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们歪果仁
第4章我们歪果仁
德国魂吱吱作响
七马Mima
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刘兔子也是两国混血，一半芬兰人，一半德国人。大多数时候他都像个芬兰人那样无所谓而宽泛。可有的时候，他那种严谨苛刻的德国魂会突然冒出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吱吱作响。
（一）锅の德国魂
洗锅，在我家是件隆重的大事儿，以前是两个人都会做的，后来就刘兔子一个人干了。
原来我每次洗锅的时候都会有个“背后灵”刘兔子。他无法克制地就是要站在我边上，监视我洗锅。锅能不能洗得锃亮是会要了刘兔子命的，即便我无数次把他哄走，洗着洗着碗也还是会感觉到脖子后面的呼吸声。
“那边再擦一下。”“背后灵”时不时还会忍不住出声。
“你的纳粹！”我骂完刘兔子，就跑了。
“哎，你回来，锅还没擦干呢？水滴会在锅盖上留下印子的。”
我才不管他呢，直接到院子里摘石榴或者跑去逗猫玩了。不出五分钟，厨房里就会传出声音，刘兔子的德国魂在驱使着他拼命擦锅呢，他没时间追我。
所以我有时候想稍微惩罚一下刘兔子就会做顿饭，用好几个锅，再全都扔到水槽里。刘兔子绝对要在水槽边上站上至少半个小时，仔仔细细地洗那些锅，然后擦得像镜子一样亮，我则可以在客厅或者书房里舒舒服服地喝茶、看书。
真的，我家的每口锅都可以拿来照镜子或化妆用。
（二）停车の德国魂
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
我们在街上走着走着，刘兔子突然停下来；我们在自行车道上骑着骑着自行车，刘兔子突然停下来。
“哎，七马，七马，你能不能跟那个人说说，我想帮他停车。”
我们经常到处搬家、旅行，所以在中国并没有买车。可刘兔子拿的是德国驾照，停车一定要停得笔直笔直的。
他经常看着满街停得歪七扭八的车德国魂就蹦出来了。
我劝过他好几次：“你不要去管，主动提出来给人家停车，别人会觉得你很奇怪的。如果是女人，弄不好还会报警！警察抓你个疯兔子。”
可是我不知道的时候，刘兔子还是帮别人停过好几次车。还好没人报警，大多数人还非常感谢他。刘兔子不但用自己的专业，也用那时不时冒出来的德国魂为我的祖国做着贡献，这一点我作为老婆实在不知道应不应该感动。
（三）说话の德国魂
刘兔子加上英语，一共会五种语言，而且每种都说得非常棒。刘兔子曾经跟我说他不会法语，可有一次我看见他在读一本法文小说。
“你说你不会法语？可是你读法语小说都不用字典啊！”
“这个只叫能用，离真正的会一门语言还差得很远。”
从那时候我才知道他说的所谓“会”，是极其熟练地掌握，要达到母语那种程度。
我们平时生活里说英语，我的德语、芬兰语和刘兔子的中文都在学习之中。我们之前想得很简单，我自己来教刘兔子中文，后来发现完全不行，他提的问题又多又深奥。对文化和语言的理解，刘兔子都是极其认真的，他喜欢刨根问底。
对于我的英语和德语，刘兔子知道不能总去纠正，那样在生活里会很烦。所以我有时候会故意用错一点儿小语法，然后斜着眼睛看他的脸，再说一次错误的语法，他的脸就会憋得通红，叹口气后去看报纸。
想杀死一个德国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车停得歪歪扭扭，交流中满口错误语法，然后在银盘子和锅盖上按手指印。要是当时英国人知道这招，二战估计都能赢得快点。
多难吃一顿
七马Mima
第一次去赫尔辛基看刘兔子，上飞机以前，兔子发微信对我说，他会给我做晚饭。弄得我一整个旅途都无法平静，不断想着刘兔子会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因为对晚餐抱有极大的期待，我断然拒绝了两份飞机餐，留着空空的胃照顾刘兔子的厨艺。
下了飞机，兔子到机场来接我。
“晚饭做好了吗？”我务实地问。
“做好了，回家一热就可以吃。”
“我爱你！”
“你是爱吃吧？”刘兔子也很务实，而且他了解我是个吃货。
到了家里放下行李，刘兔子就钻进厨房。一阵香味飘出，刘兔子端出来一锅热热的三文鱼奶油汤，里面还有胡萝卜和土豆，以及一些绿豌豆。汤很香，我瞬间就喝完了。
“下面把主菜端上来吧。”我嘴里嚼着大块的三文鱼。
“这汤就是主菜了。我们芬兰人把汤当饭吃的。”刘兔子面露尴尬。
“什么？！”我顿时觉得中国胃抽搐了一下。
一道汤就把我打发了？！虽然是浓汤还配了黑面包，但也只是汤啊！几块三文鱼就算了？大肉呢？主食呢？
我委屈的泪当时差点滴进汤里。在中国，多少内容的汤也不是一顿饭啊。
