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第十五章十万进士（2）

世袭制由于过于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

一个贵族，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贵族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

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已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

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现和考查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査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你说这个好，他说那个好，结果，小才任大职，大才任小职，造成行政价值系统的无序。为了克服这种毛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作为推荐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不想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都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

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四

然而，科举制度实实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论。

先是整个社会心态因它而生了变异。

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提供可能，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

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选择的人们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

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我们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太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总被极度夸张的方式大肆铺陈。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扰乱得不轻。每次进士考试总有一批人考上，庆贺一下是应该的，但不知这么一来，没完没了的繁复礼仪把这些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至极，也得意至极。

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景。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牟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