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你们要补我一杯喜酒喽！”（2）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允斌出世了。***孩子还不到1岁．**就调离安源。为了工作方便，何宝珍只好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抚养。之后，刘步奇在白区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何宝珍随同**四进上海。

第一次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生后不久。当时，**在上海总工会1二作，何宝珍从安源来到**身边，负责通讯联络、管理文件、抄写资料等工作，同时细心照料身患肺病的丈夫。同年底，**回湖南养病，不幸被捕入狱。何宝珍四处奔走，多方营救，先是找在长沙长郡中学任教的李治安，争取他的同和帮助，后又通过关系找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疏通，让宁乡籍省议员及绅士出面保释。

北伐战争期间，何宝珍随**进入武汉。她除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文件收管理工作外，还经常参加慰问北伐军伤病员和救济妇女儿童的活动，热帮助派到武汉工作的同志解决困难。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武汉形势日趋险恶。当时**正在庐山养病，记挂着留在汉口的何宝珍，于是立即通过关系转告她马上转移到庐山。此时，他们的女儿爱琴呱呱坠地来到人间只有几个月。何宝珍为了革命工作，只好把女儿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家里。

1927年10月，何宝珍同**再次来到上海。那时上海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跟，到处搜捕革命同志。有一次，**正在工人宿舍里开会，一群流氓打手闻风赶来搜捕。**立即布置转移。这时，何宝珍站了起来，把手一挥说：“我们与敌人决一死斗！”拔腿就往外冲。**一把拖住她，严肃地说：“快走，这是命令！”把她推了出去。

1929年春，**从顺直省委调回上海，任**沪东区委书记，何宝珍随他第三次到上海。不久，又同**一道去满洲省委工作。

1930年3月，何宝珍随**离开满洲省委，第四次到上海工作。这次在上海期间，她当过交通，住过机关，搞过联络，守过店铺，任过教员，进过工厂。她不顾个人安危，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同志们排忧解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和何宝珍过惯了患难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