第一个碰他松脂桶的人，于是印第安人有所收敛；后来，当他从加拿大返回时，发现那只桶仍完好无损地立在原地。也许当时还有其他松脂桶，但不管是否发生过这个故事，侦察员们通过树上那些由木炭和脂肪混合而成的涂料所做的记号判断出那两个人并没有被印第安人杀害，他们只是成了战俘而已。其中的一名侦察员法韦尔发现桶里的松脂尚未流干，由此推断印第安人并没有走远，于是他们即刻追击。他们直接追随印第安人的足迹，沿梅里马克河而上，结果在桑顿渡口附近，也就是现在的梅里马克镇，落入了印第安人的埋伏，除了法韦尔以外的其余9人全部牺牲，法韦尔在摆脱了敌人的奋力追捕后侥幸逃生。邓斯特布尔的居民把他们的尸体运回城内，安葬了他们。这几乎与罗宾汉民谣句句吻合：
“他们把这些森林居民运到美丽的诺丁汉，
正如那里人人皆知，
他们在自己的墓地为他们挖掘坟墓，
把他们埋葬成行。”
诺丁汉就在河对岸，但他们的坟墓并非恰好排成一行。在邓斯特布尔的墓地，你可以在“死亡象征”和任何一位死者的名字下读到他们是如何“结束人生”的，而且
“此人和躺在这坟墓里的另外7人在一天中全部被印第安人杀害。”
另外一些死者的墓碑被立在公用墓地四周，各自刻有碑文。共有8人埋葬于此，但据最权威的记载描述，有9人被印第安人杀害。
“温柔的河，温柔的河，
看，你的水流被鲜血浸染，
许多英勇尊贵的船长
沿着你柳树成荫的河岸航行。
“都在你清澈的河水边，
都在你明亮的沙滩旁，
印第安领袖和基督教勇士
针锋相对地厮杀。”
《邓斯特布尔历史》这样叙述：法韦尔逃回来后，奋力追捕他的印第安人又与一批白人激烈交战，印第安人被迫撤退至纳舒厄河的河口对岸，但在那里他们再次被击退。印第安人撤离后，白人在岸边的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他们刻下的印第安领袖的头像，命运已将它的名字赋予了纳舒厄村这一区域——“印第安人头”。古金在谈及菲利普王战争时说：“有些有识之士评论说，在战争最初，英国士兵根本没把印第安人放在眼里，许多士兵都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英国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追捕十个印第安人。许多士兵都把此战看作是恺撒大帝的那句名言——我来，我看见，我征服（Veni，vidi，vici）。”不过我们可以推断，这些有识之士在当今肯定又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言论。
法韦尔似乎是唯一一个研究过自己职责的侦察员，他懂得应如何追击印第安人。他死里逃生后又参加了新的战斗，因为第二年他在佩科凯特被任命为拉夫韦尔的中尉，但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那次战斗中，他长眠于荒野。他的名字仍使我们心有余悸地想起那暮光昏暗的时代，以及追踪印第安人的森林侦察员。对新英格兰来说，法韦尔是位重要的英雄。正如一位近代诗人描述拉夫韦尔作战时所吟咏的，这是一种含蓄又颇为大胆的表达：
“血染的河流依然流淌，
像是小溪的流水那般，
波光粼粼，叮咚作响，
从悬崖飞流直下。”
这些战役听上去似乎难以相信，我认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很难相信这类史实，怀疑我们那些定居此地的勇敢的祖先是曾与森林中的幽灵战斗，而不是铜色皮肤的民族。它们是水蒸气，是荒无人烟的森林里的热病和疟疾。如今的这片土地，只有几枚箭头在犁地时被翻出。在贝拉斯基人、伊特鲁里亚人或英国人的历史中，都没有如此玄幻朦胧的故事情节。
这是一个荒凉而古老的墓地，这里灌木丛生，它俯瞰着1.25英里外的梅里马克河，一条废弃的水沟在墓地的一侧静静流淌，在那里安息着的是邓斯特布尔的古代居民。我们从此处向下走三四英里，路过那块墓地。你可以在那里读到拉夫韦尔、法韦尔，以及其他许多在同印第安人的战斗中立下功劳的家族成员的名字。有两块巨大的一英尺厚、呈正方形的花岗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们被平铺在当地第一位牧师和他妻子的墓穴上。
