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民众运动正在起变化(2)
上海的学生代表对蒋介石的答复,显然并不满意。***他们迁延约两小时后,才离宁返沪。
当上海大学生们纷纷赴南京请愿的同时,大学密集的北平也不会平静。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必先与之了《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斥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认为政府一再强调的“请示国联公判”的政策是“软弱无能,坐以待毙”,主张“以群众的力量驱逐日军出境,取消中日间一切悬案,实行对日宣战”。从这个宣中透出与日本一战以解决中日间所有争端的绪,也可以说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全部解决”方案,而这个方案,恰恰是中国政府要尽力回避的。
在主张抗日、抨击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民众运动中,还不止是学生。
26日,上海800余个团体的20万群众举行抗日救国大会,王晓籁任主席。上海市民运动不像学生运动那样激烈,但对国民政府而可能影响力更大,任上海市民抗日救国大会主席王晓籁,在当时的黑白两道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早期是光复会的成员,参加过反清斗争,秋瑾案后,他举家避居上海,与他人一起创办闸北商团,这就是一个兼有经济性质和帮派性质的组织。1911年辛亥革命光复上海时,他就率领着商团的武装力量参加攻占北火车站之战。1913年,他又助饷支援二次革命。1930年8月任上海市商会主席后,他广收门生,为著名“海上闻人”之一,当时上海滩上的杜月笙等人,也要称他为大哥。由这样的人出任上海市民运动的领导,足可见其社会基础的广泛性和影响力。
上海抗日救国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电请中央限令日军退出占领地,否则对日宣战;通电拥护蒋介石统一军权抗日;电促广州国民政府泯灭私见,一致对外;电全国永久对日经济绝交;严惩奸商;严惩对政府外交政策失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外交部长王正廷,严惩不抵抗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令张学良出兵抗日,戴罪立功;实行征兵制,确定义勇军为永久组织。
应该说与学生的要求相比,上海抗日救国大会的要求要更理性、更实际一些。可是,这些要求竟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答复。其中似乎透露出国民政府的逻辑——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学生们堵到国民政府的大门口了,于是不得不做答;市民们只是在上海集会了一下,大可不必管它。
同日,南昌。宁波亦举行10万人抗日救国大会。
总之,到了26日前后,民众运动生了静悄悄的变化——由早先的以向日本抗议为重点,转变为批评、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为重点。而面对这种转变,以蒋介石为的国民政府似乎并没有引起警觉,也似乎是并不以为然。中国向来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民众运动也是川,川要疏导,而不能逆势而动、想当然地面对它。不幸的是,蒋介石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两天后,他就不得不站出来直接面对民众运动的冲击,从而也将自己在相当程度上推到了民众诉求的对立面。
一九三一年
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