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话说白居易（3）

因此，他早期的文学观点，是属于干预生活的绝对现实主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心结，在动荡岁月里的责任意识，在危乱年代里的经世热忱，是不可遏止的。所以，他从呈顾况披阅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诗人四十五岁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约为公元788年（贞元四年），到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共二十多年间，白居易是以讽谕诗，为他的创作重点。其中，《秦中吟》十、《新乐府》四十，为其代表作。

这些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色彩，鲜明的时代气息，勇敢的批判精神，高昂的抗争意识，无不激起共鸣；所反映出来的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贪婪榨取，无尽搜刮，民不聊生的惨状，无不义愤填膺。他的这些诗篇，满城传唱，万众吟诵，然而，也触犯了既得利益阶层。

正如他在《与元九书》中所说：“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握军要者切齿矣”，遂导致他第一次面临“长安居大不易”的失败，尝到了生存环境没有调适好的苦头。

反正，中国文人的脐带，系在大地母亲身上，系在民族国家身上，系在人民大众身上，你就不可能和统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统治者龙颜大悦，你就不可能不因为你的干预时政，挑战丑类，揭露败恶，批判权贵，说了些真话，道出些实，而不遭受统治者的修理。

也许统治者日理万机，一时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统治者手下的牛头马面，打手爪牙，却绝不是吃干饭的。于是，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的白居易，到底被那些嫉恨他的人，新账旧账一块算，只有捏着鼻子“出佐浔阳”。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九载：“元和十年，秋，或居易母堕井死，赋《新井》诗，出为刺史。王涯其不可，乃贬江州司马。”下注：“论盗杀武元衡事，宰相嫌其出位故也。”

什么叫出位？就是诗人未能在此时此刻的生存环境中，调适好自己的位置。

据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白居易在长安的四个坊里生活过，有过自己的屋宇房舍。基本都在东市之东，约相当于今日北京城的东四环部位。公元783年（贞元十九年）春，白居易第二次来京会试，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才在长安正式找房子住下来，所谓“卜宅之始”，住常乐坊。为主客司郎中时，住新昌坊，为左赞善大夫时，住昭国坊。为刑部尚书时，住宣平坊。其间还曾寄寓永崇坊的华阳观。但是，京城对他来说，仍是“居大不易”。

小的人居环境，未能尽如人愿，是与大的政治气候未能周全应对，存在必然联系。公元816年（元和十一年），他就在诗中写道：“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清瘦诗成癖，麓豪酒放狂。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就已经萌出《吾土》诗中“岂限长安与洛阳”的不再逗留善之区的逃避想法。

你可以责备他的退缩，他的软弱，但你不得不认同他这种聪明人的选择。作过斗士的人，不一定要当永远的斗士到底。我们总是以完人，全人，尽善，尽美，去期待谁，要求谁，指望谁，推动谁，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残酷，一种不堪负荷的道义承担。你得相信，鲁迅的《聪明人、奴才和傻子》一文，绝对是人世间的真实写照。

在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有一番诠释诗人远离官场纷争，跳出政治绞杀，彻底改变自己，全方位调适的精彩分析：

“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处世者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余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得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