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话说白居易（5）

因此，白居易在开辟新的精神空间的同时，也在另谋新的生存环境。***

《旧唐书。本传》说：“居易初对策高第，擢人翰林，蒙英主特达顾恩。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讦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衰弱，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性为事。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置身散地，冀以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也许，任何一个信口雌黄的人，任何一个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的人。任何一个习惯于高调指责一切的人，任何一个其实很王八蛋却总将别人看作王八蛋的人，大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软弱，转向，后退，认输。可是，善良的人们，怎么不能替这位诗人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冲锋陷阵，为什么要慷慨就义，为什么要奋不顾身，为什么要一往直前呢？

文学在变，生活更在变。

公元835年（大和九年）甘露事变生，白居易写过“彼为俎醢机上尽，此作鸾凤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咏史》）“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从这些诗句里，我们看到在那场血腥的政治屠杀中，他能够侥幸脱险，未遭杀身之灾，是心有余悸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是在肯定自己，这些年来，为改变生存环境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为，大约从公元824年（长庆四年），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便基本上离开“居大不易”的长安。而从公元829年（大和三年）起，一直到公元846年（会昌六年）去世，就一直居住在洛阳外郭城东南端的履道里。得以生存下来，得以进行创作，得以享受生活，得以安度晚年，做他的快乐神仙。

他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池上篇》，讲述他在洛阳履道里那个精神家园里的幸福时光。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歇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其中，白须飘然，十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

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白乐天，终于在洛阳，在静静的伊水边，实现了当年顾况对他“居天下有何难”的期许。

世事短暂，文学长久，聪明如斯人者，才真是值得我们钦敬啊！

（二）自居易饮酒

诗是吟的，酒是品的。

好诗要慢慢吟诵，好酒要细细品味。吟好诗，品好酒，不但是古人，也是今人的一种美的身心享受。

不过，说来不觉有点遗憾，如今，好酒是越来越多，好诗却越来越少，酒吧是越来越贵，诗刊却越来越糟。写诗的人越来越茂盛，读诗的人越来越稀缺。于是，自20世纪初胡适的《尝试集》倡白话诗以来，中国便成了一个有酒可品，无诗可吟的极其缺乏诗意的国度，想想唐朝，处于酩酊状态下的那些诗人，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好，该是多么令我们羡慕的了。

大约旧时诗人，懂酒、识酒、知酒、深谙酒之妙处，能从中汲取到诗的灵感，当今诗人，善饮者不少，明白酒之真谛而形诸绝妙文章者，却不多。所以，在唐朝诗坛上，无论初、盛、中、晚，凡好的诗人，差不多都好酒，而且还非一般的好，是嗜好，是癖好，有的甚至到了无酒不成诗的地步。因之，诗有酒意，酒有诗，便是唐朝诗歌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色。

据宋。叶廷珪《海录碎事酒门》，“李白每醉为文，未尝差，人目为醉圣。白乐天自称醉王，皮日休自称醉士”，可见当时诗人与酒是个怎样密切的关系了。再往远看，从曹操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从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在中国，无数好酒的诗人，写了无数出色的饮酒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