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重庆：挂球了，挂球了！（2）

伯父一家住的这个北碚小镇，是重庆有名的风景区，因附近的硫磺温泉而出名。富人常到这里来泡澡健身。伯父是牙医，他儿子维克托是内科、外科、妇科全科医生，父子俩在全村唯一的“诊所”工作。这个“诊所”就是几间屋子，里面除了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外什么也没有，没有水、电、厕所和任何医疗设备。

伯父有时能拔几颗牙。每次伯父拔出一个牙齿都高兴地说：“现在可以吃肉了（猪肉比牛肉贵一倍）！”假若有机会做假牙齿，就像在德国做的那种陶瓷假牙和生橡胶牙托，收费比较高一些，还可以留下一点钱，买一两块美金保存作应急用。伯伯必须自己烧制打模子用的石膏。他和维克托的医疗器械从柏林带到上海，又一路随他们逃难，带到重庆。没有这些器械，他们无法开业求生。他自制了一个脚踩的牙钻，带一个又老又钝的钻头。我是不想让他用这个钻头给我钻牙的。伯父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机构来监管什么开业执照一类的事。

每当有警报的时候，我们全家就躲到山底下的公共防空洞里。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在菜油灯的微弱光照下，维克托的太太戴安娜教我们打麻将。

堂兄维克托在我们来的第二天就教了我几句中国话。那个给我们挑水的苦力的年纪和我差不多，想和我到嘉陵江去游泳。我可以用中文对他说：“好，我们走！”伯父的太太佛莱德尔惊叹道：“他只来了三天，就已经开始说中国话了！”

维克托他们不愿努力融入新生活。来中国有七年了，会说的中国话不超过十个字。他们学英语，但带有很浓的德国口音。维克托至少还努力学，但没有他的中国太太当翻译，他也很难和病人沟通。这是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对医生来说是很大的障碍。他们就靠着德语将就过，感觉德文对他们更重要，不愿意费劲学哪怕一点儿当地语，或许他们以为，他们不会在中国生活很长的时间，而且他们不太愿意和中国人聊一聊。

一个星期以后，维克托要到温泉附近一个朋友家里，去取放在他那里的显微镜。显微镜是维克托从德国带来的，很珍贵，怕日本飞机轰炸损坏了，就保存在朋友家的防空洞里。维克托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我当然愿意啦。早饭后，我们就沿着泥土路走了很久，从公园到温泉大约十公里左右。事办完后回家，他问我愿意走路还是愿意乘小船，如果走路，省下来的钱就可以买藕粉吃。藕粉是莲藕淀粉做成的布丁，很好吃。我肚子饿了，选择了藕粉。吃到一半，现藕粉里有一只苍蝇。维克托把伙计叫来，指给他看，伙计就又给我盛了一碗。维克托羡慕得差点也抓一只苍蝇放在碗里面，但他手不快，肯定抓不着，只有看着我狼吞虎咽。我们回家的路上，突然变天了，又是雷又是雨的。我们没有一点准备，在泥泞的路上淋得像落汤鸡。我的鞋是德国战时生产的，后跟中间夹的是纸板，只有最外面一层是皮，鞋底泡湿后钉子冒起来顶我的脚。天很快漆黑一片，只有借着闪电，才能看得见。我试着用石头把钉子锤回去，还是不能走路，最后我只有把鞋跟撕下来。维克托的鞋很快就不行了，他不能赤脚走路，我就把自己的鞋脱给他穿。（我可以打赤脚。以前当孩子时一到暑假，我就光着脚到处跑，而维克托规规矩矩，从来不赤脚。）直到午夜，我们才回到家。我们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我着抖，累得精疲力竭。都是维克托这个吝啬鬼，提出这个倒霉的藕粉建议。（他一直都这样。如果要买什么，带的钱刚好够用，从不多带一分钱，以免受诱惑多花钱出去。我们说他吝啬，他反驳：“你不能让钱从两只手上溜走！”）我誓，这辈子再也不靠他！

到中国后的开头几个月，我父亲完全没有收入。他和伯父弟兄俩准备从北碚到重庆去，看能不能找到工作，凑凑和和过日子。我们的小村庄在嘉陵江畔，嘉陵江往南流入扬子江，而重庆城就在两条江的汇合点。于是我们三个挤上一艘老式的机动船，和船上的一百多人当天抵达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