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二十六正义也有遗憾（3）

1974年10月，受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的邀请，商震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参观访问。***受到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接见和宴请。他还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他和夫人被安排在主宾席上。叶剑英在接见他的时候对他说：“欢迎你到祖国来，叶落归根嘛。想回来的人，都可以劝他们回来看看，你是他们的带路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商震对叶剑英说：“我早就想回国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做点事，争取立功。”叶剑英说：“你想立功，做点事，才回来，那不一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对台湾有影响，这次回来震动很大，这就是一功。你有什么安排和打算，都可以给我们讲。几十年了，过去我们共同作战对付日本，是打日本的老战友。现在国家的况，你看得很清楚。回来，可以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祖国建设上，你还有力量，要有一分热，一分光。”

商震完全赞同叶剑英的话，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1976年，商震再次回国，同样受到热招待。

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东京病逝，享年90岁。遵照他生前叶落归根的遗愿，他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叶剑英、邓小平、乌兰夫、邓颖超、廖承志、周建人、许德珩等中央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和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此后，他的妻子和子女继承其遗志，积极关心中国建设，经常来中国访问。

在东京审判的这两年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作为战胜国的法官，物质上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内心很是不安。他在东京的将近3年的时间里，报纸上关于中国“饥饿”、“内战”的坏消息从来就没有断过，东京审判结束的时候，别国的法官都如释重负，只有他，面对国内的形势，陷入对未来的迷茫之中。

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为政务院委员兼司法部长，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拒绝了任命。别国的法官已经陆续归国，梅汝却在为自己的去留颇为踌躇。他对国民党政府已经彻底失望，对于即将取得中国政权的中国**，他知之不多，于是继续留在东京。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观察，1949年6月，他由东京抵达香港，设法与**驻港代表、同是清华校友的乔冠华取得联系，隐瞒身份，秘密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第三天，梅汝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50年，梅汝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世纪60年代，梅汝开始撰写极具史学价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让他和许多海外归来的人一样，惨遭厄运。“造反派”到他家抄家，搜出了那件他曾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马上质问：“你保存着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梅汝气愤地答：“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说句笑话，真要是复辟了，我的人头落地恐怕还在各位青年之先呢！”“造反派”自觉无理，又要烧掉法袍。梅汝一脸正气地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就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物，是民族尊严的见证……”在这义正词严面前，“造反派”终于失去焚烧法袍的勇气。

如今，梅先生曾经最珍惜的物品——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内，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告诉人们那段中国人在东京扬眉吐气的日子，也诉说着中国抗战那段不平凡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