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启动资本主义的泵（2）

共同田地的协作耕耘、除草、收割创建了工作、娱乐和典礼的模式，强化了村庄的团体生活。圈地则使每个人离开了这个群体义务和活动的网络。它允许个人组织自己的资源，由此带来了贫富之间更大的差距。主要生产者变成了单个家庭，而不是一群协调季节性任务周期的村民，共同命运的意识逐渐淡化。

与其他许多变化不同，整合与围住曾经开放的田地非常引人注目。圈地运动引起了很多评论。对道德家来说，社区农业值得维持，因为它教会了人们彼此的职责。但是17世纪中期，新农业技术的倡导者积极挑战了这个论点。他们认为如果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轮作周期，灵活地铺建牧场，或者种植谷物和牧草，那么生产力获得的提升会非常惊人。争议唤起了不同的理想。珍惜穷人和培养兄弟之爱与利用自己的才智、远见、自律和知识来增加自然的恩赐之间展开了角逐。

17世纪50年代，两位牧师做起了宣传册的生意，这些小册子以极大的热探讨了这些选项。牧师约翰·摩尔（johnmoore）全力攻击圈地运动，从而引了这次交流：圈地运动把农夫变成了佃农，进而毁灭了他们，因为他们利用这么小块的地，无法养活他们的家庭。圈地鼓励了对不热爱主的穷人的漠不关心。牧师约瑟夫·李（josephlee）匿名回应了82这次攻击，他认同不照顾穷人是一种罪恶，但是圈地运动后，租户和自由租地农更有机会挣脱贫困。生产力提高正是圈地的优点。李解释说：“一英亩的君主将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他可以和40人共同分享。”虽然争论的核心是优势，李还是强烈建议，人们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被团体福祉的理念禁锢。14当时的人反复斟酌这些经济方式，因为这些方式既没有在圣经中被禁止，也很少与社会传统相关联，所以类似的论辩战线一再出现。

16世纪末，同样出于对重整旧有社会结构的关心，英国通过了《济贫法》，重申了社会对养活民众和满足其工作需要的承诺。这部法律颁布后，每个教区即地方政府的基本单位都设置了两名济贫助理的岗位。英国所有的男女儿童都有权在需要的时候，从他或她出生的教区获得救济。在放救济前，教区官员会确认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一位济贫助理概括了这部法律的要旨：“为那些即将劳动的人效力，惩罚那些好逸恶劳的人，把面包给那些没劳动能力的人。”15这部法律的条款明确了社区的责任，即要么给予户外救援，要么提供室内保健设施。从开放的田地变成封闭的私人农场的漫长过程中，越来越多曾经定居村庄的人变成了贫穷的佃农或者流动劳动力，所以这部法律也越来越重要。

17世纪末，一位名叫格雷戈里·金（gregoryking）的公务员编辑了一份国家社会类别的详细清单，我们由此可以大致了解英国贫困人口的规模。他草拟的清单有不同的编号，其中包括男爵、店主等有法律地位的人，也包括流浪汉。16学者们仔细研究并且修正了金的这份令人着迷的清单。他总结的一个事实触目惊心，即超过一半的英国人必须求助于某种形式的慈善才能度过一年。一个世纪前，这个群体可能更庞大，当时大批的乞丐和流浪汉使有产阶级惶恐不安。这种担忧推动建立了所有劳83动合同的标准，并且将定居人口的理念写进了法律，在所有定居人口中，每个工人都有他的社会上级。雇主必须留用员工至少一年，而且要遵守工资的法定限制。

虽然农业改良使很多人失业，但是也让更多的人活了下来。人口史学家在重建谷物价格升降与出生率和死亡率升降之间的关系时，偶然现了英国经济历史上的重要基准。他们现，1648~1650年农业歉收非常严重，粮食价格飙升，但是伴生的死亡并没增多。食品价格尽管仍不时暴涨，但是饥馑不再是灾难。到1700年，英国每年的农产品产量至少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两倍，而且这个差距一直保持到19世纪50年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