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杨广的鸵鸟术

四一杨广的鸵鸟术

从大业十三年的春天起,李密开始步入人生的巅峰阶段。

而瓦岗寨也从此名闻天下,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全盛时期。

这一年春天,赵魏(约今河南省)以南、江淮以北的各地变民军纷起响应,如齐郡(今山东济南市)的孟让,平原郡(今山东陵县)的郝孝德、王德仁,济阴郡(今山东定陶县)的房献伯,上谷郡(今河北易县)的王君廓,长平郡(今山西晋城市)的李士才,淮阳郡(今河南淮阳县)的魏六儿、李德谦,谯郡(今安徽亳州市)的张迁、田黑社、田白社,济北郡(今山东荏平县西南)的张青特,上洛郡(今陕西商州市)的周比洮、胡驴贼等,全部归附瓦岗、尊奉“魏公”旗号。

李密尽皆授予官爵,命其仍统原有部众,同时设立《百官名册》遥领各部。此外,远近四方的小股变民和青壮百姓也像潮水一样涌向了瓦岗军驻扎的洛口,部众一下子激增至数十万人。瓦岗军一举成为当时声势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而李密也成了天下群雄中风头最健的一个领袖人物。

由于部众激增,李密命人紧急修筑了一座方圆四十里的洛口城(今河南巩县东),作为“行军元帅府”所在地,同时也作为瓦岗军的新根据地。随后,他又派遣部将房彦藻率军向东面扩张,先后攻克安陆(今湖北安陆市)、汝南(今河南汝南县)、淮安(今河南泌阳市)、济阳(今河南南考县东北)等郡。

一时间,黄河以南的郡县悉数落入瓦岗军之手。

接下来,李密自然而然把目光转向了那个最大的、也是最后的目标——东都洛阳。

这一年四月,李密任命新附的孟让为总管、封齐郡公,命他率精锐步骑二千人突袭东都。或许是李密事先已经命孟让的先头部队化装成了隋军,或许是孟让自己采用了什么别的计策诱开了城门,总之在四月九日这一天深夜,孟让的部队居然成功突入了洛阳外城,在丰都市(洛阳东市)四处纵火并大肆劫掠。洛阳外城军民猝不及防,纷纷逃进皇宫,以至于宫城中的台、省、府、寺全都住满了惊恐万状的难民。

由于是在夜里,洛阳守军不辨瓦岗军人数,不敢贸然出击,所以孟让如入无人之境,在东市整整劫掠了一夜,一直到次日黎明才呼啸而去。等到隋军回过神来时,原本繁荣富庶的东市商业区早已被夷为一片平地。

此次行动虽然只是突袭,并未占领东都,但却给东都的留守朝廷和周边郡县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数日后,巩县县令杨孝和举城投降了李密。与此同时,屯兵百花谷(今巩县东南)的河南讨捕使裴仁基也暗暗生出了投降的想法。

因为,他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

石子河一仗,由于裴仁基未在预定的时间到达战场,致使孤军深入的刘长恭遭遇惨败,所以裴仁基对此次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刘长恭败后,裴仁基又屯兵观望、怯战不前,所以他一直担心朝廷降罪。

更让裴仁基不安的是,他身边还有一颗钉子,一颗朝廷特意安插的钉子。

他就是随军的监察御史萧怀静。

此人不但负有监军之责,而且历来与裴仁基不睦,一直在挖空心思抓他的小辨子,向朝廷打小报告。裴仁基天天被他搞得食不安枕、寝不知味,因此投降瓦岗的想法便越来越强烈。

对于裴仁基的狼狈处境,李密了如指掌。

他很快就派出劝降使者,向裴仁基许以高官显爵。裴仁基终于下决心投降,遂率部进驻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市西),准备献出关隘作为归降李密的见面礼。萧怀静察觉他的异志,暗中上疏奏报杨广。裴仁基得到消息,即刻斩杀了萧怀静,向李密献关投诚。李密大喜过望,随即封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

更让李密感到欣喜的,还不仅仅是得到虎牢关和裴仁基,而是顺带得到了他麾下的一员猛将——秦叔宝。

秦叔宝,名琼,以字行世。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历城区)人,早年在隋将来护儿帐下,深得来护儿赏识。他的母亲去世时,来护儿特地遣使慰问,来护儿左右大感诧异,说:“士卒死亡和家中有丧的人多了去了,将军从不过问,为何独独为秦叔宝之母吊唁?”来护儿答:“此人勇悍,加有志节,必当自取富贵,岂得以卑贱处之!”(《旧唐书·秦叔宝传》)其后,秦叔宝调到张须陀帐下,随他一起讨伐据守下邳(今江苏邳县)的变民首领卢明月。当时卢明月拥众十余万,气焰极为嚣张,而张须陀所部只有一万多人,兵力悬殊,隋军难以取胜。双方对峙十余日后,隋军粮草已绝,只能撤退。撤军前,张须陀对众将士说:“我军一撤,贼兵必定倾巢来追,其营寨自然空虚,我军若以千人袭之,可获大利。只是此次行动非常危险,有谁能够前往?”众皆默然。

