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一章《第二部 致雷莫斯伯爵的献词
［附录］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
R.O.琼斯[1]
有关塞万提斯的书籍和文章恐怕足够装备整整一个图书馆，因此想在这里把所有关于塞万提斯的著述一览无余显然是荒唐的。较为实际的办法是摆脱绝大部分的相关解说，代之以大笔触的概论，尽量简明扼要地发掘其作品的内涵。当然这样不可避免地要割舍许多细节和色彩。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1547—1616）的父亲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外科医生。他本人生平的绝大部分资料至今不甚翔实。他大约于1569年赴意大利，当过兵，参加了勒潘托战役[2]，并负伤，左臂残废。1575年自那不勒斯返回西班牙途中被海盗俘获，屡次企图逃脱，均告失败，五年之后方被赎出。一段时间里，不知是不能还是不愿，总之没在社会上谋得固定职位，勉强靠笔耕糊口。后来被委以公职，负责为“无敌舰队”购置军需品。他连续担任了几年类似的政府职务，经常在账目上遇到麻烦，并因此数次入狱。从现存的证据来看，显然他的最大罪名也不过是行事不够谨慎。他于1584年结婚；各种迹象表明，这实际上是一次十分不幸的婚姻。他暮年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的，谋求升迁的种种愿望均告破灭。可是他的作品并没有透露这些苦涩的经历，却反映出他那格外具有魅力的人格；与绝大多数同代人相比，他更懂得悲天悯人。
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受囚禁期间便开始写作了。他创作了一些剧本和诗歌供难友们消遣。回到西班牙又写了一些剧本，其中只保留下来两部——《努曼西亚》和《阿尔及尔的交易》，均在18世纪问世。他一生不断有诗作出版，其中大部分要么是对其他作者作品的赞辞，要么穿插在他本人的散文作品之中。《帕尔纳索斯游记》是对当时诗坛半史诗半戏谑式的评论。他常以诗人自诩，可实际上他的不少诗作连说得过去的平庸水准也达不到。
按出版日期排列，他的作品有：《伽拉苔亚》第一部（阿勒卡拉，1585）；《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马德里，1605）；《训诫小说》（马德里，1613）；《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新短剧》（马德里，1615）；《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第二部（马德里，1615）；《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马德里，1617）。
关于《堂吉诃德》的诠释浩如烟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许先入为主的见解严重妨碍外行人独立自主地解读。其实，塞万提斯早在第一部序言中已明确无误地点明了自己的意图。他借虚构的朋友之口说出：编这个故事是为了反对骑士小说的，他以后又三次重申这一点。塞万提斯总是反复向我们提示他的意思，在第二部末尾又重新强调了一遍。就是说，这部作品是对骑士小说的嘲弄，因为塞万提斯认为此类文学作品纯属谎言连篇，从艺术角度看，也是荒诞无稽的。
堂吉诃德，一位上岁数的乡绅，在拉曼却一个死气沉沉的小镇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他读骑士小说上了瘾，结果发了疯，把人间的一切都移入他的骑士世界。他眼中的骑士典范是阿马迪斯，不过书中显然还或多或少涉及其他许多同类书籍。“苦脸骑士”的称号就是借自《堂克拉瑞昂》第三部（1524），参孙·卡拉斯科的别号“镜子骑士”则借自第四部（1528）。堂吉诃德谈到他在蒙特西诺斯洞穴的奇遇时，这样描述他如何在远处遥望杜尔西内亚：
他指给我看三个乡下女人，当时她们正在那片幽静的田野上山羊般地蹦蹦跳跳［……］（Ⅱ，XXIII）
