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一双慧眼看世界――“常老救”告诫“大盛魁”（2）

“大盛魁”的两个分庄垄断了整个蒙区的贸易，销售商品不开铺面，用驼队在草原上流动贸易，同时也进行收购，收购回来的牲畜、皮毛和药材等土特产品交由总号统一经销。***“小号”是由总号投资经营的，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进货、销货由分庄直接安排。总号是“小号”的财东，“小号”服从于总号的全局利益，并大多设在内地，除为从事边贸的驼队购进内地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外，也经营当地业务，如粮店、绸布庄、票号等。

规模庞大的“大盛魁”人员众多，外欠银两数目庞大，一年贸易额达到一千亿两银子的“大盛魁”如果及时收回赊欠，恐怕外蒙的经济就得陷入瘫痪，用今天的话说不通货膨胀也得银根紧缩，所以听从常运衡收缩银根不是不可以，但这样做后，“大盛魁”以后的贸易很难再赢得蒙人的信任。威望倒了，谁还会再眷顾“大盛魁”的买卖。话又说回来了，即使是听了常运衡的话，那些常年赊欠银子的王爷大户就一定会配合给自己银子吗？更何况民国政府绝对不会面对“独立”这样离经叛道的大举措坐视不管，这一点倒让段履庄猜对了。

段履庄做徐树铮高级顾问

苏俄当时也是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立势力也失去依托。

1917年的中国北洋政府雄心勃勃，想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伺机收复外蒙古，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便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1905年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的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连张学良都对其敬佩有加。

徐树铮非常有政治头脑，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亲近之。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并称“两徐”，徐世昌被称“老徐”，而徐树铮被称为“小徐”。袁世凯称帝时，他力劝段抵制，一度被袁免职。1917年他主导策动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并且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1年辛亥革命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被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十月革命造成的俄国国内混乱，又把外蒙古送回了中国面前。

徐树铮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徐树铮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伦（乌兰巴托）。

1919年，德国战败，中国政府将参战军被改为西北边防军，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哲布尊丹巴为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他们见风使舵派遣使臣前往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国。

哲布尊丹巴是蒙古活佛，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和苏联建立的“蒙古革命党”手中。哲布尊丹巴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全无原则，后冯玉祥过库伦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大权旁落，所有的事务一律交给苏俄人员处理，上演“此间乐，不思蜀”。此时哲布尊丹巴所表示的“愿意回归中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是鼠两端之人。因此，北京政府派都护使陈毅（不是后来的陈毅元帅）到库伦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