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骏扎起“囚笼”，我军以破袭战应对（3）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关于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出台了。***随后，八路军总部正式召开军事会议，**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参加，会议正式决定动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

周恩来飞回延安，商议《中央提示案》

同一天，还是9月22日，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飞抵延安，他带来了国民政府的《中央提示案》——一份限共、**的文件。

所谓《中央提示案》，是指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的所谓《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

随着局势的展，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国民党中央推动各地及各党政军机关拟具防共办法，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已经充满摩擦的国共紧张关系更趋白热化了，并且迅速开始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在国民党占据军事优势的地区，国民党防共限共的办法自然容易奏效，**方面难免要遭受损失。如在平江和确山两地的新四军留守机关人数寥寥，受到国民党地方势力围攻，不免死伤惨重。在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地区，对抗的结果却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妥协解决。如在陕甘宁边区陇东方面的镇原和宁县，原本就是个双重政权的地区，国民党任命的镇原专员公署依照上级指令“自动恢复权力”，“绝对强硬不稍退让”，指使保安队“到处搜捕捣乱分子”，捕去八路军三八五旅工作人员6名，意图逼走八路军，结果引起三八五旅的报复。双方你捕我的人，我捕你的人，终于引军事冲突，国民党镇原县长、专员及保安大队均被赶出镇原县城。与此同时，邻近之宁县亦生相同况。**据此曾明确提出“采取强硬态度”，坚持镇原、宁县、庆阳等5县“全归边区管辖”，但由于国民党方面调来一六五师武装介入，形成军事对峙，最终双方也还是只能相互妥协，承认一切恢复原状了事。

周恩来1939年6月3日曾致函蒋介石称：近来各地摩擦日益加剧，“考其原因，地方幼稚，举动失常，固为肇事近因，但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中央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之通告，实予地方上以极大之刺激。因是，各地磨擦渐趋普遍，武装冲突者有之，**党员被暗杀者有之，被捕者有之，被骂为汉奸者有之，其所出版之书报多被查禁，其所参加之团体多被封闭，其所来往之友朋多被怀疑，其所从事之工作多受限制。盖以为如是，可以防制共党之活动，可以缩小边区之范围。殊不知愈恃压力，愈不足以服人之心，愈难收预期之效果。”

1940年初，国民党高层干部上书蒋，明白提出，倭寇、汪逆、**三者，已均为我之敌人，“倭汪为我绝对之敌，**则横陈于敌我之间，其所处形势，比倭汪尤难对付……假定**势力继续膨胀，各地冲突继续生，尤以**活动范围漫无限制，我既不能消灭之，又不能调整运用之，徒加以不生效果之防止，即所谓以磨擦对磨擦，则久而久之，到处滋漫，对消我之抗战武力，扰乱我之社会秩序，动摇我之政治基础，不特为敌伪造机会，且将引起国际误会，而陷外交于僵局。”鉴于当前局势，似应本各个击破之法，划清国共两军作战界线，即将冀察战区给予**，任命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气，雷厉风行，禁绝并剿灭**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则势转变，可望生如下之效果：免去**部队与**杂处之状态，并坚固自己阵容；使**转向其锋，与倭寇及伪组织直接冲突；肃清华中华南之**势力；抗战胜利后，我可根据华北人民之请求，单独处置**，并可乘东四省之极度骚乱，相机收复全部失地。据此，他们提出：目前应“先成立一肃清黄河以南**势力之计划案”，以八路军及新四军完全调赴该战区为条件，任命朱彭为冀察战区总副司令和冀察两省省府主席，“其不服调动者，即认为贼匪，一律剿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