杜尔西内亚的女伴蹦起来也够有劲儿的：“凌空一跳足有两巴拉高。”堂吉诃德之所以想象她们又蹦又跳，是因为桑丘在第二部第十章谎称是杜尔西内亚的那个乡下姑娘能格外轻巧地蹿上驴背。不过，堂吉诃德也完全可能是联想到他读过的一本书：贝尔纳多·德·瓦尔嘎斯的《西隆希里奥·德·色雷斯》（1545）；塞万提斯曾两次提及此书。书中的“清泉姑娘”沦为一名凶狠骑士的女奴，当别人发现她时，“她不管不顾地蹦起老高，甚至露出膝盖以上的双腿”。《堂吉诃德》的读者至少应该清楚两件事情：一是塞万提斯读过大量骑士小说，二是他对这类书籍的熟悉程度显然决定了堂吉诃德的形象。现代评论家们往往自以为是地诠释《堂吉诃德》，根本不了解或者不理会与其相关的文学氛围，所以说不定他们虽然旨在廓清，实则加剧暗昧。
所有的文献都表明，《堂吉诃德》在17、18世纪仅仅被认为是一部谐噱逗趣的杰作。即使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堂吉诃德的形象也没被看作高尚的悲剧典型。对他的同代人而言，“苦脸”一词指的是滑稽可笑的人物，所以，“苦脸骑士”的称号可以做种种解释，唯独不包含悲剧意味。就整部作品而论，从浪漫主义到目前，大部分的现代解读方式，都是脱离历史的、不可信的；其中不少诠释显然是无稽之谈。最为稳妥的办法是遵循塞万提斯本人宣布的意图，不能脱离作者自己的话，除非他的声明与作品的某些内容不符。实际上不符的地方还的确不少：比如第一部里玛尔塞拉的故事，还有堂吉诃德貌似清醒的许多场合。
《堂吉诃德》讲的是一个疯子的故事，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塞万提斯和他的同代人对疯癫的看法。说不定塞万提斯借鉴了《心智分析》（1575年版及1594年增补版）的某些观点。作者胡安·瓦尔特·德·圣胡安根据古老传统，按照体液理论解释人类的心理差异。当时普遍认为，世界由土、气、火、水四种元素组成，人体内则有与之对应的体液成分：辛液、血液、胆液和黏液。此种观点断定，性格差别取决于混杂在每个人体内的各种体液的不同比例。完全均衡的体液配置造就能力平平的庸人，而智能的超常发展却必须伴之以某种错乱和失调。换言之，凡是杰出的心智必然是某种失衡的结果：
［……］无怪乎柏拉图曾说，心智高超而不几沦疯魔的人是很难遇到的；这实际是头脑的燥热型失调。
为了说明一个伟大的天才是如何可能（其实应该说必然）与某种机能的紊乱相关，瓦尔特讲了一个故事：哲学家德谟克里特[3]发疯了，希波克拉底[4]被请去诊治：
他人已入暮年，却突然才情大增。终于失去常理，行为怪诞，言语奇特，完全有悖常情，于是整个阿布德拉城都认为他疯了［……］。［希波克拉底］巧妙地向他提问，打算弄清他头脑的什么部位出了毛病，结果却发现他本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智者［……］。幸运的是德谟克里特在跟希波克拉底短暂的交谈中碰巧发表了一通高明的宏论，而并非他欠缺的俗人常理。
而这正是我们在堂吉诃德身上看到的情况：分明是个疯子，却时而清醒，能道出惊人的至理名言。
一种古老习俗与上述古代理论有关，就是对疯子的态度。一方面人们觉得他们是一些可以取乐的可笑角色，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满腹都是常人不及的至理名言。宫廷小丑通常能起两种作用。小丑实际是乔装的道德说教者，批评出自疯子之口总比出自常人之口更能受到宽容。头脑不正常（此处无须对疯癫和呆傻做任何区分）总被看作具有两重性：可笑固然可笑，可是一般又认为疯子说不定比他人更清醒。
正是此类两可态度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一部杰作的基础，那便是伊拉斯谟[5]的《愚人颂》（1509），曾在欧洲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拟人化的“疯魔”夸耀人们的种种癫狂表现，说这无非是对它的赞颂。伊拉斯谟借此讥讽了人类行为的诸多方面。“疯魔”断定大多数人都是疯子，比方那些沉湎于狩猎、赌博或其他荒唐营生的诸君显然是疯子。不过，尤为疯癫的是有些人居然企图不身体力行基督的生活准则，只靠空洞的宗教仪式拯救自己的灵魂。“尽管如此，却经常看到这个疯子嘲笑那个疯子，而且更多的是大疯子戏弄小疯子”。
