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神武天皇”徐福东渡日本之谜（2）

这是中国古文献中第一次把徐福东渡与日本联系起来的记录。这段文字很值得探究。第一，它认为徐福东渡确已到达日本；第二，它认为徐福之所以把日本（即倭国）作为目的地，是因为在那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第三，它认为徐福带去的童男女，子孙繁衍，名曰“秦氏”；第四，它认为由于徐福后裔的繁衍，使日本风俗“一如长安”。

寻考《义楚六帖》资料的来源，可以推定该书关于日本部分的记载，大约与一位名叫宽辅的日本和尚有关。原来，公元927年（五代后唐天成二年），日本醍醐时代僧人宽辅，请赴中国。此人是真宗的高僧，法号“弘顺大师”。他在济州与义楚交往甚厚。所以，《义楚六帖》这部宗教著作，特辟《城廓·日本》一部，记载日本的风土人，其资料大多出自宽辅的口述传闻，因此，给人以亲临其境之感。《义楚六帖》在研究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五代史》中没有“日本传”，唐宋之间中国关于日本的记载，主要是依据《义楚六帖》。我们据此书的记载，可以推定在公元十世纪左右，最初是在日本流传着徐福渡海，东达日本的传说。此传说又经过赴中国内地的日本人的传播，被次载入中国的文献。

如果说，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传说，是10世纪左右日本的产品，那么，到了宋代，中国人对这样的传说就深信不疑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了。其中云：“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祚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日本刀歌》载《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五，奇怪的是《司马文公集略》中也有，不知是欧阳修做的，还是司马光做的，中国学者没有考证。此处依日本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中说法，定为欧阳作品，误入司马光的集子。）

欧阳修对徐福到达日本，做了完全肯定的描述。他在《日本刀歌》中的观点最集中地代表了11世纪前后当时中国人的日本观。

宋代之后，经过将近两个多世纪的流传，在明太祖洪武年间，这一传说又有了新的演进。

14世纪初期，日本高僧绝海中津赴中国，他在洪武元年（1368年）为朱元璋所召见。两个人讲得兴起来，一唱一和，做了两诗。现日本《蕉坚稿》（绝海中津的遗文编）中，载有《应制赋三山》一，其诗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在此诗之后，附有《明太祖御制赐和一》。其诗曰：“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应肥；昔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竟不归。”

这两诗，虽然咏的是同一个主题，却有各自的风格和心。但是，令我们最为注意的是，绝海的诗第一次透露了当时在日本的熊野山前（今和歌县境内）日本人已经立起了徐福的祠堂。至此，我们可以说，长期流传于口头和文字上的传说，已经被演绎为中日人民生活中的一种“虚构的事实”了。它明明只是一种传说，而人们却用建祠（其后还筑墓）祭祀的传统形式，确认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在当时，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的历史学家们几乎都确信这个“虚构的事实”，纷纷载入他们的著作中。

明代陈仁锡撰《皇明世法录》卷七十六“日本考”、明代刘仲达撰《刘氏鸿书》卷八“地理部”、朝鲜学者申叔舟在其《海东诸国记》、日本北畠亲房著述的《神皇正统记》等书都记录了徐福到达日本的故事。

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传说会先在日本形成和流传？为什么一部分日本人也相信自己就是徐福一行的后裔？为什么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中日朝三国的文献都同样地记录着这一“虚构的事实”？为什么大家都相信这是“事实”，并且在流传中给它增添新的内容？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自隋唐以来，日本大量吸收中国文化，汉文书籍大量流入日本，史籍中关于徐福东渡寻找蓬莱仙山求不死药的记载也必为日本人所知。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徐福东渡的背后，隐藏着一段真正的史实，徐福的神奇而浪漫的传说，不过是不自觉地被用来解释这一段不为人所注目的事实的。这个事实便是自秦汉以来，有大量中国居民迁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