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第三节人口发展状况（1）

由于毛南族祥地的三南地区山多地少，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生产力展长期停滞，因而毛南族虽然在这里生生不息了千百年，但人口展极为缓慢。

直到民国年间（1912~1949年），操毛南语的人口约为15000人，其中绝大部分（约11000人）聚居在思恩县（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上南、中南、下南3个乡，其余4000多人聚居在与“三南”地区接界的川山、水源、洛阳各乡以及南丹县七圩和河池县（今金城江区）的下桥周边地带。

恶劣的自然环境，苛刻的生产生活条件，严重地阻碍毛南族社会、经济与人口的展，也造就了毛南人民特有的民族个性：坚韧顽强、勤奋谦逊、团结互助、开放包容、勇于逆境求生的意识、渴望走出大山的心态以及自觉向兄弟民族学习先进生产技能的秉性。自清朝初叶以来，由于“三南”地区的生产力得到展，人口逐渐增多，“三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已不堪人口增加的重负。于是毛南族人开始向周边地带的水源、川山、洛阳、思恩、大安等壮族乡镇的水稻种植地区迁移，谋求相对有利一点的生存展空间。

毛南族人口从传统的聚居区“三南”外迁，概略地说，可以分为3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为清朝中后叶时期。毛南人在外出做生意、做手艺或打工时，只要与当地壮族、汉族人民攀上亲戚，交上朋友，就可以择机挑选安家落户的地方。根据资料显示，毛南族部分人在明清时期，曾先后迁到河池市境内的都安、罗城、思恩等县定居。目前在这些地方的毛南族人都已经基本上汉化、壮化了，但都还知道他们的祖先来自毛南山乡，近年还常组织代表寻亲祭祖。到了民国年间，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毛南人外出做生意、做手艺或打工迁出的机会减少，还接纳了为避战祸进入毛南山乡的汉族、壮族人民。第二个外迁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土地改革后，紧随而来的是合作化运动。当时，环江村村寨寨都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都成了靠劳力吃饭的人民公社社员。社员们现田地越多，征购、挂购粮食、鸡、鸭、蛋品及生猪的任务就越重，田地多的壮族生产合作社社员为减轻负担，乐意将田地划出，接纳以勤俭著称的毛南人民。此时迁入壮族地区的毛南人，仍沿袭“聚族而居、同姓聚居”的习惯，单独另建村寨、生产队，或者联络数家同姓同宗兄弟姐妹，插入壮族村寨或生产队安家落户。第三个外迁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十年代。政府总结了扶助贫困人口的经验教训，改变了扶贫解困方法，变沿用多年的“救济型”“输血型”扶贫解困政策，为“扶智型”“造血型”扶贫解困方式，安排专项资金，有计划、有组织地搬迁到耕地充足、社会状况较好的乡镇，设立异地安置场，同时对青壮年进行一门以上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让他们从事以糖蔗、桑蚕、水果为主导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历次外迁到壮族、汉族地区的毛南人，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产生活环境，取得较大的进步与展，并很快融入当地的壮族、汉族社会文化之中。毛南族的人口得到了增加。

据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毛南人口为22419人。20世纪80年代，在国务院批准成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前夕，按照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通知精神，祖辈迁离毛南家园，迁入壮族、汉族地方居住，或因其他原因儿孙已改为壮族、汉族及其他族籍的三代之内有毛南族血缘的，可以申报改正或恢复本民族族籍。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毛南族人口增至73370人，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22419人增加50951人。其主要原因是由恢复、改正族籍而增加的。

毛南族传统聚居区“三南”的人口，在民族展史中，其比例出现过明显的变化。如据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三南”地区毛南人为14263人，占全国毛南族总人口的63。62%；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三南”地区毛南人口增至24000多人，占全国毛南族总人口的比例却降为32。71%，这说明迁移到壮族、汉族地区的毛南人口，获得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后，人口增长的速度，比在原聚居地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