伊拉斯谟论点的核心是：实际上可能所有的人都发了疯，可是偏偏小疯子更多受到世人欺侮。“疯魔”还断定，上帝更偏爱愚人，而不喜欢智者（它指的是精于世俗人情的智者）。“这有圣保罗的话为证，他曾说，他是上帝从通常被认为是疯子的人们当中挑选出来的。”
按这种分析，尽可不必揣度塞万提斯是否读过伊拉斯谟，也足以认定，错乱和清醒兼备的堂吉诃德并非不能自圆其说的杜撰，而是具有深刻含义的。他自我欺骗并受人欺骗固然可笑，其实很多时候，那些貌似清醒的人比他更显疯癫。他曾经面对风车直扑过去；又错认客店老板是城堡总管；而当脏兮兮的玛丽托尔内斯与脚夫夜半幽会之时，他竟把她误认为多情的仕女，前来诱他堕落，自己也失去童贞。不过此时的场景和笑料并无深意。可是当别人欺骗他时，只能引起难堪的苦笑，因为此时他的道德人品远远超出嘲弄者之上。正如奥布热贡在埃斯皮内勒[6]的小说里指出的那样：
依我看，受骗者的处境比自以为得计的欺骗者更优越、更保险。说到底，前者依仗的是纯朴和善良，而后者却需借助谎言和恶毒用心。
这一点在第二部看得特别清楚。堂吉诃德屡屡受骗，成了无聊嬉戏的笑料，最后塞万提斯不得不借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之口评论道：
他觉得被捉弄的固然愚蠢，可是捉弄别人的也未必好到哪里去。公爵夫妇那么起劲儿地捉弄两个傻瓜，自己也就和傻瓜相差无几了。（Ⅱ，LXX）
这不禁使人想起伊拉斯谟的那句话：“而且更多的是大疯子戏弄小疯子。”
塞万提斯无疑希望我们认真对待堂吉诃德的不少言论，比如关于人类的“黄金时代”，文武两行孰优孰劣，等等。在这些场合中，塞万提斯一再强调堂吉诃德对听众说的话是多么言之有理，其实是在有倾向地引导读者。有些场合堂吉诃德的行为举止也同样合情合理。在第一部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的故事中，他的言行显得既清醒又疯癫。一些牧羊人款待了他和桑丘。堂吉诃德触景生情、口若悬河，抓起一把橡树子儿说道：
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多么幸福的时代啊！难怪古人冠其以“黄金”二字。倒不是我们这个黑铁时代如此钟爱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而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不知道“你的”和“我的”这两个字眼。
那时交易和不公正都鲜为人知，而如今却笼罩着不公正。然后他又接着说起疯话：因此必须要有游侠骑士来“铲除邪恶”。彼时彼刻牧羊人都痴呆呆、傻呵呵地听着他的“连篇废话”，而桑丘则在偷偷喝酒。讲这段故事是为了导出第二天另一段现实生活中的牧歌式故事：格利索斯托莫的葬礼。他因遭到美人玛尔塞拉拒绝而悲愤自戕。这姑娘当了牧羊女，似乎有意重建堂吉诃德提到的纯真自由的“黄金时代”。她出现在葬礼上，辩解自己并非人们同声指责的那样冷酷无情，进而申明了追求自由的心愿。然后死者的好友们对女子发出威胁，于是堂吉诃德出面成功地保护了她。他论述的宗旨体现为具体行动。他自诩是游侠骑士固属疯癫，但他却清醒地看出于旁人不能辨别的道理，即玛尔塞拉是对的。不过这个印象很快就又被堂吉诃德弄糟了：他跟杨瓜斯人相遇，弄得狼狈可笑，接着还有一系列变故，其中的高潮是“曼布里诺头盔”之战。下面的事件——释放苦役犯——更是令人迷惑莫解。整体上说，是一次疯狂举动，自然十分有趣，不过诸多囚犯中，有一人的遭遇特别醒目：他因为说媒拉纤被判了四年海上苦役。照他本人的话说，这实际上等于判了死刑。他年岁大了，又体弱多病，划海船的险恶生涯他恐怕挨不了多长时间。连桑丘都很可怜他，当即掏出一雷阿尔给他。堂吉诃德深为震惊，郑重其事地发表演说维护媒妁行当。不管塞万提斯本人意愿如何，他其实是在引人发笑。不过他似乎有意告诉我们，法律应该宽厚而仁慈；有些罪行对社会危害甚微，却毫无道理地受到严酷惩戒。
当然这并不是第一次涉及法律问题。在第一部第四章，堂吉诃德解救了挨棒打的男孩安德列斯。我们后来知道，他的介入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这就是堂吉诃德：一个不自量力的疯子，他所做的一切纯属胡闹，并无清醒理智可言。
