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西两种体系（1）

所谓近代史，如果按中国传统史学来说，就是晚清史。***中国传统史学，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这样的。如果按世界史的划分来说，晚清史只能算是中国近代史。我们怎么看待近代史，或者说怎么看待我们的晚清史，这个历史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西方有个世界体系，我们有一个天下体系，或者叫朝贡体系。但是我们这个天下体系（朝贡体系）是内敛的，是内缩的。就是说，并不是我去打了天下，征服了某块殖民地，然后建立起一个朝贡体系让其他人来服从我，而基本上是用一种文化的、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的文化，然后向我进贡；或者以大国之威，让周边国家向我朝贡。有的朝代也会打一下，占了地方，不是当殖民地，而是直接占领。但往往控制不住，朝代末期又退了出来。在这个天下体系里，我呢，是中心，但并不知道世界周边有多远。朝贡体系就像一个圆，这个圆的中心是中国，而外延有多大不知道，多大都可以。你来不来我不管：你来朝贡，那是你向慕王化；如果你不来呢，随你的便。显然，这样一个体系不是向外输出的体系。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呢，实际便形成了一个输出型的体系。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把它所遇到的，能殖民的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把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在这两种体系的碰撞中，我们的天下体系显然崩溃了。1（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先生在其皇皇巨著《日本政治史》中，曾将西欧的现代国家秩序与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进行了精彩比较。他认为：第一，近代西方的国家秩序乃是各自拥有主权、在形式上平等的国家所建立的，但实质上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强国以各种方式控制弱国，干涉其内政；而朝贡体系虽是建立在本质上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之上，但作为宗主国的中华帝国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第二，西欧国家秩序一方面隐藏着其将自己扩大为“世界秩序”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本着基督教的救世结，持续不断地向西欧以外的非基督教世界扩张；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则奉行“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东汉何休语）的所谓“不治主义”，从而表现出一种内向的自我封闭的孤独倾向，扩张意识非常微弱。参见（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7～8页、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我们干不过人家，就得听人家的。中国人开始是被动接受，人家兵临城下，我们捏着鼻子忍受；后来有点主动性了，逐渐产生了解人家的**，开始学习《万国公法》。我们在1860年开始设置同文馆的时候，主要学习的就是《万国公法》。我们开始想了解这个世界体系是怎么回事——所谓的《万国公法》，其实就是西方那个世界体系的规则。

开放口岸也是如此：开始是人家逼着我们开放，这次开放一些，下次再开放一些，后来我们就自己主动开放了。学习亦是如此：开始是被动学习，然后是半推半就、中体西用，最后是全面地学习。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是全面地学习。不光是西学东渐，而且是西俗东渐。如果注意看一下那个时候的报纸，就会现当时所有西洋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手杖是文明棍，自行车是文明车，连火柴都是文明火。话剧是文明戏，我们的京剧叫旧戏。凡是西洋的东西都意味着文明，都意味着是需要我们学习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心悦诚服地被拖入了这个体系——我们认账了。为何会这样？因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类创造和追求财富的需求，一旦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普及开来，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动力驱使人们去进入它们的世界。这就是一个近代史的过程。

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西方的世界体系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它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建立的，跟工业革命息息相关。如果按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说法，其实西方的展道路是一个偶然，但是这个偶然却造出了大事。为什么呢？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工商文明，而现代工商文明这样一个潘多拉之匣被打开后，世界就变了。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得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