大概是第一天受了刺激，刘兔子第二天就不在家做饭了，他带我去了海边的咖啡馆。那是个美好的大太阳天，气温在芬兰算高的了，我们坐在河边看着水里的鸭子。
“要不要吃点儿冰激凌？附近有个地方卖很好吃的冰激凌。”刘兔子问。
果然是我看上的男人！了解我。
“要吃。”
刘兔子离开了一会儿，然后手里捧着两个东西回来了。他是跑着去的，却是走着回来的。我看不太清楚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隔着墨镜看上去，刘兔子就像奥运火炬选手那样举着两个硕大的尖头柱形物体。
“给你一个。”刘兔子走近我。
我的中国胃当时就猛烈地抽搐起来，那是两座山那么大的冰激凌卷筒！饭那么简单，可是冰激凌，我觉得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刘兔子吃得很快：“你坐那么远干吗？那边很晒，到这边来。”
“没关系，我喜欢阳光。”
其实我也被晒得不行，但是我寄希望于太阳，希望它赶快帮我把这个小臂那么长的冰激凌烤化了。不然我在这里坐到天黑也吃不完，就回不了家了。
芬兰人的胃是怎么长的？
小蹦蹦和北京
刘兔子Mika
在北京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最好的方式是骑自行车，至少在三环以内绝对如此。比地铁方便，还比汽车快。这对于我来说还算是轻量级的运动，反正北京的路又平又宽。
但是北京也会出现阻止我骑自行车的原因，比如雾霾和特别冷的天气。
早高峰的时候，交通通常都非常糟糕，打到出租车的概率几乎为零。中国的打车软件对于中文不好的我也不是那么方便。坐地铁的话，我排队的时间比实际坐地铁的时间都长，北京人又太多，那该怎么办呢？
我的救星是那些等在地铁站附近的小蹦蹦，非法合法什么的我不知道，总之他们救了我。
七马教会我中国文化的精髓部分就是砍价，她说家里的钱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也要辛苦地花。她教会我说“别人都是那样的价格，你的太贵了”等等随时可以用的金句，买菜的时候可以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都可以用。撒手锏是——“不要欺负老外，我中国老婆不给我钱”。
小蹦蹦很是神勇，在早高峰的车流里S型、双C型穿梭。乘坐体验非常惊险，屁股会很疼，脑袋有时候会撞到天花板，电动马达的声音也很难听，有时候甚至还非常惊险。七马特别不想让我坐这些小蹦蹦，她情愿我迟到。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之一，我的生命安危在她心里很重要，事业失败无所谓，她依然爱我。
可是我很喜欢坐小蹦蹦啊，它不但快，而且骑小蹦蹦的大爷大妈个个都是狠角色。
有个骑蹦蹦的大爷北京口音很重，他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他也知道我一句听不懂，但仍旧不停地和我说话。
另外一位骑蹦蹦的总是对其他的蹦蹦车大喊大叫，后来我还发现他也对自行车、汽车、公共汽车、残疾人摩托车喊。他对我说其他人的车技都很差，我觉得是他的脾气更差，可他对我还挺好的。
因为一些神秘的原因，我在同一天内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点总是会遇上同一辆小蹦蹦。他说我们有缘分，可我觉得是他在跟踪我。这个家伙一路上都在唱歌和吹口哨，过一个弯的时候他兴奋过度几乎翻车。这是一次恐怖的乘车经历，但是骑蹦蹦的家伙自始至终都非常高兴。
自从北京入冬以来，我一直感冒，虽不是很严重，可也几乎没有再骑车上过班，坐小蹦蹦比较频繁。离公司近的地铁口总有一大串蹦蹦车在排队。其中有位大姐总是面带微笑，非常友善。我坐了一次她的车以后，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她的顾客”。其他骑蹦蹦车的大爷们似乎也很帮助她，每次我一到地铁站，其他的蹦蹦车就给这位大姐的车挪出一块空地，让她来接我。
有一天，我到地铁站的时候没有看到她，就打算上另一个人的蹦蹦车。但另外几个蹦蹦车司机过来让我等等大姐，有一个还拨打了手机让她过来。两分钟不到，大姐就气喘吁吁地从北京冬天的寒风里快步跑过来，手里还拿着没吃完的打包早点。她一边打着蹦蹦车的火，一边笑着和我说对不起。
我很喜欢早高峰时的这些蹦蹦车之旅，不能说很享受，因为路面非常拥挤，四周嘈杂，坐在狭小的蹦蹦车空间里上下颠簸，让我都没办法在手机上看新闻或者回微信，我能做的反而是看看风景和北京早晨的生活。