世界各地的死人都是躺在石块下的，这点很令人惊奇：
石块，假如度量法允许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尸体。当石块较小时，它不足以压倒正在沉思的旅行者，但对我们来说，这些石块显得有些野蛮。自金字塔出现以来，一切压在人们尸体上的巨大纪念碑都是如此。一座纪念碑至少应该矗立着“指向星星”，以指明灵魂的归宿，而不应像那些被遗弃的躯体一样平卧在地。历史上曾有一些民族除了建造墓地以外，什么都不会做，于是那些坟墓变成了他们曾经存在于这世上的唯一痕迹。他们正是那些野蛮之人。可是为什么这些石碑像感叹号一样直立而醒目？那里曾生活过何等非凡的人物？为何这些纪念碑比预期的永垂不朽的名声存在的时间还长久？只是一块石头和一根骨头这样吗？“这里安卧着某某”“这里躺着某某”——为什么不写那里站着某某？它只是为了人们想象中的躯体而设立的纪念碑吧？“他们已走到生命尽头”——他们已经结束了生命，这样说岂不更真实？墓志铭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是真实。倘若要刻意规定死者的品性，应该像阴间三位审判官的判定那样诚恳准确，而不应只是朋友们的片面之词。朋友和同龄人只应说清死者的姓名和生卒日期，然后把碑文留给后人去评写。
“长眠于此的是一个忠诚的人，海军少将范。
请相信，
两人共存一墓，
以使他永垂不朽，
另一人便是雕刻匠。”
声望本身只不过是一则墓志铭，同样迟来，同样虚伪，同样真实。然而，唯有它们是经过死亡润色的真正墓志铭。
一个人可以虔诚地祈祷自己不因被埋葬于自然界的任何一角而遭受苦难或诅咒。多数情况下，一个好人的灵魂多半会变成一个可怕的鬼魂出现在他的坟墓周围，因此罗宾汉的著名粉丝小约翰的坟墓以“出产优质的磨刀石而闻名遐迩”，使小约翰声望大增的同时，也充分反映了他的品性。我承认我并不喜欢地下墓穴、拉雪兹公墓、奥本山公墓甚至是邓斯特布尔墓地的那些收藏品。无论如何，唯有古老才能引起我对墓地的兴趣。我在那里没有朋友。或许我缺少创作关于坟墓的诗歌的天赋。已从农场收获了丰硕果实的农民或许会把自己的遗体留给大自然去犁耕，为农场增加肥沃度。我们不应该阻碍，而是应该促进大自然的“经济发展”。
纳舒厄村很快便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树林又开始茂密起来，我们在落日余晖下缓缓地划船行进，寻找着适合宿营的幽静地点。平静的水面上倒映出晚霞和暮云，横穿河流的麝鼠不时在水面上激起涟漪。我们最终在佩尼楚克溪岸边宿营，这个地方现位于纳什维尔界内，旁边有一道松林环绕的深谷，树下的枯叶就是我们的地毯，它们褐色的松枝在我们头顶上方蔓延，但火焰和烟雾很快就遮住了周围的景色。岩石愿意充当我们的墙壁，松树则做了我们的屋顶，森林的边缘是我们最合适不过的避风港。
荒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既亲切又宝贵的。尽管最古老的村子得益于人造花园，但它受到的周围野生森林的恩惠更多。森林的边缘及它偶然伸进新兴城镇中的那部分，都美得难以名状，令人备感振奋，而那些城镇就像新筑的狐狸洞一样，不断地出现在森林里。松树和枫树挺拔直立，象征着大自然远古时的正直与活力。那里松树密布，松鸦啼叫，我们的生活需要这种背景作为调剂。
太阳落山时，我们为自己的小船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停泊港，我们搬下自己的家当，很快便在岸上安顿下来。水壶在帐篷门口喷吐热气，我们则聊起了远方的友人，聊起了我们即将看到的风景，想弄清楚那些城镇在我们的哪个方位。我们的可可茶很快就煮好了，晚餐摆在我们的箱子上，我们像年迈的航海家一样边吃边聊，慢慢品味这顿饭。与此同时，我们还把地图铺在地上，查看地名词典，看看最初的移民是何时来此地兴建城镇的。吃罢晚餐，写完航行日志，我们便以野牛皮为被，以胳膊为枕，躺下休息，伴着尚未止息的微风，在远处的狗吠声和近旁的流水声中进入了梦乡——
“西风蹒跚而至，
夹着太平洋的喧嚣，
我们夜晚的邮车，丁零响应
邮政部长的号令；
装载着加利福尼亚的讯息，
