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4章

汉族向来重视式与服饰之美。汉族男子成年之后不再剃。明代男子常把头挽髻，以针插在脑后。汉服展至有明一代，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这样，明代男子服饰便大抵传承了唐宋两代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的服饰特点，但亦有保留元代曳撒等服饰特点。

满族男子的型则与汉人迥然不同。满族男性把前颅、两鬓的头全部剃光，仅后颅留下头，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海外散人写的《榕城纪闻》一文中，对此作出解释：“剃，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则大清开国时的普遍式为金钱鼠尾式，跟清晚期的留半头型亦有较大的不同。满族服饰则以长袍马褂为主，满族着装的特点为立领、对襟、盘扣等。

“剃、易服”政策，最早试行于努尔哈赤的后金关外时期。当时，努尔哈赤占领全辽，他针对辽东汉人，提出一种“衣冠风俗同，则国家同”的口号，以屠刀威逼投降的汉人剃易服，从而达到迅速征服辽东的战略意图。

多尔衮率领八旗劲旅遽尔进入北京城之后，面对那样一个人口众多、地盘辽阔的中原大地，多尔衮一时确有管不过来的忙乱之感。于是，在确定把中原文化全盘吸收的同时，为了保持满族自己的活力，多尔衮仍把父亲努尔哈赤创立的，以剃鉴别汉人顺逆的统治之术移用于关内试行。多尔衮在解释“剃令”的妙用时，理由很简单：“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以别顺逆。”当时，清兵与反清复明的势力，甄别一个地区人心向背的方法很简单。但凡一地之民将头剃去的，必定是大清朝的朋友。反之，若一地之民，将头保留者，即对于满洲抱有很深的敌意。反清复明的志义但凡遇上剃的汉人，也必定以汉奸之罪施以杀戮。所以，多尔衮所确定的“剃令”，是以少数的满洲人口，迅速征服多数的汉族人口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政治行动。

因此，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一，多尔衮刚刚来到北京，他连京畿地面上汉族大佬们的人面都还没有厮混熟悉，即急不可耐地颁了“剃令”。当时，前明“江北文官集团”的冯铨、谢升等一批领头羊，均尚未收服，北方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着抗拒绪，多尔衮觉得压力太大，便及时调整了步伐，于20余天后布了一道暂缓剃的命令：“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悉从其便。”

一年以后，北方士大夫的人心，基本上被多尔衮收拾妥当了。南方的南京城破，南明20余万军队一时俱降，南方这时也没有了一个抗清的中心。于是，多尔衮再布“剃令”。他给正在南方负责军事的豫亲王多铎下达的指令是：“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倘有不从，军法从事。”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则限半个月完成，凡是思想上有抵触绪者，多尔衮咬牙吐出了三个字：“杀无赦。”当时，多尔衮勒令手头无紧急公务的政府公务员，一律每人一面铜锣，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鸣锣吆喝：“留头不留，留不留头！”务必使限期剃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多尔衮对于北方局势的判断大抵上是准确的。多尔衮“剃”的号令再起，当时，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由于北方士大夫意识到明清易代已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多数已采取合作的态度，因此，反应相对平静了许多。

对于剃令反抗最剧烈的地区，仍然来自于南方新占领区以及那些即将占领的地区。例如，在苏州的常熟，清朝苏州巡抚土国宝任命的、常熟县主簿陈元芳已经就位。剃令一下，常熟的“人汹汹，议论纷腾而起”，最后，群激昂的乡民打死了陈主簿，推弘光朝的兵部郎中严栻为领，起兵抗清。江阴县也是先向清朝献过了图册，清政府派了一个叫方亨的人来主持地方大局，众人均以为可以安心过日子了。“岂意剃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耆老，誓死不从。”陈明遇、阎应元领导的抵抗运动坚持了81日，城破后，清军血洗江阴城。阎应元临就义之际，曾经不动如山地写下了一七绝诗：“八十日带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嘉定总兵吴志葵带领奋勇反抗的人民，据嘉定城而战，最后导致了李成栋的屠城，是为大清开国史上令人震惊的“嘉定三屠”。

当时生于江苏浙江两地的、大规模的汉人反剃群体斗争，虽然很快便被清军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但是，江南汉人的民心，普遍是充满着敌意的。于是，为了缓和满汉两族之间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敌对绪，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多尔衮向江南的地方长官，下达了一个内部控制的文件：再次重申剃的决定，但汉人的衣冠变易，则允许“从容更易”，这就是后来在江南民谣中盛传的“十降十不降”之歌。例如，“生降死不降”，指男子生时一定要穿满族衣装，死后则可穿明朝衣冠。“老降少不降”，儿童可穿明代童装，成年人则一定不可以。“男降女不降”，过去的女子甚少出门，不必严格要求。“妓降优不降”，娼妓应酬一定要穿满族衣服的，演员登台表演则不必忌讳。“官降民不降”，官员一定要以身作则，穿戴好满族服饰，民间特别是偏远地区，清政府就鞭长莫及了。现今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中，仍收藏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间，所绘就的46幅耕织图，图中妇女野老以及平民工农的装束仍是明人的衣冠服饰。此图是经过康熙帝审定后方允许刊刻的。这一类的古董文物，便为后代的史家认定为清代“官降民不降”的一个证据。

其实，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尔衮在全国推行剃令之时，帝国的政界元老礼亲王代善、信义辅政叔王济尔哈朗以及两宫皇太后哲哲、布木布泰等人，均已经从沈阳来到了北京。

多尔衮知道推行剃令的事体重大，为了减轻执行的阻力，便把剃令拿出来给大家讨论。当时，代善、哲哲太后颇有顾虑，怕剃令在关内引起不可收拾的大动乱。

布木布泰太后平静地引用了夫君皇太极生前讲的一句话：“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这是对于多尔衮在关内大规模推行“剃令”的一种赞同。随即，布木布泰太后又讲，她从前从沈阳入关的路上，见过一些裹小脚的汉族女子，连走路也要人扶持，真是太可怜了。因此，布木布泰太后询问多尔衮：能否趁着“剃令”施行之时，一并把汉族女子缠足的陋俗也废除了呢？多尔衮两项任务是执行，三项指标也是让下面的人去执行，便很爽快地答应了一个字：行。所以，后来，大家有所不知的一个事实是，当时，多尔衮动用国家暴力工具，在全国推行的是三项政策：剃、易服与禁止女人裹小脚。只不过，多尔衮拼尽了全身力气，也只勉强完成了“剃”的任务，后面的两个指标却基本上落空了。

因此，讲到多尔衮开清恶政之--剃令，近代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巴洛认为满人的做法堪称政治上的杰作，这对一个半开化的民族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为树立起自己的影响，他们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被汉人召来镇压一场造反运动的满人，把自己的头头推上了空缺的皇位。他们采用了中央帝国和天朝的官僚体制的模式。奇怪的是他们仅限于强迫别人留他们那令人屈辱的式：头剃光但留一条辫子--后来汉人把辫子塞在帽内，并一有造反行动就把它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