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长大（3）

我的英文成绩在班级里总是名列前茅，为此我必须要感谢我们所遇到的那些英国士兵。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那些可以去英国的机会表现得都很积极，我的学校和在兰开郡艾瑟顿的勒伊中学有一些学生交流的计划。

1954年8月，我们在勒伊中学度过了两个星期的生活，那里始终下着蒙蒙的细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合身的网球套装，可老天爷偏偏一直没有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穿到外面展示一下。当时我觉得那里的男生看起来都很奇怪，因为他们在夹克里都穿着后面开衩的西装外套，这样看起来总觉他们的臀部高高地翘起。我甚至在回国后告诉妈妈：“无论我的生命中生了什么事，我都绝不会嫁给一个英国人。”而当日后我不仅嫁了一个英国人，而且是两个英国人后，妈妈常常提起这句话来取笑我。

那趟旅行总体上说还是很完满的，尽管天气不是很好，我们却和那些英国的女孩们相处得都很好，这一点并没有让我感到失望。我的名字甚至出现在了当地的报纸上，那是在我们举办的一次欢迎会上，一位记者采访了我们，让我们谈谈对于英国的印象。我们这个交流团一共由三十个人组成，其中有四个女孩和四个男孩在访谈时所说的话被刊登在了报纸上。女孩子们总是会关注一些细节，比如两个国家在生活上的一些不同：炉火、室内铺设的厚地毯，甚至是在等公车时排列整齐的队伍；而男孩子们谈论的则是有关两国关系的严肃话题。

我寄宿的那家人亲切而大方，他们家有四口人，除了其中一位与我同年的女孩，名叫玛莉安·亚屈，还有她的妈妈、爸爸和妹妹。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板球这项运动，刚开始接触时简直被它难倒了（后来我逐渐开始喜欢这种比赛，而且成为了英国队的忠实粉丝）。

我在学校里还有个绰号——“针线娃娃”，我很高兴能够继承妈妈和外婆所有编织和缝纫的手艺，我能够自己编织许多件衣服，因为在那里，我们并不必像英国的女学生一样穿着制服。我为自己织了一件旋转时裙底会高飞到腰际的公主裙。裙子是绿色的，我还在沿着摺边的地方织上了成排的棕色圆球，在圆球上还绣上了耳朵，于是，它们看起来就像一只只可爱的小兔子。当我长大些可以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时，我的朋友吴尔希常常会到我家来，我们会一起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新衣服。

我在十八岁时顺利通过了德国中学的入学考试，这相当于英国中学的高级水平考试（a-levels），后来我就到了英国学习英语。父亲总是极力地保护着我，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在战争中分离得太久。他总是称我为“小芭比”，可是他定了很早的门禁时间，这让少女时代的我感到很无奈。记得有一晚他因为觉得我还没有回家，一个人整夜睡在客厅的扶手椅上等着我，早上又忧心忡忡地跑去告诉妈妈，结果妈妈告诉他，其实我早就上床睡觉了。尽管他如此用心地保护我，但他仍然非常希望我可以离开家去国外读书，因为伊瑟会和我一起去。我去的是伦敦牛津街上的一所语学校，在那里学习英文和法文，不久便通过了剑桥大学的“初级”和“高级”的英语能力测试。戴芙妮·亚斯皮琳帮我在那里安排了住宿的地方，是和圣约翰伍德的洛森的夫妇住在一起，他们俩位都很亲切和蔼，现在的年纪也都相当大了，而我和他们也依然保持着联络。

大部分的英国人对我们都表示欢迎，但还是有些人因为我和伊瑟是德国人而有所顾忌。一次我和伊瑟在双层巴士的最后一排用德语聊天，结果一名男子转身向我们投来了一只番茄。人们对于战争留下创伤和愤怒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依然挺身站了起来，用已经相当流利的英语向他说明了战争爆时我才两岁，而结束时也只有七岁，所以战争的罪行我无法承担。有时候我们会被说成是纳粹分子，他们并不理会我们的抗议，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在这种况下，我通常都只是表明我们对战争中所生的一切深表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