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附录二（4）

（三）

1936年～1946年的外交活动，**尽管是初涉外交舞台，但仍显露出影响他整个外交生涯的一些特点。

第一、**是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双重身份登上世界外交舞台的，尽管各种问题错综复杂，但他不为具体的外交事务所陷，而总是能从宏观上和战略上考察问题，一开始就显露出番茄的战略眼光。如1936年7月15日他同第一位到苏区的外国人斯诺的第一次谈话中就指出：中国人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了中国的和平，而且威胁了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特别是美英法苏等与太平洋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敌人。”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点，他鲜明地提出，除了日本和帮助日本的国家以外，所有的国家，包括苏联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乃至英美等在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他没有计较这些国家历史上与中国的恩怨如何，也没有计较这些国家在现实中的矛盾和差别，而是从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这一个共同点上，提出建立世界联盟的战略思想，反映出**那战略家的深邃眼光。

第二、**把“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的思想，作为他外交活动的出点和归宿。他说，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虽然当时中国人民正在为从日本殖民地化的黑暗统治中摆脱出来而苦苦挣扎，但他却深信：“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

正因为树立了这样一种思想，所以他特别关心国际形势的变换，总是习惯于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他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影响他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反过来，**对国内问题的综合归纳，也是他对国际问题作出判断的重要条件。虽然这一时期他对一些国际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并不都是十分准确，但已经在外交领域展示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家的高超智慧和博大胸怀。

第三、**是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同与支援，把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才开始接触外交问题的。和1840年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包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相比，**在外交问题上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以全中国的人民为后盾，以维护中华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为目的，把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始终作为其外交活动的第一要义。虽然他十分注意策略，非常讲求团结多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但他和过去那些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以夷制夷”不同，他运用灵活机动的外交策略的先决条件，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他强调“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虽然他一再为争取欧美国家的同和支持而努力，但他始终把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和觉悟视做夺取抗战胜利的最终力量。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地告诫全党“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和平阵线各国有其各不相同的况。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则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大量输送军火和军火原料给日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援华问题上已经具体的表现出来；然而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十五个月经验证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6）他在向斯诺表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投资时，也曾郑重声明：我们欢迎用于建设目的的外债，但是，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7）由于坚持了以我为主的原则，这就和那种“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倒向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屈辱外交彻底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