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司马迁眼中的当代史（11）

不仅如此，当以游牧民为核心的权力体进入中国及以农耕·定居生活者占多数的如西亚等地域，并于该地建立政权或国家后，甚至经常对当地居民进行类似十进位法的组织化行动。***

左、中、右三大分割体制，也在历史上广泛地受到确认。尤其是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或是至少以该处为起源地之游牧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采用中央及左右两翼的体制。

例如在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匈奴帝国体制出现根本性松动、接着到达崩坏状况后，取而代之并将匈奴旧疆域都纳入支配的就是在匈奴帝国草创时期曾被打倒并吸收的东胡后裔——鲜卑王檀石槐。在其被各色传说妆点出符合英雄般的动乱生涯末期，他采用了将该疆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自己立于其上号施令的结构。

然而在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帝国。13世纪初期，开创者成吉思汗将建立于蒙古高原的最初期国家，无条件地分为中央及左、右翼，此外，后代的准噶尔游牧王国之名称，就是以左翼为基础转变成准噶尔。因为这是在由瓦剌等集团组成之松动联盟中的“左翼”。在蒙古帝国扩大展成世界帝国后，这也成为所有的模型。

统率广阔庞大帝国之宗主国元朝当然也在位于西北欧亚的钦察汗国、西亚的伊儿汗国及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等各自确立稳固的政治权力体后，使用左、中、右三极结构将其完全地连结。

理所当然地，继承蒙古帝国传统及记忆的后蒙古时代欧亚各地政权，也深深地受到其影响。

回过头来说，关于（一）十进位法组织、（二）三极结构，在较匈奴国家更早的斯基泰王国又是如何呢？很遗憾地并没有留下相关记录。若是如此，现在不得不认为关于（一）及（二）应该是匈奴的独创并成为原型，而被后期出现的游牧型各国家承袭沿用。

然而，关于剩下的（三）联盟、混合型国家这一点，理所当然地是斯基泰王国以来的传统。不仅如此，在生活形态、游牧文化、战斗技术等方面，都可以有匈奴国家中看到斯基泰的影响广泛且深刻地存在。

在此会变成重复先前的叙述而深感惶恐，但所谓的匈奴，再怎么说都是国家的名称，绝对不是民族或人种的称呼（拙著《大蒙古的世界——陆与海的庞大帝国》《大モンゴルの世界——陆と海の巨大帝国》角川亚书，1992年，40-41页）。关于这点，因为怕会再度产生误解，故特意重复说明。

游牧国家中的联盟组织及多人种混合这两个面向，实际上可说是几乎必然存在之事。只能说假设“纯游牧民族国家”等存在这件事本身就是背离现实、背离历史。词汇及思考方式都是毫无道理。

在秦帝国崩解后，在冒顿一代就一举完成的这个国家之样貌，成为之后约400年匈奴国家的原型，而且就如同已经说明过般，其影响不仅如此，也在之后长达2000年期间成为游牧国家的源流。

人们常说之后2000年的中国帝国之骨架，是由秦朝确立。这虽然不是错误的想法，但却不确实。

至少也该想到由匈奴帝国建立的游牧国家基本形态，也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被确立。更进一步地，在其后的历史展开中，也可看到在这两种国家形态相互交错出现中，中华及草原共同创造出新的形态，这一点当然也该被提及。

这两种国家形态在之后的欧亚世界中，成为屈指可数的巨大潮流。且该说不论哪一个，几乎相同地成为不可忽视且跨越时代的“历史现象”。

即使如此，更有趣的是不论哪一个都以秦帝国的出现及瓦解之变动作为契机，且跨越草原及中华之框架在同时期出现，互相纠结而展。历史就是在自然演变及必然的相互交错中生，最后借由定格在某处的事态中而成为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回过头来说，关于成为庞大历史展开切点的公元前210年开始到公元前200年这约10年期间，将空间及时间以中华本土及垓下之战（亦即公元前202年楚汉攻防的英雄项羽战死，决定两者胜负的知名战役）切开，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算是有人将看似继承秦朝而出现的汉朝，视作是立即就成立了一个明确、巩固的大帝国而将以讴歌，或者也是莫可奈何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