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一中国之旅（8）

回家后，斯诺夫妇立即赶写新闻报道，晚上，他就给纽约《太阳报》了独家电讯。陈翰伯说：“从12月9日到次年1月，斯诺先生的照相机和打字机实在忙得一点空闲也没有。这次震动全国的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在国内报纸上未曾登出过一个字，而远在西半球的《太阳报》却表了详细而且翔实的长篇电报，那里面为我们保存了很多史料。这是斯诺先生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一个贡献。”

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6月，斯诺夫妇差不多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支持学运上。由于中国报纸不许登有关学生运动的消息，他们尽量利用外国报刊、记者来宣传学运。“中国学生也不断地向我们打听消息。我们成了新闻中心。”1979年，尼姆对萧乾这样说。“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后来，尼姆根据在学运中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九三五——一三六年的中国学生运动纪实》一书。

当斯诺正在苦苦地寻找着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的时候，在1935年底至1936年初冰封雪飘、寒凝大地的古城北京，他有机会亲身投入沸腾着热血的青年们的伟大斗争中。年轻的战士们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使斯诺受到从未有过的、活生生的教育。他满怀激地说，在一二九运动中，“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的集体的政治勇气”。这种宝贵的政治勇气使斯诺懂得，“历史确定是可以被扭转的”。不是吗？一二九运动使国民党和东京方面的阴谋流产了，土肥原被召回国了，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表否认用武力并吞华北意图的声明，张学良将军欢迎学生到他的部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由此，斯诺由衷地称赞：“青年爱国者们对国家和人民尽了最大职责，今天全世界都视他们为英雄。”。

更为重要的是，斯诺后来说，一二九运动的“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索。对于这个现象，学究式的历史学家往往是漫不经心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去”。时隔半年，斯诺就毅然决心踏着燕京大学学生们的足迹，来到“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在那里，他现：“红星将照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