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九给尼克松捎信（1）

1965年3月，斯诺完成了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回到瑞士。他不顾有病在身，立即整理这次访问中国的材料，除表单篇文章外，还打算写一本《轰炸后的中国》的书。同时，利用30年代和1960年、1965年拍的影片编一部纪录片。由于种种原因，书后来没有写完，74分钟的纪录片《四分之一人类》于1966年下半年完成。

那时，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鼓励红卫兵和群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很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吵闹声，遮天盖地遍布全国。打、砸、抢、抓、抄等非法行为席卷全国。成千上万的干部和群众受到**、**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诬陷和迫害，公开的武斗和凶杀使很多人丧生。中国当时处于严重的混乱之中。

在“文革”的**中，极左派扼住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咽喉。红卫兵高喊打倒外交部长陈毅，冲击外交部，给中国驻外使馆电，命令他们采取强硬态度。红卫兵还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和印尼的驻华使馆。他们强迫英国代办处表冷淡的工作人员向**的照片鞠躬。

对于局外人来说，这场运动来得如此突然，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什么。他们只知道国家主席**在1966年被排斥，一些城市生武斗。外国有人推测中国将派红卫兵到越南作战。

斯诺与他人不同，不相信中国领导会派红卫兵到越南作战。1965年**曾告诉他，中国政府“没有落后到用游泳的力量去解放台湾”，红卫兵到越南作战与游泳解放台湾是同类问题。但他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详细况。

斯诺写信给艾黎，询问中国的况。“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艾黎写信给斯诺说，“我们都支持**。”不久，艾黎又在一封信上对斯诺说，“工合”已成为攻击目标，因为“流行的看法说，‘工合’这一合作形式系美帝国主义企图控制中国的工具。”斯诺因此也受到指责，他的罪名是美国“间谍”。对此，斯诺感到很悲凉，他写信给爱泼斯坦说：“我认识一些有权威的人，他们不算是我的朋友，但我应该相信他们说的我已不再是中国的朋友，这是那些裁决事的人的看法。对此我很伤心，如果这是真的，那说明道听途说和谣传闻竟然能裁决我和谴责我，那我将重新估价这种友谊。无论如何谁都可以看到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我的写作细节上有许多错误，但这决非一个谄媚者的作品，这是为追求真理而写的诚实、独立的新闻报道。我不是那种为适应政治气候而随风倒的作家。”

为了搞清事的真相，斯诺决定再次访华。1966年，他写信给龚澎，询问访华的可能性，对方没有答复。第二年，斯诺写信给艾黎：“我应该在这时刻访华，因为我知道如何将过去与今日相联系，这样可避免当今流行的歪曲事实。”斯诺还写信给周恩来，希望访华以补充《四分之一人类》，或者请中国寄一些材料给他，但也没有答复。1967年斯诺举办旅行演讲，香港是终点，他在那里向中国提出不作正式访问，可否在回国途中经莫斯科前，在北京作短暂停留。这一请求也遭到拒绝。

但斯诺仍然热爱着中国，在所有的场合诚挚地为中国工作。路透社的安东尼·格莱写信给斯诺，说中国人没收了他的《今日红色中国》，说这本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不友好，有一名官员还建议为此写篇报道。斯诺写信给格莱，请他不要传播这件事，而且对那位官员的建议表示惊讶，因为周恩来对斯诺谈过，这本书的内容是诚实的，值得重视。

1967年和1968年，斯诺认真进行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欧洲版的修订工作，并补写了几段话。在欧洲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增订页上，斯诺对**和王光美、陈毅及吴晗表示关心。他还用星号标出**和邓小平等人的名字。经过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70年再版。

斯诺特别关注越南战争。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记得20年代的好时光，那时我们满意地顾及自己的事，不会想到用炸弹或其他什么东西去宣传自己的主张。不知我们怎样能如此地成了救世主的上帝。”斯诺和许多美国人一样看到越南和中国间的联系，但他们对这种联系的看法不同。普通的美国人认为北京和河内的联系，是国际**的影响而与民族主义无关；斯诺看到的是美国政策如何对待这两个国家，美国在越南的错误是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待中国的覆辙，不承认民族主义的力量，或者以敌视民族主义的面孔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