不论清晨过后发生过什么，
在蔷薇和丛林旁，从这里到阿萨巴斯卡湖，
人世如何变迁。”
半梦半醒间，我似乎梦见了一颗星辰穿过我们的棉布屋顶闪耀微光。或许在午夜时分，我们有人被肩上尖声歌唱的蟋蟀或是他所梦见的一只捕食的蜘蛛所惊醒，随后又被我们身旁树林繁茂、岩石遍地的深谷底部的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溪催眠入梦。头部如此低地躺在草地上，聆听着这个忙忙碌碌、叮当作响的自然实验室，我们无比惬意。千百个小工匠彻夜在他们的铁砧上不断敲打锻造。
夜色已深，当我们在梅里马克河岸上酣然入睡时，我们听到了某个新手连续击鼓的声音，据说那是在为乡村集会做准备，于是我们想起了这句诗——
我们可以向他保证，他的鼓声将会一击百应，人们定会被召集起来。你这夜间的鼓手，不要担心，我们也即将到此捧场。然而他依旧在这寂静和黑暗的深夜不停击鼓。这来自远方的声音不时传到耳畔，那声音悠扬、动听且耐人寻味，我们仿佛是第一次听见这种声音，不带任何偏见。毫无疑问，他是位技艺不佳的鼓手，但他敲击的音乐让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闲暇时光，让我们感受到了机缘巧合。这淳朴的声音使我们联想到遥远天际的浩瀚星辰。是啊，这鼓声中的逻辑令人如此信服，以至用人类的百家思想也不能使我怀疑这鼓声的结论。我停下了习惯性的思考，犹如犁铧陡然穿透地壳而深入犁沟那般。我刚刚跨过自己深不可测的人生沼泽，又如何能继续思考呢？突然，时光老人对我眨眼暗示——啊，你认识我，你这个游子。而且时光老人还带来了一切顺利的消息。那古老的宇宙如此康健，我想，它定会永不消亡。医生们啊，去治愈你们自己吧，而我将依靠苍天而活。
“闲暇时光悄然流逝，
甩下我与永恒为伴。
我听见超越声音界限的响动，
我看见超越视野范围的景象。”
我常常看、嗅、尝、听、触摸那些与我们紧密相连的永恒之物，它们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住所、我们的命运、我们自己本身。这一历史真理，是最显著的事实，它们会变成我们自发的独特思考对象，是宇宙真正的辉煌；它们是人类必须承认的或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忘怀或摒弃的唯一事实。
“它确实向所有人揭示了我的隐私，使我在人群中独立。”
我已看到世界的基础是如何形成的，我丝毫不怀疑它将永远挺立。
“此刻重要的是我的诞生时辰，
也只有现在才是我生命中的全胜时光。
我将不去怀疑那无尽的爱，
那既不是我的价值，也非需要所买，
它追求我的年轻，又追逐我到苍老，
把我带到这无尽黑夜。”
什么是耳朵？什么又是时间？所谓音乐曲调，是一系列的特殊声音，仿佛一支无形的军队，从草地上掠过却未触及任何一颗露珠。这样的曲调是否能被风吹过几个世纪，从荷马的时代传入我们耳中呢？我们又是否能从中获得相同的神秘魔力呢？音乐能传达最美好、最崇高的思想及古人的志向，甚至传达语言从未表述过的意思，它是跨时代的绝妙的交流方式。它是语言之花，是光彩曲折、流畅而灵活的思想，它清澈的泉水被太阳着色，它潺潺流动着，倒映出青草和白云。一段音乐旋律使我不禁想起《吠陀经》中的一节，使我对无限遥远的概念及美和宁静的含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因为对于感官，距离我们最遥远的事物往往最能同我们的内心交流。它再三教导我们，最遥远、最细微的事物是最神圣的本能，使我们的梦拥有真切的经历。当我们听见它时，感到悲伤又欢喜，或许是因为我们所听到的并不是它真正的声音。
“于是一股悲伤的巨流
奔腾咆哮着席卷了你的凯旋曲。”
这悲伤属于我们。印度诗人迦梨陀娑在剧本《沙恭达罗》中写道：“也许人们看到美丽的形体、听见悦耳的音乐时所产生的悲哀，是源于对往昔欢乐的朦胧记忆及与往事相似的某种痕迹。”正如抛光可以使大理石和木料的花纹清晰，音乐能使一切英雄品质尽显一样。英雄和宇宙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和谐，任何一个击鼓和吹号的士兵都愿意去模仿。当我们身体健康时，所有声音在我们听来都像是横笛和鼓的旋律；当我们在黎明醒来时，依然能够听到空气中的曲调那渐弱的回声。英雄行进时脉搏与大自然一起跳动，他按照宇宙的节拍迈着步伐，于是便有了真正的勇气和无敌的力量。