在第一部第二十三章，堂吉诃德到了黑山，作品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余所有的章节（XXIII-LI）既讲堂吉诃德的故事也讲他人的故事。情节几经迂回，屡屡中断，终于开始讲述堂吉诃德如何在山中跟另一个疯子相遇。直到卡尔德尼奥末了与多洛苔亚相遇，才把交叉叙述的两个故事捏合起来，同时展示出四个人物的不同性格：优柔寡断的卡尔德尼奥，莽撞而肆无忌惮的费尔南多，怯懦的露丝辛达，聪明而敢作敢为的多洛苔亚。最后还是多洛苔亚以自己的聪慧和滔滔辞令圆满解决了四人之间的纠纷。在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还穿插了一个短篇小说：《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或许是在举例说明不谨慎行事可能造成的灾难），其间又插进堂吉诃德与酒囊大战。这种把现实和虚构、滑稽和庄重的故事编织在一起的错综构思，其实是在炫耀叙事能力。这不过是塞万提斯首创技巧的一个实例，目的在于展示自己是一名妙笔生花的作家，可以像杂耍艺人那样同时把十二个物件抛出又接住。这一段结束之后，又开始了一个新故事——逃亡囚徒的遭遇，主旨是讲谨慎果敢的人终将如愿以偿。堂吉诃德画龙点睛地发表了有关文武行当的长篇演说。这本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老生常谈，不过塞万提斯却以奔放的笔触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他显然是借用了自身经历），而堂吉诃德又拿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演说完毕，他再次陷入疯魔。不过到此刻为止，还必须认真对待他的言辞，而且人们也确实佩服他“思路清晰，言之有理”。
总之，《堂吉诃德》第一部主要讲的是一个疯子的故事。他很可笑，间或也有清醒的时候，其间情节夹杂。到了后半部堂吉诃德退居次要地位，只以自己的经历衬托其他一系列事件和传闻，而作者把这一切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显然是为了展现一个文学技巧的成功范例。紧接着，便顺理成章地引出托莱多教长关于小说的议论。他主张文学的功能在于说理和教化，而且通过一番有论有据的评说，重申了对骑士小说的嘲讽（这一点我们一刻也不能忽略），并提出用另一类创作来取代它，以便达到“天下文章所应追求的最高旨趣，即同时给人以愉悦和教益”。很明显，《堂吉诃德》本身正是作为一种典范而写成的。
无论是总体格调，还是形式的某些方面，第二部都有些不同。第二部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塞万提斯谈到已经刊印的第一部。他答复了对第一部的评论，言外之意等于承诺在第二部避免节外生枝。尽管他只是部分地成功了，第二部总是显得较为整齐划一，因为在大部分情节中都有堂吉诃德参加，或者至少有他出面，没有穿插其他故事。由于把堂吉诃德疯魔和清醒交替出现的时刻安排得当，使得主题一贯起来；当然这也间接得之以受骗主题的反复再现。堂吉诃德两次受到参孙·卡拉斯科的好意欺骗，也曾被桑丘、公爵和公爵夫人戏弄。桑丘被委以“总督”官职也是一个骗局；堂娜罗德里格斯和她女儿也在公爵那场残忍的玩笑中大上其当。也许这一切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只不过反映了看破人生的塞万提斯的一种态度。他又年长了十岁，似乎深深体味到自身和国家的衰败。当然也说不定他完全是为了避开编造新故事的难题，再重复第一部堂吉诃德那些“天然浑朴”的疯魔举动并非易事。塞万提斯很可能是打算找到一个有助于他编故事的思路。或许开一连串的玩笑（看来“欺骗”一词似乎过重一些，因为书中人物的用心无非是取乐而已）倒不失为一种游刃有余的路数。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结果是堂吉诃德面对那些戏弄他的人，越发在道义上显得高大起来。堂吉诃德第一次受到巧妙伪装的参孙·卡拉斯科挑战之后，居然意外地打败了他。于是托美·塞西亚勒议论道：“现在倒说说看，谁疯得更厉害些？是真疯子还是假疯子？”西德·阿麦特以后也是这样议论公爵和公爵夫人的。
