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发动驱张运动（8）

文化书社不是单纯地出售进步书刊，还想方设法地为那些无钱购买书报的人提供阅读机会和方便，动群众阅读进步书刊。***书社在房屋本来就小的社内挤出地方，设立了书报阅览处，陈列各种新书报刊供大家阅览、选购。在报上刊登“介绍新著”、“通告好学诸君”之类的广告，对新书报刊广为宣传。此外，书社还印制一些广告宣传单，随书社所售书刊附送。书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1920年9月1日出版）中，就夹有由**执笔起草的以“文化书社同人”落款的两分传单：《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

《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中说：“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到这时候，就请先生再到我们社里来买，或者通信来买，我们预备着欢迎先生哩！”并向读者介绍说：“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我们的目的一一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

《读书会的商榷》中说：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1．一个人买书看，出一元钱只看得一元钱的书。若合五个人乃至十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一元钱便可以看得十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2．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3．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每月每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订几份报，这样，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不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呢？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为文化书社制定了一套民主管理制度。书社实行经济公开，会务民主，帐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三种，每隔半年在《社务报告》上公开营业况，并将《社务报告》在报刊上登载或印成小册子给全体社员。**在1921年4月的《社务报告》（第二期）中指出：“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讨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甚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为书社制定的一套民主管理制度，使书社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鉴于文化书社只是经销书刊报纸，没有自己的出版物，**在《社务报告》（第二期）中提出了文化书社的扩展计划，即计划组织一个“编译社”和一个“印刷局”，以与书社的“行”连为一贯。这样非多邀同志和多筹款不可，因此，“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

文化书社从1920年9月开始营业，到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被许克祥查封，历时近7年之久。其间，由于社务日益展的需要，社址1922年从潮宗街迁到贡院西街，1926年又迁到水风井。7年间，文化书社努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展。湖南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1925年9月，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文化书社“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多者，推湖南和四川”；“销行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