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一个中国人――一所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史（3）

而1909年后，凭庚子赔款奖学金出国的留学生，日后的命运要比第一批留美幼童幸运一些。***一则庚子赔款虽为公费，但是政府对这些留学生的控制力已经减弱，不能再对他们的学业和生活做硬性规定；二则中华民国的风气更加开放，接受了许多西方的观点和制度，留学生回国后更受重视，在各领域都出了成功的典型。于是，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让清朝寿终正寝，庚子赔款奖学金也因之停滞多年，可中国青年赴西方留学的热潮却在庚款留学先驱者的带动下，一直持续到民国末年。民国的几十年政权动荡，可“公费留学”这个政府培养人才的观念却保留了下来，不但民国中央政府拨专款专项用于公费留学，就连各路省级政府、军阀、汪伪、日伪政权也不敢怠慢。清华学堂作为留学准备学校的地位也固定了下来。

二、第一个国际学生中心

1911年，一名年轻的军官张世膺被袁世凯暗杀，为了表彰他的事迹，他十八岁的外甥陈和铣被列为江西省批公派留学生。1912年冬天，陈和铣自东北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俄国和德国，最后抵达法国巴黎，和他同车厢的旅伴是陈寅恪。接下来的十年，他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回国后陈和铣出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教育厅厅长，随后他淡出国民政府，来到上海专心办教育。历史悠久的上海世界小学就是他和李石曾等人于1936年创办的。在上海，他和妻儿住在梧桐树林立的思南公馆，二小姐陈国瑞1930年出生，在专门招收上流社会淑女的中西女中读书，放学回家得闲，便由母亲领着读古诗，由家教领着学法文。

2012年秋，我来到二小姐陈国瑞的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可是看起来顶多五六十岁，容貌年轻、身板硬朗、谈吐优雅、思维敏捷。拜访她那天是我头一回知道她娘家姓陈，学校所有的国际学生都认识她，都叫她宝拉·邹（paulachow）。宝拉讲一口纯正流利的英文，以至于最初的几年我都以为她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于是，那天，当平日一副国际派头的宝拉坐在沙对面，再次变回住思南公馆、念中西女中的陈家二小姐，当她脱口讲出一串解放前老上海的路名，当她翻开老照片给我看她的全家福，看到她英俊漂亮的父母还有那个顶优雅不过的她自己，我霎时想起陈丹燕那一本《上海的金枝玉叶》。陈丹燕赞叹不已的永安公司四小姐“黛茜”也许正如少女时代的宝拉。可是，宝拉所经历的中西女中，与陈丹燕所勾勒的那个专门弹钢琴、学家政、满足现代人对民国名媛幻想的贵族学校并不相同。宝拉说自己在中西从未上过一节家政课、钢琴课，倒是记得学校功课紧，古文、英语、数理化，样样要求严格。

如果不是多舛的中国近代史，二小姐陈国瑞本就是这样一个安安稳稳的大家闺秀。1943年日军占领中西女中，她随同学转学到震旦女中，并在那里毕业。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家决定分批移居美国。当时在上海有一个热心的毛神父从美国的女子大学中找来了一百多个奖学金名额给中国的女学生，宝拉拿着奖学金去了威斯康星州的一所天主教女子大学艾奇伍德学院读本科。两年后又转入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升入芝加哥大学读硕士，专业为“社会服务管理”。在一场朋友的订婚派对上，她认识了从广东来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邹至庄。几年后，两人结婚，陈国瑞随夫姓成了宝拉·邹。

博士毕业后，邹至庄拿着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推荐信到麻省理工大学做助理教授，逐渐成为计量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而宝拉则利用专业特长在波士顿做社工，救助孤儿和边缘少年。20世纪60年代起，邹至庄常年担任台湾当局经济顾问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起，他每年夏天都会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办的福特基金资助的经济学研究生班，并将一大批中国青年学子送往欧美顶尖学校深造。如今，他明的“邹检验”已经成为大学本科计量经济学入门课的必学内容；而每年人民大学“福特班”的考卷也由他出题，被学生们戏称为“邹检验”。1970年，在经过了麻省理工、康奈尔大学、ibm等处的教职工作后，邹至庄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计量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邹至庄、宝拉和三个孩子来到了这座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