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顾维钧，我的1919年（4）

6月28日，也就是所谓的“和平会议”巴黎和会的闭幕典礼，在那些所谓的胜利者的欢呼声中召开了，但他们现，在为中国全权代表预留的两把座椅上空无一人。***对于中国来说，当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争得正义的话，也许默默的抗议成了不二的选择——当然，代表们也可以坐下来签字，但顾维钧没有这样做，而是堂堂正正地选择离开。

在列强们的惊异、激动、愕然等错综复杂的绪里，中国代表团已经踏上了回国的路。正如顾维钧所说的：“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椅子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

《伊索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狼在河的上游，责备下游的羊把水搅浑了。羊说，他在下游喝水，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狼又说，但是你去年骂了我爸爸。羊回答说，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狼于是对羊说，即使你善于辩解，我还是要吃了你。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说，这段寓是对旧中国外交的最好注解。其时，顾维钧面临着三种选择：

第一，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在由英、法、美等大国控制的和会上，可能很多人都明白，山东问题已经无法挽回，而且就连北洋政府也已经决定签字了。代表团团长、外交总长陆徵祥惧怕拒签的后果因而也倾向于签字。应该说，大部分代表都主张签字的。

第二，乘机推脱，然后溜走。可以想象，列强们和中国政府都主张签字，而国内的民众自然不愿意签字。如果代表中国政府签字的话，就会沦为民族的罪人，反之，就违抗了政府的命令。在这个两难的境地里，也许溜走是最明哲保身的做法。

这种况，在其他成员身上就表现出来了。正式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在6月上旬离开巴黎返回伦敦；6月中旬，陆徵祥以生病为由请辞外交总长一职，并且还没等到中央政府同意就住进了医院；而在这五人中，顾维钧资历最浅，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摆脱责任，趁机溜掉。

第三，拒绝签约。顾维钧非常清楚签约的后果，正如顾维钧所说的：“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乎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的话，全国人民都会团结起来一同抗日；如果签约的话，不仅自己是民族罪人，也会给中国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其他成员都打退堂鼓的时候，在面临着可签可溜的严峻形势，顾维钧勇敢地挑起了中国代表团的重任，成为代表团后期实际的主持人，在最终拒绝签署对德和约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最终以山东被转租给日本而失败告终，但是巴黎和会的失败，却客观地成就了顾维钧。原因在于，拒签字顺应了民意，得到了国内民众和舆论的支持和欢迎，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和钦佩。

（街头演说反对巴黎和会）

先，没有几个人能在内外交困的时候坚持下来，顾维钧做到了。作为外交官，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必要的时候为了国家的利益还要牺牲个人利益。这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懂，但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顾维钧做到了。

实际上，在巴黎之行的前段时间，顾维钧的妻子就因西班牙流感刚刚去世，妻子去世的时候还留下了两个孩子，而幼子仅仅几个月大。妻子去世的打击，让顾维钧曾一度考虑过辞职，并且递交了辞呈。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宣布辞职，无疑对北洋政府的打击也很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其他几个人物因为流感，有死儿子的，也有死太太的，整个中国使馆笼罩在悲伤、消沉的气氛中。在其他人员都选择退缩的时候，顾维钧唯有挑起重担，毅然接受了参加巴黎和会的使命。

同样，在巴黎和会上，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人，顾维钧可以有许多选择，比如，他可不必为代表团的成败承担过多责任。但是，在其他人选择退缩的况下，他又一次承担起了主要责任，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和支持。更在和会的最后阶段，在代表团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的时候，率领中国代表团坚决拒签《巴黎和约》，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为近代中国外交写下了绚烂的一笔。不管成败与否，我们都应该承认，没有顾维钧，也许中国会更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