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第五章爱情快餐（7）

有一天我忽然不喜欢现在这种样子了，站在屋里大声对自己说，我要做一回淑女。***

做淑女就要从头开始。当然舍不得剪那一头披散下来的黑。有次我们去北师大开座谈会，我还没有落座就听到有个女生在说：“赵凝伸手拉了拉她十年一贯制的头。”

这是我的句子，她记得可真清楚呢。我想要是那天我梳一齐耳短，人家会把我当骗子的。头的确是“十年一贯制”的，头路从中间挑开来，长的，直的，齐的，留海儿总是长得比剪得快，后来就干脆不留了。我没烫过头，是因为害怕那些“刑具”，我的直留到背中央也不分叉，这都是我坚持不去“花钱毁自己”的结果。

我们在军校做小女兵的时候，头个个被剪成“猛张飞”，起床号一响头吱哇乱翘，扣上帽子就跑。那时就天天做梦想烫头，“我大学毕业头一天就要去烫头。”不止一个女生过这样的誓。那时“烫头”成了一个目标，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人总是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等到我们真的没有纪律的约束了，却现谁也不想“烫头”了。夏天的时候我把头很爽利地编成一条辫子，头是那么平直柔滑绞在一起，每一股里都汪着一抹亮意。不穿军服时头可以自由打理，不过我从来不用弄得满头硬壳壳的喷胶，我觉得那种状态连思维都会僵硬的。

几年前满街刮起一股风，女人们“忽如一夜春风来”，一人额头上顶个大“鸡冠”（也有人管那叫做“招手停”）。在消耗了大量的摩丝和喷胶之后，这种坚硬而做作的型终于销声匿迹了。一切不自然的东西都不会长久，而长飘飘的我，要做的只是把头洗干净，然后晾干，就这么简单。

但总这么“长飘飘”日复一日未免单调。就在我决心做一回淑女那一日，我特地起了个大早，把我那五本型书统统搬了出来，一页一页精心挑选。什么王妃式公主头我全看不上眼，单单挑中那种朴素简单的“变型马尾”，后面是用木质卡别住的，两边要留些丝丝缕缕的碎，柔柔的把它弄得有些弯曲，这两撮“耳边风”我是特地抹了些定型胶给定住的。对着镜子左右看看觉得挺不错了，便兴冲冲跑到办公室去上班。梳了新型，心特“淑女”。耳边弯弯曲曲的碎，在太阳的影子里像一些美丽的泡沫，层层泅涌着。不会写诗的我，居然有了些作诗的心。

迎面碰见一位老兄，他见我心很好的样子，却问了句十分败兴的话：“赵凝你怎么没梳头？”

我那“淑女味道”的新型就这样被他灭掉了。

§§§第十二节看戏

那天朋友偶得十张戏票，便兴冲冲抱住电话猛打。

“什么？看戏？”

我们对这类古老字眼陌生得可以，要是话剧倒也说得过去，京戏就显得遥远而神秘了。老实说，我们不懂戏。

看三十年代文人的书，他们倒是动不动就去“看戏”，陆小曼喜欢“唱它三天三夜”，徐志摩就要陪着。大约那时唱戏相当于现在的“蹦迪”外加“卡拉0k”，是舒放自己获得肢体愉悦的一种方式。京剧属于那个时代，它活在故纸堆里，我看到梁实秋“闭着眼睛听戏”（他还特别强调是“听戏”不是“看戏”）的散文，能领略到那种“凝神危坐，微微地摇晃着脑袋”的听戏的意趣。“手在轻轻地敲着板眼，聚精会神地欣赏那台上的歌唱，遇到一声韵味十足的唱，便像是搔着了痒处一般，从丹田里吼出一声‘好！’若是现唱出了错，便毫不容地来一声倒好。这是真正的听众，是他来维系戏剧的水准而不坠。”

到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我们不懂戏。

那天我们浩浩荡荡去了一班人马，清一色的年轻人——六十年代出生的戏盲。

我们没有历史，没有宗教，没有“伤疤”可以炫耀。文革时我们是婴儿，被爸妈包裹得很严实，茫然不知世上究竟生了什么事。我们之中大多数孩子被命名为什么红，张红李红王红，男孩子就叫勇和军。这无不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这和我们自身无关，是上一辈子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