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王昆仑（18）

所谓“西山会议”，系指上述国民党右派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假借“中国国民党届四中全全”的名义开的会。这次会议主要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取消**在本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庭解雇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等多项议案。非法选举林森、單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伧为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还通知广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是停止职权”。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右派元老自成体系、自立组织、分裂国民党中央、破坏统一战线的一次非法会议。

王昆仑在这次非法的“西山会议”中不仅赞同其反动的政治立场和组织路线，而且还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多年之后，他怀着沉重的心写下了这段文字：

不久，从各地陆续来了一些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就决定在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和若干左派中委以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员的国民党党籍。他们又否认广东的国民党中央，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国民党孙中山的“正统”。这个会后，就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中央党部，并号召各地孙中山“忠实信徒”都各自成立自已地方的支部，以与原来的国共合作的地方党部分裂，对抗。

受到他们影响很深重的我和一些右派青年对他们这些主张都拥护，并到西山他们的会场外边担任护卫（他们谎说段棋瑞将派人来打会场），会后，他们派由广东田南京来的两个青年和我担任“中央党部”的秘书，而“民治主义同志会”和他们关系最深的傅汝霖、姜绍谟、陈兆彬等（年纪都比我们大十岁上下）只在幕后参与密谋，叫我们年纪轻的充当公开出面支持，摇旗啊喊，这样我们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这就是我青年时代一段最可耻的反动罪行。

王昆仑是学习哲学的，对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换之，他喜欢对革命的理论问题问个为什么，哪怕他得出的结论是锗误的。那时，他赞成“西山会议派”不仅是受着特定的立场所决定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戴季陶主义的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宣传者。在这期间，他写过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为“西山会议派”张目和壮胆，起到了很坏的社会效果。多年之后，他才知道还受到过**同志撰文批评。对此，他做了如下记述：

和西山会议差不多的时间，戴季陶写出了他的两本反动理论的书，（1）《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2）《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我读了他的书，思想上又进一步地深入中毒，以为这可找到了**的“理论根据”。他的“理论”主要是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不用阶级斗争就可以解决“民生”问题，使中国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和**，而**硬要制造阶级斗争，不适合中国本无阶级的“国”等等（原文记不准确）。

在看了戴季陶的书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就写了一篇《中国国民党内讧与**》，在北京一家反动的报纸“晨报”上表，就是后来受到我们伟大领袖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严正批判的。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有一段事实经过，就是“西山会议”负责人曾有与段祺瑞勾结的秘密（段是当时破坏孙中山“国民会议”而反得北洋政府“执政”的大军阀头子），从前曾做过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的杨庶堪，竟做了段政府的农商总长，他利用一个青年们的集会上来讲演，公然为段政府宣扬，主张国民党与段政府合作。还有两个北大学生王文彬、江伟藩又说这一类反动的话，意思是说要反对**就不要反对北洋军阀，当时引起争辩。我当时看到多年跟随孙中山的杨庶堪更一旦投敌做官，否定学运跑来煽动青年，引起愤怒，就起来驳斥，大意是我们信仰三民主义，反对**的阶级斗争，但我们是要革命的。所以也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和一切反革命，我们决不允许国民党向军阀政府献媚投降。我们要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举起右手**。我在自己所写的文章里就是以在会上的中心语句为基础，又加以扩充，还有恶毒地攻击了**为“祸国叛党”，为阴谋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杈，**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寄生政策”等等反动透顶罪恶深重的话。还有一些很坏的内容记不起来了。我表这篇文章是把国民党左派主张奉行孙中山联共方针和“西山会议”背叛孙中山主张（加以调合），主张开除**，两派“内讧”的责任归罪于**，是向社会、向广大国民党员号召起来**，在青年的国民党员中，对右派，更助长了他们**的思想祸根和对**的敌视。对广大中间分子，是以引起他们对**的疑虑和恐惧。在我表这篇文章之后，就有阉一志和程元斟（当时我们都互不认识）先后写了两篇和我意见相类似的文章表，这都是我的反动论所引起恶果的明显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