主妇们骑着自行车去菜场，爷爷奶奶们把他们的孙子孙女放在与我坐的蹦蹦类似的交通工具车里送他们去幼儿园或者学校。小火锅煤气罐被送往一家家餐厅，甚至还有一支少年鼓队每天早上在剧场外面排练，给早高峰的北京增添了迷人的背景音乐。
圣诞故事
刘兔子Mika
芬兰是圣诞的故乡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圣诞是个很盛大的节日，小孩子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开始期待。在欧洲，圣诞节就和中国的春节一样，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度过的节日。对小孩来说是无比快乐的几天，当然，我们也特别喜欢收到很多礼物。
其实准备圣诞节比真的过圣诞节还要开心。整个房子都要仔仔细细打扫一遍，所有人都会被分配任务，洗地板、给所有的地毯除尘、换窗帘等等。
做清洁并不是身为小孩的我最喜欢的工作，但之后的结果总是很好的。整个房子闻起来都很干净，是肥皂和干净布料的味道。
芬兰的圣诞节是非常寒冷的，直到现在为止，如果没有满地、满屋顶厚厚的积雪，对我来说都不是真正的圣诞节。
芬兰的冬天是极夜，那个时候日照时间很短，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漆黑的夜晚，但透亮的夜空也并不让人觉得压抑。如果下雪的话，大雪会覆盖所有的东西，一切看起来都会非常美丽。积雪还会反射月光，整个世界会变得魔幻而温馨。
圣诞树
在芬兰，圣诞树是圣诞节最重要的装饰。在离我父母家很近的地方就是一片松树林，秋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松树林里寻找一棵形状完美的松树做圣诞树，并在上面做好标记。之所以要在秋天就选好松树，是因为如果真的等冬天的雪落下来，就很难看出树的形状是不是漂亮了。圣诞平安夜的前几天，父亲和祖父会出门去把那棵树搬回家。我们在家门口附近抖掉上面的积雪，把圣诞树放在门廊里（在芬兰，为了保暖的需要，房子一般都有两层门，第一层对外的大门和进屋的门之间会有半米到一米左右的门廊）。在那里，树会慢慢去掉外面的寒气。
等平安夜的时候，我们才会把树搬到客厅里。整个房子瞬间会有圣诞树的香气，我觉得这就是圣诞的气味。
圣诞蜡烛
对于小孩来说，最好玩的就是装饰圣诞树和点蜡烛。蜡烛是要放在圣诞树的枝丫上点亮的。出于安全和经济角度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家庭会选择用电动的假蜡烛，第二年还可以再重复使用。但这样总觉得少了很多传统的气氛。我妈妈一直坚持要用真正的蜡烛，她觉得哪怕只点几支真正的蜡烛也比全部用电光蜡烛要好看。这也就增加了一些工作，因为真正的蜡烛是需要人来照看的。每次出门或者大家去睡觉的时候都要记得吹灭蜡烛，不过我们也因此学会了有责任感。
我妈妈告诉我，任何美丽的东西都是需要花精力和时间去守护的，就和七马一样，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呵护。
我们歪果仁
刘兔子Mika
我和七马前不久在网上看了一篇调侃在北京生活的外国人的文章，我们被称为“歪果仁”。
文章很有意思，把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分成了几种：顺义外交官，国贸金融家，工体双井英语老师，胡同中国通，五道口留学生。
我也开始把我在中国的外国朋友一一对号入座地分类，实际上这样的分类并没有错。我和七马认识的外国人里也有很多住在北京顺义或者上海浦东的大房子里，基本上不会说中文，也从来没吃过火锅和烤串。他们也不太感兴趣认识真正的中国，四年或者五年任期一满就带着全家人回国了。我和七马并不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拥趸，不过我们也能理解他们。我是自愿来中国的，而不是外派，也不用每过四五年就在不同的文化中搬一次家。
实际上在北京，比起顺义外交官，另外一种外国人更常见。我们有好多刚来中国不久的外国人朋友，喜欢中国的一切，甚至是交通堵塞和满天雾霾对他们来说都极其新鲜，但这种亢奋一般会在一两年以后消退。
这两种很极端的外国人最容易被拿来取笑，我和七马都在很多国家工作和生活过，我们很容易理解他们的状态。
