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第三节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24）

第二，社会经济展的带动。***在这方面，突出的如滇西澜沧江、怒江两岸今保山、德宏一带，自古为我国西南内陆地区通往东南亚诸国和印度洋、波斯湾、地中海沿岸的陆上交通孔道。史称早在西汉初年便已有“蜀贾奸或至焉”1，及至汉开“西南夷”置不韦县（今保山市）后，曾一度成为滇黔汉族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再至东汉设置永昌郡，又将汉族的分布面进一步推进到了怒江西岸今中缅边界沿线地带。降及魏晋南北朝以后，虽古道仍旧保持畅通，但已没有了汉族分布。2延至“洪武开滇”后，随着永昌府、卫的设置，大量汉族移民的植入和对外贸易的活跃，汉族不仅在境内迅速展起来，而且还漫过边界在缅甸北部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区。据《西南夷风土记》的作者朱孟震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到过这一地区后在其书中说：“江头城（今缅甸北部杰沙）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

再如明、清时期，随着矿冶业在云南普遍兴起，曾吸引了大批省内外人户蜂拥而至，不仅促使东川汤丹、个旧老厂以及云龙、会泽、双柏等原来较荒僻的地区迅速崛起而集聚了数以万计的汉族人口3，而且不少人还深入到了一些以往汉人从未涉足过的边远地区乃至境外，从而使得汉民族的分布面拓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其中，著名的缅北大山银厂，史载其时“彼土人不熟炼法，故听中国人往采。彼特税收而已。大山厂多江西、湖广人”4。又说：缅北有一山，“山谷前为波龙厂，有银矿，往时内地贫民至彼采矿者以万计”5。

第三，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有时也会使得汉族的分布面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生急剧变化而有所扩大。如明清之际张献忠余部“大西军”拥南明永历帝据滇抗清，后为吴三桂清兵所逼而逃缅，史载“官兵男妇马步从者数十万人，从古奔播（波），未有若此之众者”6。后来，永历帝被吴三桂从缅甸俘回，其所随“数十万人”多自此流落滇西中缅边界内外。今云南4000多千米的边境线两侧，尤以滇西保山、临沧一段汉族人口分布最广也最为密集，当与此不无内在联系。

总而之，滇黔汉族的分布，在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下，自明初以来便一直呈不断蔓延扩大之势，这是滇黔汉族展壮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至于元明以来滇黔的民族互动融合，大体说来，元代汉族移民虽人数和分布面都极其有限，但因当时滇黔一带业已纳入了元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加之无论是滇中新兴州（今玉溪）的“汉军”，还是滇东北乌蒙（今昭通）的“新附汉军”，都是组织严密的军事化社会群体，故而这批最先移入的汉族移民的下落，尽管史缺有间不得其详，然可以相信当于数十年后汇入随“洪武开滇”而来的汉族移民大潮之中。

及至明初以后，由于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因而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土著族群之间的互动融合，几乎从一开始便以汉族吸收、融合少数民族土著族群为历史趋势，但其间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例如滇东曲靖市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曾为南中府和滇黔汉族最主要的聚居区，以后随汉民族集体的消失成为“西爨白蛮”的腹心地带，再至唐中叶南诏徙“西爨”之后，便一直是今滇东彝族直系先民中“普么”、“磨弥”两部的世居之地。及至明初“洪武开滇”时，于其地设曲靖府和曲靖、越州两卫，大约徙入了不少于五六万人的军民屯户。降及明中叶，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曲靖府》说：当时的况是“郡中夷、汉杂处，列屋于府、州、县之近者，大多汉、楚武人（即卫所屯兵）。……其日罗罗者，则散居村落”。但到了清代，彝族不仅在人数上已退居少数，而且在分布上也由坝区收缩到山区和半山区丘陵地带1。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除了汉族移民自身的生息繁衍之外，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民族互动融合的结果。居住在平坝地区的“海罗罗”，因“其属性与汉人不相远”2，即经济文化展水平比较接近，且“衣冠礼仪一如汉人”3，故而在长期的杂居共处中逐渐融入汉族而消失。在今曲靖市境内，存在着大量以彝语命名而无彝族人户的村寨，据调查基本上都是民族融合后的遗迹。其中最突出的是曲靖城北今沾益县境内的“小麻拉”村（“麻拉”彝语意为“针线箩”），原为沾益州土知州安氏土司的故里，但目前村中已没有了彝族人户，对此无论是按村老的解释还是据有关碑刻文献考证，答案都是已融入了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