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1）

为促使国民政府尽快崩溃，日本军队也加紧了军事上的行动。他们力图在心理上摧垮中国人民的斗志。

重庆大轰炸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侵略方针的必然产物，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战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应。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推行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以便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的“北进”、“南进”政策。从1937年7月动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侵占了中国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座城市，但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到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100万人的庞大兵力，付出了45万人伤亡的代价，军事力量严重削弱；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占领地区只能局限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战争使日本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极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反战绪不断高涨；战争的长期化也破坏了日本在世界的战略，使其“北进”、“南进”的扩张战略无法实施；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美、英等国因不满日本侵略威胁其在华利益，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借助国联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同时，中国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断生长。

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绥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仍面临着200多个师的中**队，国民政府以西南、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抗战。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同正面战场遥相呼应。中日战争必将长期化。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使日本当局感到“以抗战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因此，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随着日本侵华新方针的确立，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国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此，在将军事打击的重心转向敌后战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的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公元前11世纪，巴国曾建都于此，秦时设巴郡，隋唐时称渝州，南宋始称重庆。近代以后，1891年开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1931年九一八事变生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以之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1935年，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逐渐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凇沪战场中**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1月16日，最高国防会议批准了迁都的决定，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11月20日，国民政府表了迁都宣。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在重庆办公。1938年6月开始，由于武汉岌岌可危，驻武汉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又奉命撤退移驻重庆。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国民政府西迁工作结束。重庆成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都。1939年5月，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