战胜了镜子骑士而扬扬自得的堂吉诃德不久便遇到堂迭哥·德·米朗达，“一位机灵的拉曼却乡绅”，处处都表现出是个深得中庸之道的人，懂得“金贵的平庸”，活脱一个谨慎小心、精于深思熟虑的角色。他听堂吉诃德讲了自己的志向，惊奇地喊道：
我不能相信如今天底下还有人接济寡妇、保护弱女、成全婚
姻、帮助孤儿。可是我却眼睁睁看到了您，真是难以置信！（Ⅱ，XVI）
堂吉诃德很快又破坏了这个印象，因为他紧接着就向笼中猛狮发出挑战，只是对方拒绝交战：
可是那只狮子却显得大度而平和，一点也不想耍威风，根本不理会无聊的招惹冒犯。上文说了，它东张西望了一番，就转过身去，把屁股冲着堂吉诃德，又满不在乎地在笼子里躺下了。（Ⅰ，XVⅡ）
堂吉诃德在堂迭哥家思路清晰地议论诗作，离去后应邀参加了一次婚礼，并且面对狂怒的卡马却仗义执言，帮助了热恋的巴西里奥和契特丽亚。在这之后，他又一次显示出自己清明的神志和笃信基督的胸怀，设法平息两个村庄的械斗，结果却由于桑丘捅了娄子，遭到乱石击打。在公爵府邸，他则是忽而疯魔忽而清醒。然而尽管疯癫，或许恰恰因为如此，却唯有他对堂娜罗德里格斯受诱骗的女儿表示了同情。于是借此机会公爵又策划了另一次残忍的玩笑。
桑丘跟他主人一样，既清醒又疯癫。不过通常是后者据主导地位，而在他任“海岛”总督的短短几天里却充分显示出前者。他理事判案精明异常，众人都为之叹服。只是读者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已经事先得到提醒，心里有所准备。比如，第二部第十二章有一段对话：
“桑丘呀，”堂吉诃德说，“你的傻气一天天少了，心眼儿一天天多了。”
“可不是，我总得沾点您的灵气吧。”桑丘回答。
桑丘最后宽厚大度地辞别了“海岛”，连那些折磨他的恶棍也始料未及。
堂吉诃德终于被白月骑士击败，回到家乡，不久便死了，不过临终前恢复了神志。很可能是塞万提斯有些于心不忍，不愿叫一个人，哪怕是虚构的，在弥留之际由于神志昏聩而灵魂不得超度。当然也还有一个审美考虑：堂吉诃德既然以清醒起步，也应以清醒收场，方显得对称和谐。再说，塞万提斯对阿维亚内达伪造的第二部深恶痛绝，也可以通过这一着彻底打消旁人接着续写的念头。
堂吉诃德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涯。他的疯魔诚然有趣，可也足以启迪人心。说不定“玻璃硕士”[7]也是被作为一个疯子构思出来的，即便如此，塞万提斯却未能为之注入生命活力。堂吉诃德清醒的时候可以给人许多教益，不过整部作品仍以诙谐戏谑为主旨。塞万提斯一定会同意冷嘲热讽的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说法。按瓦尔特的《心智分析》所载，他是这样向希波克拉底解释自己为什么总是嘲笑：“请您看看人们，”他说，“他们连自己都管不好，居然还想管别人；他们爱呀，恨呀，打仗，杀戮，掘地三尺去找黄金……这一切跟疯魔有什么区别？”最后他还说：
这个世界不过是个疯人院，人生其实是一出逗乐的喜剧，
是演出来引人发笑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老是嘲笑的原因。
塞万提斯亦然。在他看来，人间万象更能激起的是笑声，而并非哭声。
《堂吉诃德》无疑还包含着别的主题。霍阿金·卡萨勒杜埃若或许有他的道理，他在堂吉诃德身上看到某种显而易见的思古之幽情，尽管口气揶揄；而追念的则是西班牙和塞万提斯壮伟的往昔；两者的光辉同时在勒潘托达到顶峰。然而可悲的是，如今面对17世纪鄙俗的现实，这一切却显得那么遥远而古老。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主题，只是绝非所有作品诠释者这方面的论述那么洋洋洒洒。
两卷《堂吉诃德》在读者群中大获成功，连续再版，而且很快便有各种译文相继出现。无疑，塞万提斯创作了现代文学中一部奇巧多彩的消闲型小说。堂吉诃德其实是精神病理学生们熟悉的类型，可是塞万提斯却叫他脱离教科书，成了活生生的形象。桑丘也并非全新的人物，狡黠愚鲁的农民也是人所共知的形象；就连他嘴上总挂着成串谚语这个细节，也是借鉴了16世纪《拉皮条的女人》[8]的仿制品。不过把两个疯子一起放出，让他们满世界去逗人发笑，引起争论和疑惑，这可是塞万提斯的创造。他的书不仅本身是一部消闲型的杰作，而且也为后世的欧洲小说树立了典范。