只有秦叔宝和另一个叫罗士信的人主动请缨。张须陀遂命他们各领一千人躲藏在芦苇荡中,然后率大军后撤。卢明月果然倾巢出动,追击隋军。秦叔宝和罗士信立刻率部飞驰至卢军营寨,留守寨中的士兵慌忙紧闭寨门。秦、罗二人身先士卒,攀上卢军的塔楼,砍倒了他们的大旗,并砍杀了几个守卫,然后打开大门。隋兵一拥而入,开始纵火焚烧。很快,变民军的三十余座营寨就全部起火,熊熊火焰和滚滚浓烟直冲云霄。

卢明月大呼上当,急忙回军。张须陀趁势发起反攻,大破变民军。卢明月仅带着数百骑兵落荒而逃,十几万部众或死或降,基本上全军覆没。

这场奇袭行动扭转了整个战局,秦叔宝的勇气和威名从此闻于远近。后来,秦叔宝又在多次平叛战役中建功,被授予建节校尉。大业十二年十月,张须陀在荥阳战败阵亡,秦叔宝遂投于裴仁基麾下,所以此次跟随裴仁基一起归降了李密。

差不多在秦叔宝归附李密的同时,还有一个传奇人物也来到了瓦岗。

在历代有关隋唐的演义、小说和评书中,以及千百年来的民间故事中,这个人一直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用“如雷贯耳”、“妇孺皆知”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

这个人就是程咬金。

时至今日,中国老百姓对“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的三板斧”这些俗谚依然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可在正史中,程咬金使用的武器却不是笨拙的斧头,而是灵活的长矛(槊);他使用“程咬金”这个搞笑名字的时间其实也很短,加入瓦岗不久,他就改了一个很严肃的名字——程知节,此后也一直以此名行世。可是,“程咬金”这个名字基本上家喻户晓,但“程知节”这个历史人物在民间却鲜为人知。

也许,这就是演义和小说的力量。它们虽然改变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历史真相,但与此同时,它们却能让一个个记载简略、面目模糊的历史人物变得血肉丰满、尽人皆知,也能让一些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故事深入人心,并且永世流传。

程咬金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在演义和小说中,程咬金出道之前经历了很多传奇故事,可在正史中,程咬金投奔瓦岗之前的经历却只有寥寥几笔:“程知节,本名咬金,齐州东阿(今山东东阿县)人。少骁勇,善用马槊。大业末,聚徒数百,共保乡里,以备他盗。后依李密……”(《旧唐书·程知节传》)虽然秦叔宝和程知节的生平不像演义那么色彩斑斓,但是在隋末唐初波澜壮阔的历史上,他们也的确称得上是威名赫赫的人物。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秦叔宝和程知节的名字也始终绑在一起,联袂演绎了一幕幕乱世英雄的成长历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李密失败后,他们一起归降了王世充;后来发觉王世充“器度浅狭”、生性多诈,遂一起向唐朝投诚,效力于秦王李世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们作为“玄武门之变”的骨干一起参与了李世民的夺嫡行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他们又一同进入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行列。

秦叔宝和程知节来到瓦岗后,李密立刻任命他们为骠骑将军,并挑选了八千精锐,分别隶属于四名骠骑将军,号称“内军”,亦即近卫军。李密时常夸口说:“这八千精锐足以抵挡百万大军!”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大业十三年的李密不无得意地发现——他似乎二者都有了。

隋朝的天下似乎已经唾手可得。接下来,只要把近在咫尺的这块硬骨头——东都洛阳啃下来,李密觉得自己就足以号令天下了。

可是,这块硬骨头却没那么好啃。因为洛阳城里还驻守着二十多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隋朝正规军。要消灭他们,谈何容易?!

不过,在李密眼里,这二十多万士兵与其说是东都朝廷固守洛阳的资本,还不如说是他们不得不背负的一个巨大包袱。因为,这二十多万人每天都要张口吃饭。

这是多大的一笔消耗啊!几年来,这支数量庞大的洛阳守军一直依赖的就是东都外围的两大军粮储备基地:兴洛仓和回洛仓。而兴洛仓早已被李密占据,下一步,李密只要再把回洛仓(今河南偃师县北)拿下来,就能把洛阳城中的二十多万军队和留守的文武百官活活困死!