其实在美国和欧洲，中国人的典型印象也并不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形象。大多数西方人接触到的中国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霸占街道、不停拍照、疯狂购物的吵闹中国旅行团。另一种是只和中国留学生玩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一般都是小团体，只吃中餐，和中国人约会，有些甚至连当地语言都不太会说。所以其实顺义老外和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们大部分都有在异乡的客居感。
我们的朋友有很多是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和在外国生活的中国人，在这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在中国的歪果仁的百态，在国外的中国人其实也一样，包括我自己在内。
绝大多数我们的朋友不能被生硬地放进任何这些分类里。如我一样，绝大部分我们的外国朋友来中国工作和生活，也许不是一辈子，但至少都有几年时间可以接触中国社会，交中国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大多数对中国文化都很感兴趣，我想他们和我一样，是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中的主体。
他们很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而不是只做游客。他们很想去体验中国的日常生活，只要可以得到机会。他们上中文课，可是说得并不是太好。有时候我们也会想吃家乡的食物或者只是说说自己的母语，以慰思乡之情。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来到了中国，或者从中国到了国外。
这样的生活经历会让我们毕生难忘，也会造就不一样的思维。只要有勇气去了解一种异国文化，都是很好的事情。而不愿意出去了解这些的人，他们的世界会变得很小。
如果你在自己的故乡以外的地方生活，也是个“歪果仁”，请尽量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距离
刘兔子Mika
距离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对距离这个东西的理解也截然不同。距离影响了我们的感知和对事物的看法及态度，有时候这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距离会让人感到舒服或者恐惧。
很多年前，当我开始在中国工作的时候，一个假期，我到上海去探望在那里工作的朋友。朋友有辆自行车，当他有事情的时候，我就骑着他的自行车四处转转。从法租界到苏州河，浏览莫干山路上的画廊，参观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里的巨大模型，或者偷偷潜入浦东尚未完工的新建筑大厅里。晚餐时间和朋友的同事们聚在一起，总是在不一样的餐厅。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找到要去的餐厅。我必须要打出租车，而必须要和几乎不说英语的出租车司机沟通就是极大的挑战。我不太会说中文，仅会的几句普通话又被上海腔彻底打垮了。
只有一件事情我是擅长的，那就是读地图。所以我总要争取坐在副驾驶座上，在他面前打开地图（对的，那还是个没有智能手机和GPS的时代）。我会左右挥动手来告诉司机该往哪个方向开，就这样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梭。好在司机师傅们也总是很配合，有一个司机甚至告诉我，这种感觉特别棒，虽然特别累，但感觉像是在拍类似《007》的谍战片。
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光北京和上海的面积和人口就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对于来自人口稀少的北欧的我来说，有一件事情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相对于北欧人需要的安全距离，中国人对距离的需求似乎小很多，人与人之间比较亲密。
