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从唐伯虎的风流说起（1）

凡才子，皆风流潇洒，而且在男女之事上，持浪漫态度。***倘一个才子，居然不浪漫，那他就白当了。

当代也有才子，也浪漫，而且浪漫起来，不让古人。不知为什么，也许才子，还得有才。没有多少的才，还要做出有才的样子，在那儿浪漫，就让人倒牙，就招人起腻了。古代才子，唯其有才，货真价实，这才风流出文坛佳活，这才浪漫出千古韵事。

清人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说到唐寅，那才是一个够水平的浪漫文人，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封号，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口碑，都是认可的：“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

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洋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也是所有才子艳羡不已，希望自己能这样风流浪漫一回的故事。

野史所记，不足征信，至于他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无关紧要。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是可以肯定的。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纵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这浪漫，够意思。

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带来明代文学的变数。于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奇书，《金瓶梅》就选择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试想一下，唐伯虎为达目的，可以隐名埋姓，“诡身为仆，那么别的其他什么才子，化名写一部淫秽笔墨的话本，又有何不可呢？”至今查不出兰陵笑笑生，为何许人？但能够写出这部奇书，绝非菜鸟，一定是位高水平的才子。

《金瓶梅》问世，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应该说，出这部书，一是要具备出这部书的气候，二是要具备写这部书的才子。有的朝代，才子也许不难找，但气候却未必总如人愿；有的朝代，天气倒是蛮不错的，风和日丽，但才子们或忙于巴结做官，或忙于大谈恋爱，或忙于炒股财，无心伏案写作。总算到了嘉靖、万历，条件成熟，《金瓶梅》登场。什么时代，什么传统；什么作家，什么作品；大致会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

古代文人，基本可分三类，一类是完全从属于官方的，姑称之曰“住校生”；一类是身在山林思廊庙，人在廊庙想山林，于两者之间徘徊踯躅，游移不定的，姑称之曰“走读生”；一类就是唐寅这样的，索性当一名“逃学生”，若无缰之马，似不系之舟，要多自由，有多自由，要多快活，有多快活，干嘛非要考中状元，博一个封妻荫子呢？

唐寅（1470—1523）死后，李贽（1527—1602）出生，如果说前一代才子，只是创造了离经叛道的生存方式，那么后一代才子，从理论上提倡“好货好色”，人之本性，生活**，并非罪愆。这样，那些文人中的走读生、逃学生，便大解放，大轻松，便大放肆，大出洋相。文人的放浪和放荡，也对社会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影响。作《拍案惊奇》的凌濛初曾经对十五六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而淫，是建筑在赵翼所说的“世运升平，物力丰裕”上。《金瓶梅》以及随后直至明末清初，不绝如缕的淫秽小说，能够应运而生，一是商人阶层文化消费的必然，一是整个社会的淫风所致。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和很多分封世袭的王，是这股淫风的总源头。《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有好几十种推断，但没有一个说法被认定。但是，此人必是一位名士，是毫无疑义的。他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直接性描写的先河，先前的文学传统中，并非无此类性文字，但到他这里，公开的，而不是隐晦的，暴露的，而不是收敛的；恶俗的，而不是文雅的；大张旗鼓的，而不是点到即止的性描写，可谓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