这才是攻取东都的上上之策。李密想。

大业十三年的初夏,瓦岗军与隋军在回洛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四月十三日,李密命裴仁基和孟让率二万人进攻回洛东仓,迅速将其攻克,遂纵火焚烧洛水桥,同时大肆劫掠。

洛阳的隋军立刻出兵反攻,将裴仁基击败。

裴仁基撤退后,李密马上亲率大军击退了隋军,再次占据回洛仓,随后分兵进攻偃师城(今河南偃师县)和金墉城(旧洛阳西北角)。

李密的计划是一鼓作气占领这两座城池,然后与回洛形成一个战略协防的敧角,同时又能达到肃清洛阳外围、缩紧包围圈的目的。

然而,瓦岗军在偃师和金墉却遭到了隋军的顽强抵抗。

眼看这两座城池在短时间内难以攻克,而回洛仓又无险可守,李密只好在四月十五日放弃回洛,撤回洛口。

李密的撤兵对东都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因为洛阳城已经断粮数日了。越王杨侗当机立断,趁李密回洛口喘息休整的间隙,命军队前往回洛仓运粮。

为了防止瓦岗军发动突然袭击,杨侗命五千人驻守丰都市、五千人驻守上春门(洛阳东北第一门)、五千人驻守北邙山……在从洛阳到回洛仓的路上,一共派驻了九营部队,分据要地,严密防守,终于把回洛仓中的一部分粮食运回了东都。

当长长的车队满载而归,从上春门进入洛阳的时候,越王杨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有了这些救命的粮食,他就能死守东都,和李密打一场持久战!

让隋军在眼皮底下运回了粮食,也就意味着自己的战略意图被粉碎了。李密大为恼怒。四月十九日,李密亲率三万人马再次占领了回洛仓,并挖掘壕沟,修筑城墙,发誓不让隋军再从这里得到一颗粮食。

杨侗急命光禄大夫段达等人率七万大军进攻李密。四月二十一日,两军在回洛仓的北面会战,隋军战败,撤回洛阳。

四月二十七日,李密命幕僚祖君彦撰写了一篇讨伐杨广的檄文,随即向四方郡县发布。

这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文中痛快淋漓地历数了杨广的“十大罪”,最后总结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我们今天所说的成语“罄竹难书”,其典故正出于此。)这么说其实是有些夸张的。平心而论,这篇檄文中对杨广的批判大多属于事实,也的确表达了天下人的愤怒、道出了百姓的心声,但不可否认,其中还是有一些指责纯粹是属于道听途说、无中生有。

不过,这一点已经没有人在乎了。别说这“十大罪”貌似有罗织的嫌疑,就算凭空捏造一百条罪、一千条罪,也难以完全发泄天下人对杨广的心头之恨。在大业末年的老百姓眼里,包括在绝大多数后人眼里,杨广几乎就是魔鬼的化身,就是罪恶的代名词!所以,任何泼到他身上的脏水都会让人拍手叫好,而不会有人替他喊冤。

东都虽然暂时摆脱了粮荒,可却摆脱不了孤立无援的处境。如果长久没有援兵,迟早会被李密攻陷。所以,必须把东都危急的消息送到江都——告知天子杨广。

可这个任务显然是艰巨的。因为,从东都到江都之间的广阔地域,基本上已全部落入变民军之手。

越王杨侗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太常丞元善达。

元善达不辱使命,穿越重重险阻从小路抵达江都,终于见到了杨广。他声泪俱下地对杨广说:“李密拥百万之众围攻东都,并占据了兴洛仓和回洛仓,城中粮草将尽。若陛下速还东都,李密等乌合之众必然溃散,否则的话,东都必定陷落!”元善达说完,哽咽不止。

那一刻,杨广不禁有些悚然动容。

元善达一退下,天子近臣、金紫光禄大夫虞世基就注意到了天皇帝阴郁的脸色。他知道,杨广最不想听见盗贼猖獗的消息。过去,他也曾在这方面做过诤谏,可无一例外地触逆了龙鳞。所以后来虞世基学乖了,只一心一意取悦天子,于是君臣关系自然变得十分融洽。

这一次,虞世基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他轻描淡写地对杨广说:“越王年少,被这些人诳骗了!倘若形势果真如此严峻,元善达又何由至此?!”杨广一听,顿时勃然大怒:“元善达这小子,竟然敢当廷欺君!”于是立刻命他前往东阳郡(今浙江金华市)征集粮草。

这其实是叫他去送死。随后,元善达就在半路上被变民军杀了。

从此,再也没人敢跟天子提起有关盗贼的情况。

很好。天下太平,一切正常。

元善达带来的不愉快,转眼就被杨广抛到了九霄云外。江都的离宫依旧一派歌舞升平。

此时此刻,杨广是否真的对帝国分崩离析的现状毫不知情?是否真的对正在他周遭发生的这一切漠不关心?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自从去年来到江都后,杨广就把头深深地埋在温柔乡里,似乎在刻意当一只鸵鸟,一只两耳不闻天下事的鸵鸟。

我们不知道,杨广这么做,到底是出于一种“天命在我、无遑多虑”的盲目乐观,还是出于一种破罐子破摔的逆反心理。我们只知道,公元617年春夏之间,李密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打天下,而杨广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当鸵鸟。

他们似乎两不相碍,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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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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