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节商贸交往（1）

白族地区自古就是多条商道的必经之地，从秦汉以来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特别是唐宋以来的大型商贸集市“观音市”（即三月街，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明清以来兴起的白族喜洲商帮，都充分体现了白族商业贸易的繁荣。长期的商贸交往活动，使白族形成了深厚的商业文化传统，这是白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值得大力弘扬的文化遗产。

一、白族地区的古代商道和贸易往来

1。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

地处印度和中国两个文明古国之间横断山脉腹地的大理白族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两大文化之间经济交往的桥梁。号称南方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即是连接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古国的一条历史悠久的商路，其路线为由四川成都出，之后分南北两道进入云南：一条叫灵关道，即成都—邛崃—雅安—越巂（古称灵关）—西昌—会理—姚安—楚雄；另一条叫朱提道，即成都—宜宾—盐津—昭通（古称朱提）—会泽—昆明—安宁—楚雄。这两条古商道，在云南楚雄会合后，沿着南华—祥云—大理—永平（古称博南）—保山（或腾冲）—德宏—缅甸—印度。

这条商道的形成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久，即下令修筑“五尺道”，沟通西南夷部落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五尺道”虽未直通大理，但给大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从此“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巴蜀、大理商人多取滇地牛、马、僮仆等为交易，又把四川出产的铁质工具及各种手工业品运入大理，然后转运永昌（今保山）等地，有效地促进了大理地区商业和社会经济的展。

汉使张骞出使西域，在今阿富汗见到产自蜀地的蜀布、筇竹杖等物，就知道此前已有一条从滇西到达缅甸、印度等国的商道，沟通了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商业往来。公元前105年，汉武帝进一步开原有的古商道从成都至滇（昆明）一段，使之成为沟通中印经济文化交流的“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由于古道从大理至保山途经博南山一段道路较为险峻，东汉时期又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开拓，因此得名“博南道”。“博南道”的开凿，进一步打通了从四川成都起，经大理到达中南半岛各国、印度乃至欧洲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渠道。蜀、滇（大理）商人用丝绸、蜀锦、筇竹杖以及茶叶、药材等土特产品同掸国（今缅甸边境）、身毒（古印度）等国商人交易，换回金、贝、玉石、琉璃制品等。

南诏时期，大理地区成为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厘城（今喜洲）更是成为外商云集、南北货物集散的商业中心城市。各族商人（行商），通过西南丝绸之路经常往来于永昌、越赕（腾冲）到骠国（缅甸）南部之间，从事经商活动。同时打通了从银生城（景东）往南通往勃泥、昆仑等国（东南亚半岛南部）的商道。交换的商品主要有珍宝、黄金、麝香、琉璃、大羊等，其中麝香及大羊是南诏的主要交易品。《蛮书》卷七载：“麝香出永昌及南诏诸山，土人皆以交易货币。”“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一些商人长年在外，不能回乡。《蛮书》卷二载：“河赕（大理）贾客在寻传（今云南云龙以西至缅甸伊洛瓦底江西岸）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腾冲、芒市一带）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财之名）绝。’”反映出大理地区商人在这条古老商道上与周边地区的通商况。

大理国时期，由于宋王朝的人为阻隔，蜀身毒道从成都至大理一段渐趋衰落，但缅甸、印度以至波斯等国商人，通过这条商道到大理经商、入贡者仍史不绝书。元朝时期，这条商道成为大理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白族商帮的兴起，这条商道进入其黄金时代。

近代以来，整个大理地区以下关为中心的商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下关—保山—畹町—瓦城—仰光，即滇缅公路线；二是下关—昆明—重庆—武汉—上海线。这两条道路的展形成与民族商业资本的经营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