在我的经验里，欧洲人对保持距离的要求很强烈，而且在欧洲越往北，就越要与别人保持距离。而在中国，尤其是拥挤的南方，这样的距离往往无法保持。在上海的银行或者商场，我总是与前面的一个人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但这段在欧洲很常见的空间里往往可以跑进来三个人。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理解，地少人多让人们必须站得更近。
在芬兰，人和人在排队的时候最少也要保持一条胳膊的距离，不然会被人觉得是骚扰。我们在公众场合都是不说话的，每个人的责任就是照顾好自己。
多年以后，我和七马一起回芬兰。初次到那里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忙不能陪她，七马就会自己上街去转转。回来以后她告诉我，她觉得芬兰人挺冷漠的。因为她迷路以后，街上并没有人主动帮忙，甚至在她去找别人问路的时候，芬兰人会花很长时间看地图，但是几乎不会告诉你。给的答案也模棱两可，而且被问路的人都会脸红。
我笑了，这就是芬兰人。大概是我们太注意个人距离的原因，给人指路这种需要把自己的意见附加给对方的事情，对于礼貌到有点冷漠的芬兰人来说的确很难。有个笑话是：如果芬兰人走错了公共汽车站，等他意识到以后是不好意思走掉的，即使错误的巴士来了也会上车，不然就是给司机添麻烦了，自己的错误就要自己承担。所以很多迷路的芬兰人的确是满街乱转也不肯问路的，对于来自服务社会的七马来说，这的确显得古怪又冷漠。
一些到芬兰来的中国朋友甚至会告诉我，这里人少得可怕，大白天的街上都没几个人。
可是不瞒你说，我们芬兰人还挺喜欢这样的。满大街都没有人，空旷无人会让我们感觉到安宁。但是我也理解在人口密度那么大的中国，拥挤也是温暖的另一面。
这些简单的不一样是我和七马相遇以前完全没有想过的文化差异，如此微小却很重要，它们为我们了解彼此的文化打开了一扇扇窗。
说说北京话儿
刘兔子Mika
我的汉语学习进度比我预期的要慢很多，到现在为止，我进餐馆和商店都可以自己去交流了，也能告诉出租车司机方向。我的中文老师最先开始教的中文都是“你好”“谢谢”“再见”这种特别礼貌但没什么用的词，后来在我的要求下，他们开始教我一些和生活有关系的，比如在酒店和外出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的词汇。
因为经常和客户接触，如何用中文说数字这件事情我是在厦门学的。我们在厦门做项目的时候，有个朋友请我去参加一个饭局。有很多人，我们去了一家吵吵闹闹的市井餐厅，那里只卖海鲜，而且所有的菜都是辣的。
吃过饭以后，有人又点了一大箱啤酒，我们便开始玩骰子和喝酒的游戏。我发现中国喝酒游戏的关键点都是把特定的人灌醉，作为唯一的老外，我当然就是那个被灌醉的人。虽然我第二天早上从宿醉的头疼里醒来，但整整一夜，骰子就在我的梦里转啊转，从一到十的那些中国数字就那么学会了。
其实一来到中国我就开始上汉语课了，在欧洲我也学过一点儿中文，但断断续续的，没有坚持。我以为自己可以很快地学会最基础的中文，可后来发现中文的发音远比我想象中要难，尤其是平仄，在欧洲的任何语言里都没有区分这个。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在练习平仄。现在七马总是夸奖我，说我的发音很棒。我想大概是练习起作用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用能找到的所有机会练习中文：乘出租车、在餐馆或者小铺子里买东西……这样的练习很好，因为如果我说错了话就可以立刻逃跑。
对于我的中文学习不太有利的是七马的英文太流利了，并且我们所有的中国朋友都能说英语，所以即便和中国的朋友在一起，大家也会说英语，这比用我磕磕巴巴的中文沟通要容易太多。
和七马刚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说英语，现在换语言就会觉得很别扭。生活中为了沟通顺畅和有效率地传递信息，我们还是说英语比较多。不过我的中文还是在缓缓地进步，会说一些词汇和短语以后，又学了语法，现在我已经可以组织一些句子了。但是写汉字，大概还需要不少时间。
除了七马和我的中文老师以及朋友们，也有其他人教过我中文，比如我们院子里的门卫。每天我进出院门的时候，他都会对我挥手或者干脆叫住我，要和我“说说话儿”。所谓的说话当然是他主要在说，我零星能听懂几个词。
我在以前的汉语课程里已经学过了“说说话”，所以我告诉他我会说中文。但门卫却不满意我的发音，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中文老师说我的发音没错，可门卫老头花了很长时间来纠正我。他逼着我一遍一遍练习“说说话儿，er-er-er”直到他觉得满意了，才放我回家。结果七马告诉我这个门卫有特别浓的北京胡同发音，他教给我的所有句子也就只能在胡同的小卖部说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北京人说的不是标准的普通话。
