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第四章合众之城（4）

袁复礼教授于1893年生于北京，他签名时用的是l·袁博士，他的朋友们都叫他“四元”。他曾于美国学习地理学和考古学。他求知欲强，多才多艺，不仅对地理问题和地形测量很感兴趣，而且对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也独具慧眼，他在这些学科领域的修养完全符合所有欧洲标准。袁教授很乐意向我们这些欧洲人展示他的现，同时还解释他的现的意义。他与我的瑞典同道诺林和伯格曼相处最友善，没有嫉妒和分工上的争议。他和另外两人的想法都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为了欧洲和中国的研究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陪同我考察的第二位考古学家是黄文弼，他33岁，出生于湖北省汉口西面的汉川县，得到博士学位后他就去了汉学研究所。和其同事一样，他也帮助举行过考古展览，因而对考古调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他听说一批中国学者要加入我的考察队时，他就向遴选委员会提出申请，摆出条件要参加考察。

第四位中国学者名叫丁道衡，28岁，他来自长江南部贵州省织金县的一个世家大族。

最后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叫单帆顺，35岁，出生于安徽省南部的婺源县。他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定居于长江北岸的安徽省府安庆，那里盛产樱桃、杏子、梨和草莓，果园处处水果飘香。另外，那里的“迎江渚”也以其美丽和佛塔而闻名，由于这一原因，善男信女多有来此礼佛者。

由此可看出，4位中国学者和他们的中国学生来自于5个不同的省——即直隶、河南、湖北、贵州、安徽。严格地说他们代表了5个不同的民族，因为就自然、气候、人口和语而，中国的省份之间都有很大的不同。

北京的反对派在与我谈判时摆出的要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让几名中国学者和5名中国学生加入我们的考察队。然而，在选择参加者时，我们只要了4名学生，把第五个名额让给了一个年轻的摄影师，他主要是在袁复礼和黄文弼的领导下拍摄地理和考古对象。之所以确定4位学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曾解释说我准备在内陆建立4个永久气象站，而中国方面打算在考察终止以后接管它们并配以中国的气象学家，因而决定应向一个气象站派一名中国学生，以便使德国人能对他们进行至少为期一年的气象观测技术培训。这样在4月26日的协议中又加入了一个附件，规定气象站不能交给政府，而是要交给委员会，即在北京代表考察队利益的“董事会”。在没有欧洲人帮助的况下，中国人对气象站的维护和展又成为未来的问题，站在开拓者的角度我将就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后面说几句。

因此，“中国科学研究机构协会”给我分派4名学生绝非突奇想，相反那是一个明智和极具前瞻性的决定。与这些学生们熟悉之后，我有一万条理由感谢这一决定，因为这证明北京的“中国科学研究机构协会”很严肃地代替政府为气象站的将来负责。而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计划越来越清晰而且正在变成现实，虽然在某些特殊的况下由于形势的需要而作了一些有用的调整。我很快就后悔为什么才带了4名学生而不是8名，因为理想的况是，在德国气象学者撤走以后，每个气象站的中国负责人应有一个助手和一名备用人选，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缺。

北京的国立大学有自己的期刊，在该刊和别的机构与神学院的出版物上刊出了我的考察计划的简短说明，并通告数学和物理科的学生——尤其是气象科学生——可以自由报名，同时也要考察他们的英语和法语知识。

30名数学和物理科的学生提出了申请，其中竟有一个女生。在接受她报名以前，我们先询问了她的父母是否同意她与我们进行孤独的内陆之行。他们的回复我不得而知，或者是不同意，或者是那女生未通过测试，总之，她没能与我们同去。

测试者是我们的朋友袁教授和数学科的李教授。30名年轻人先接受了语测试，然后袁教授又对他们进行了数学和物理测试。每个人要做8道题，袁教授现有8名受试者通过了考试。通过了医生和身体检查后，这8名学生又接受了李教授的考试。在8位学生中只有一位姓马的学生起初体检未通过——他的脉搏太快，但当德国医院的迪波博士宣布他身体健康时，他被允许参加了最后的、决定性的考试。4个最优秀的学生从8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就是姓马的学生。其余3位分别是刘、崔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