（董燕生译）
[1]R.O.琼斯，剑桥大学教授。本文节译自《西班牙文学史》（琼斯主编）中《黄金世纪：散文和韵文》一章（琼斯本人撰写）。
[2]勒潘托战役，1571年西班牙与土耳其之间的一场海战。
[3]德谟克里特，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
[4]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生，被尊为西方医圣。
[5]伊拉斯谟（约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
[6]埃斯皮内勒（1551—1634），西班牙小说家和诗人。奥布热贡是他的名著《侍从生涯》中的主人公。
[7]《玻璃硕士》是塞万提斯《训诫小说》中的一篇。
[8]《拉皮条的女人》，西班牙古典风俗小说，1499年出版，作者不详。
《堂吉诃德》及其翻译
古今中外凡是观念超前、行为脱俗、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者，通常总被冠以“狂人”“疯子”“傻瓜”之类的称号。鲁迅《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不正是这样的人物吗？世人无不浑浑噩噩，唯独他清醒地看出所谓“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并且喊出“救救孩子”的凄厉呼声。
堂吉诃德也是这样。目睹残暴不义、弱肉强食通行无阻，贪婪鄙俗、醉生梦死流于常规，他单枪匹马树起了“铲暴锄强”的大纛，立志恢复公正宁静的“黄金时代”。在世俗眼中，他的志向狂妄可笑，他的行为有悖常理，于是对他极尽戏弄欺侮之能事，从而既显示了自身的乖巧机灵，又为无聊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
这恐怕是一切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他们的追求或许本属子虚乌有，而他们也确实太耽于幻想，常常把风车当作巨人，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搏斗。
然而，社会毕竟还是需要理想光环的照耀，否则人类堕落为魔鬼的前景岂不指日可待？这一点，在人心几乎全为实惠统摄的当今世界上，显得尤其重要。清一色的机灵人布满天下，未免过于单调而险恶，有几个“疯子”“傻瓜”混杂其中，兴许能在现实和理想两极张力之间求得某种平衡，免得整个社会被不可遏止的物欲拖进深渊。
《堂吉诃德》自20世纪20年代介绍到中国，已经数易版本，译文质量自然是逐步提高。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语言的发展和审美情趣的不断更新，为使《堂吉诃德》在当代中国赢得更多的读者，直接从西班牙语，按当代人的口味重译的要求势在必行。笔者不才，斗胆接受出版社之约，战战兢兢做了一次尝试，主观上始终小心翼翼以下列标准自律：
一、深刻全面理解原著，努力做到形、意、神三者均能尽量相似；不绕开难关，不随意增删改动，尤其要避免望文生义的误译和疏忽潦草的漏译。
二、译文严格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但根据原文穿插的仿古措辞和俚俗语言，做相应的上下浮动，尽量体现作者刻画人物身份、性格、处境和心绪的传神之笔。
三、书中各类书名，凡载入国内常见辞书者，一律采用规范形式，不自行杜撰，以防混乱。原著中谐音调侃式的文字游戏另做变通处理，但设法保持其戏谑滑稽色彩。
四、由于译文并非供学者研究的专著，注释应力求少而精，旨在扫除阅读中的障碍；注释行文则应言简意赅，点到为止。
就译者本人意愿而言，当然希望自己奉献的成果能得到认可和喜爱。结果究竟如何，切盼同行和读者评点指正。
整个翻译过程中，不断得到两位西班牙同事的热忱支持，帮助我廓清了大量疑团。她们是玛尔塔·阿衣梅瑞奇和帕洛马·法东两位女士，谨在此表示忠心的谢意。
董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