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赣南会议前后（2）

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后不久，1931年8月30日，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除一般地肯定中央苏区的斗争成绩外，着重地指责中央苏区存在的“严重的错误”，即“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当然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而的。这些指责主要是：

在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的问题上，指责“中央苏区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以至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便是‘疲于奔命’”，造成红军“长期的内线作战，很难向外展”。要求“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较大的城市。”

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指责中央苏区“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态度”，例如，“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为此，要求苏区中央局“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必须谨严农民与地主的对抗，必须下决心的消灭地主残余，绝对不能使他们仍保有租借权而密接土地关系，对待地主残余的办法，只能是分配他们做苦工。必须加紧雇农、贫农与富农的对抗，而抓紧对中农的联盟，……必须变更富农的土地所有，给他坏田耕种，富农的剩余工具要没收”。

在红军的训练、编制和战略战术等问题上，指责“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与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的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要求“红军的编制要开始适应于大规模作战的组织，红军的战斗力亦应着重于技术能力的增进，特别要有堡垒战、街市战、射击飞机等等的演习。……必须依据国际改造红军的主张，逐步适应利于大规模作战的编制……而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

此外，还指责全苏大会至今未能召开；指责苏区工人运动不展，没组织工人反雇主的斗争，没实行8小时工作制，没组织反帝同盟等；指责中央苏区“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如果作为一般要求，这种指责还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中央是从反ab团来说的，并且认为中央苏区只反ab团还有够，同时要进行“反改组派，反第三党，反取消派，反罗章龙派，反富农思想以至反农民落后意识的斗争”。这就将苏区的肃反工作进一步推向了扩大化。

**对这种坐在洋房子里、机械照搬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是最为反感的，对于其错误之处，仍是从对党的事业、对中国革命事业负责出，提出批评，并在实践中加以抵制。于是，在赣南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更成了斗争矛头所指。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开幕。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朱德、项英、陈毅、任弼时、王稼祥、梁柏台、古柏。**以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身份向大会作了报告。，在这次大会上，王明“左”倾错误的积极拥护者，凭借党中央的指示信和决议，对大会施加压力。他们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站在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上，不顾事实地批评**和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执行了立三路线，指责**等的正确观点和主张为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主义，等等。**等据理力争，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丹淮在《红军时期：陈毅和**的友谊》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11月的会（即赣南会议——引者）上，中央来的同志和以**为的苏区同志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国际形势估计。敌人力量对比。红军行动方向和土地政策四个问题。**认为当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不一定先爆反苏战争；红军力量还很弱，有胜利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红军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树，要损伤刀子的。因此只能在苏区摆战场，诱敌深入，不主张出苏区打大城市，应该给地主、富农分田地。中央左倾代表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帝国主义反苏战争即爆，因此要动员起来保卫苏联；认为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而我红军十分强大，要打出苏区，夺取中心城市，正规作战；不分田给地主、富家，提出‘消灭地主’的口号。他们还批评**夸大敌人的力量是保守主义，夸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机会主义、非阶级观点，不打大城市是农民意识，土地政策是富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