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引言（2）

“在与德国作战之前，你永远都不会懂战争。***”

即便是在这个新“恐怖时代”，二战历史的吸引力都散着一股巨大的力量。例如《拯救大兵瑞恩》和《u-571》一类的电影，以及历史频道播放的数不清的纪录片，这些都证明了这个消逝的时代几乎成了一种神话。当然，与庞大军队的正面交锋要比对抗恐怖主义的影子战争更易掌控。这是一场英雄的对决，与特洛伊城墙下的战斗一样崇高。和特洛伊战争一样，决战的双方都是英雄——虽然二战的一方被令人惊骇的恶行所控制。相比较而，恐怖主义分子这样的对手完全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崇高。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毫无崇高正气，所以才让我们更加怒火中烧。

但是在对抗德军时，盟军却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怒火。乔治o奥威尔在评论一战时德国在一对一的对抗中所表现出来的战斗能力时说道：“在1914-1918年期间，英国的工人阶级很少与外国人产生交集。因此，战争导致的唯一结果便是，他们对所有的欧洲人都产生了极大的仇恨，却唯独欣赏德国人的勇气。”[2]巴塞o里德尔o哈特上尉描述了那种由来已久的比较：“德**官在这场战争中是他们专业的最佳产物——无论何处。如果他们的眼界再开阔一些，领悟得再深入一些，结果都会好很多。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变成了思想家，那他们就不再是战士了。”从个人的观点来看，克劳德o奥金莱克将军对自己仇敌所怀的敬意堪比赫克托对亚贾克斯的崇敬之。

隆美尔时常让我和我命令下在沙漠中服役的部队焦虑不安。毫无疑问，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消灭他，因为如果说世界上真存在一位将军一直心心念念地想要摧毁敌军，那就是隆美尔。他从未表现出任何的怜悯，也从未渴求他人的怜悯。但是我绝不能转变自己对纳粹政体深深的憎恶，而他却在为这个政体卖命，将此憎恶转移到自己身上而成为了我的对手。现在他已然离世，而如果我说，他作为一名军人，一个男子汉，深得我的敬重，而且他那不太体面的死亡方式，也让我深感痛惜，那么我必定会遭受谴责，说我是贝文先生所说的“将军联合会”中的一员。就我而，这样的一个联合会理应存在，会员资格应该是对于仇敌的品质的认可，而你也渴望拥有这样的品质，并尊重这位勇敢、有能力而且正直的对手，即便他战败了，你也希望他能够得到赢家的待遇，而自己是输家。这样的想法在过去被称为骑士风度，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这种风度毫无意义，并认为这样的操能够存活于战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他们真是这么想的，那我只能对他们深表遗憾。

这种军事竞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将积聚了广大人力和工业资源的对手一分高低。当失败迫在眉睫之时，军人们会坚持不懈，直到自己的国家在一个奋起反抗的世界的武力下分崩离析。“就像旧时日耳曼部落的勇士，他们下定决心誓死守护家园，必须要保护那些被东部侵略者赶出家园的人们。”[2]

但是，他们究竟有多么接近胜利，尤其是在战争初始的三年中，这让那些研究这场战争的学者们不寒而栗。1941年12月11日身处议院的丘吉尔实在太有先见之明了，当时他说：“与德国抗争，就是在与一个非常棘手而且资源丰富的劲敌抗争——这个劲敌在各方面都值得厄运的眷顾。”因为这样的胜利会将整个世界推入与奥萨马o本o拉登及其泛滥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所规划的、有些许不同的地狱之中。虽然希特勒和本o拉登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不会有人像奥金莱克将军写隆美尔那样，热洋溢地颂扬“911事件”中的19名劫机者或者本o拉登的同伙、巴格达的刽子手、双手沾满鲜血的扎卡维。丘吉尔毫不忌讳地称赞这个拥有骑士风度的伟大敌军，这样的颂扬差点让他遭受了议院的指责——“我们的对手在与我们对抗时近乎智勇双全，除去他所引的浩劫不谈，他便是一位伟大的统帅”（1942年1月27日）。丘吉尔在在议院面前说的这句话，也许是再一次对自己的仇敌予以最大的颂扬：“在与德国作战之前，你永远都不会懂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