之前我们给江苏的一个甲方做项目，甲方是一个好友的妈妈，所以对待我们也如同亲人。这位妈妈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们拜访了当地最有名的寺庙，认识了那里的住持大师，他带着我参观了佛教圣地。我们的交流并不顺畅，但是他希望在我可以说更多的中文以后可以再次回到他的寺庙，和他谈论哲学与佛教。我感到惭愧的是，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次去过，我的中文也远没有那么好。
另一件我觉得非常遗憾的事，是七马写的奇幻冒险小说我实在是读不了。万幸的是英文版很快就要上市了。
时间过得好快，很怕离开中国以前我的中文也就只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退休功夫
刘兔子Mika
在西方，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的第一认知不是宫保鸡丁，甚至不是万里长城，而是中国功夫，这都是香港功夫电影的功劳。我和我的芬兰哥们儿最喜欢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邵氏的功夫电影，很多都看了好几遍。所以当外国人想到“功夫”这个词，也会是香港武侠电影那样的功夫，至少也是李小龙、成龙和功夫熊猫。所以当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很惊奇地知道，原来功夫有这么多种形式，并且还有“功夫茶”这一说。
七马有个好朋友戴老师，中国人，也是个建筑师，却精通武功。他的工作室在一个古老的寺庙里，那里全都是古树，环境无与伦比的美丽。戴老师经常请我们喝茶，而且还会送给我们按照季节自制的酒。夏天是杨梅酒，冬天是米酒。我们喝茶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每早练习拳法对他来说是一天中很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能在古树下练习中国功夫实在是浪漫到极致的事情。这时候，我想学中国功夫的热情被完全点燃，我们的好友戴老师告诉我有个地方可以学习太极拳，他建议我们可以一起去。
这其实已经是我第三次想学中国功夫了。第一次是很多年前在赫尔辛基，我看到了一所功夫学校的广告，老师是中国人。我给他们打了咨询电话，但对方的回答很严肃。他们问我多大年纪，我当时才二十六岁，却被告知年纪太大，只能学习太极拳了。当时我嫌弃太极拳太慢，似乎是老年人的拳法，比起这个来我更愿意学一些其他类型的功夫，结果是我没有被功夫学校录取。
第二次尝试学习功夫是刚搬到北京的时候。那时我和七马刚住到后海，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所功夫学校。那段时间我们接到了几个新项目，好几次我都错过了试课的时间，之后也就不太好意思再去学习了。
中国有句俗话，事不过三。戴老师想带我去学太极时，已经是我第三次想学功夫了。学习功夫的地方在一个公园里，虽然没有我朋友的工作室那么漂亮，但也是个不错的地方。我以为只有中年以上的人才会去学习太极拳，而且七马总是说太极拳是退休功夫。其实并不如此，学习太极的同学里面也有很多年轻人，不少人会说英语，还有大学生。在这个公园里，我们也不是唯一在练武术的一拨人。比如在我们的左边，有一群练习拳脚的人。他们更像功夫片里的人，比较严肃，总是出拳和侧踢。再远一些就是广场舞大妈了，她们双手都拿着长丝带，嘈杂的声音里还夹杂有民乐练习的声音。
我真的很喜欢这样丰富活泼的北京生活，我想在这样的地方练习功夫大概对练习集中精力有很大的帮助。戴老师不但对太极拳很了解，关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也非常精通。他推荐给我的功夫师傅也非常棒。太极拳的练习并不是一般外国人理解的那样激烈。先开始的两个小时，我觉得自己几乎在原地没动，师傅也只是有时候过来帮我纠正姿势。但是第二天睡醒以后，我全身所有的肌肉都很酸痛。这说明我在练习中用了很多的肌肉，练习这种运动后累的感觉很棒。
我逐渐喜欢上这种“退休的功夫”，并且我的太极拳还有很多要学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