普鲁塔克说：“柏拉图认为，众神从不仅仅为了娱乐或愉悦双耳才赐予人类音乐、曲调及和谐的技艺，但灵魂的循环和美的结构因缺少和谐的曲调，不和谐的成分便无节制地游移在肉体四周，爆发成许多狂妄的言行。也许它们可以被亲切地召回，并巧妙地得以恢复成原先的和谐一致。”
音乐是一种被普遍传播的声音。它是唯一能够显示自信的音调。它的旋律带给一个人的信念远远超过任何人对自己崇高命运的信心。音乐使人们了解种种事物。我曾听说过这些：
“来自一架风弦琴的传说
有一个无人见过的溪谷，
那里从未有人涉足，
仿佛那里有个焦虑而悔罪的生命，
在忍受辛劳与斗争。
在那里，每一种美德都有着自己的起源，
在它降临尘世之前，
每一份功绩都回归，
燃烧在慷慨的胸怀。
那里的爱情温暖，青春绚丽，
诗歌尚未被吟唱，
因为美德依旧在那里探险，
自由地呼吸它本土的空气。
若你细细听来，
你仍可听到晚上祈祷的钟声，
还有心灵高尚的人走过的脚步声，
他们的思想正在与天空对话。”
根据杨布利柯的说法，“毕达哥拉斯之所以取得了成就，并不是借助乐器或嗓子，而是利用某种难以名状、不可理解的神力。他在这庄严的世界交响曲中竖耳聆听，全神贯注，仿佛只有他一个人在倾听并欣赏着行星的和声，以及穿梭于行星间的星星所发出的悦耳和音，这些星辰的声音所构成的曲调比人世间的任何音乐都更加响亮而饱满”。
一天清晨，我从这里向东步行了大约20英里，从汉普斯特德的迦勒·哈里曼小旅馆到黑弗里尔去，当我到达普拉斯托的铁路时，我听到从远处空中传来的一种像是风弦琴的微弱乐音，我立刻猜想那是电报软线在刚刚苏醒的晨风中颤动的声音，于是我把耳朵贴近其中一根柱子聆听，事实证明我没猜错。那是电报正在急促地弹奏着它的“竖琴”把信息传遍全国，而拍发此电报的并不是人，而是众神。或许，就像是阿伽门农的雕像，它只是在清晨太阳的第一缕光芒照射它时才演奏。它像是人们在海边听见的第一架里拉琴或贝壳的鸣响——那纤细的琴弦在笼罩海岸的高空中轻轻震动。因此，一切事物都有其较高层次或较低层次的用途。我听到了一则比报刊上历来刊登的新闻都有意思的新闻。它讲述的事情具有倾听和传播的价值，它并非是关于棉花和面粉的价格，而是暗示着世界自身的价值，暗示着无价之宝、绝对真理和美的定义。
那一晚，鼓声仍隆隆作响，我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号角声、盔甲和圆盾的铿锵声从心灵的村庄里传出，骑士们正拿起武器为战斗准备着。
“‘在每一支先头部队前
都有高山的骑士举着长矛，策马前进，
直至大批部队抵达；战功赫赫的军队
远去！远去！远去！远去！
你并未保守你的秘密，
我将于某天住到
你所说的异乡。
时间是否没有留下闲暇，
让你彩排这出戏。
永恒难道不是一份租契，
为了创造比诗更好的功绩？
悉听英雄死去，
抑或健在，着实欣喜，
倘若我们继承他们的事业，
让他们永活于心，则更佳。
我们的人生应喂养名誉的泉涌，
用那绵延不绝的波浪，
如同海洋哺育涓涓清泉，
用它们在海洋中的坟墓。
你的天幕，轻轻罩住我的胸膛，
是我蓝色的盔甲；
你的大地，接住我暂歇的长矛，
是我忠实的战马；
你的星辰，是我在天空的矛尖，
是我的一枚枚箭头。
我看见溃败的敌人逃窜，
躲不过我一根根锃亮的长矛。
赐予我一名天使为敌，
此刻就确定地点和时机，
我将直面迎战，
越过高高星空的钟声。
伴随着我们圆盾相撞的铿锵，
空中的行星发出鸣响，
灿烂的北极光将高悬
在我们比武的赛场旁。
如若天堂失去了它的王牌斗士，
告诉它莫要绝望，
因为我将成为它新的战神，
重新拾起它的名望。”
今夜疾风劲吹，我们后来获悉当晚别处的风儿吹得更加猛烈，这风对远近的玉米地造成了极大损害，然而我们只听见风儿不断发出的哀叹，仿佛它在因未能摇动我们的帐篷而惆怅。松林沙沙作响，河流泛起水波，帐篷微微晃动，不过我们却将耳朵贴近地面，风儿与此同时，正继续劲吹，警示他人。我们则在黎明前早已做好照常上路、继续旅行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