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作者与编辑的缘分（4）

“麻烦你啦！”我一个劲地抱歉，为这年三十晚上也不能使他休息的打扰，真是不好意思。***

“快上船吧！”

现在回忆起来，作为知识分子的骨头，那样缺乏钙质，也真是汗颜呀！说实在的，如果就是存心误了归队日期，或者，索性在家过了年再回工地，会杀头吗？而在那些年里，整人者对你百般凌辱，肆意施虐，活脱一群法西斯，蹂躏折磨到痛不欲生的时候，你甚至有“吾与汝偕亡”的杀人之心，不也由于顾惜妻子儿女，宁可得过且过地苟活着，而强咽下这口气吗？

不敢哪，真是一点点也不敢，而且，这个念头还未形成，立刻就觉得自己大逆不道了！

有什么法子，知识分子灵魂中的对于强权软弱屈服的劣根性，才是致命伤啊！我读过一篇谈论外国作家自杀的文章，反过来看一看我自己，也看一看我同行，真是惭愧之极，除去傅雷先生，老舍先生，谁不曾磕头如捣蒜地低头认过罪呢！所以，我对时下一些“右派”的自我表彰，似乎他们从来是不畏强暴的人中豪杰，说心里话，不大敢相信的。

船快要到达彼岸，我向这位摆渡人致谢的同时，绝非讨好地打听他的名字，希望记住这位于我困境中伸出援手的朋友。那时，我几乎没有朋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把背对着我。他不了解我的嘤鸣之心，只当作普通渡客那样，说了一句话：“告诉你又如何？你上了岸，走不出五步，保证你就忘了。”

想起这段摆渡的往事，只是想说明在中国文坛上，所有成名的，待成名的，希望成名的作者，面前都横亘着一条河，也许并不宽，但要到达彼岸，却必须依赖文学编辑。但过了河以后，很快忘掉摆渡人的作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我之所以记住这位驾船渡我过河的第一位艄公，因为是他表了我的处女作《改选》。由于他没有将来稿扔进字纸篓，使我得到了二十二年“被置之死地”的痛苦，这个太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上岸后走多远，也不会忘记道恰君的。近半个世纪来，颠沛流离的我，仍保存着他接到我稿子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的一纸黄变脆的短札，就是证明。

现在已经记不起1957年那个春末的一天，去小羊宜宾胡同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细节了。崔道怡很高的个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但背躬绝不像如今这样明显。看来，划船摆渡是件很吃力的活，四十多年来，他这个艄公当得够辛苦的。他这职业使他读过的稿件字数，当以亿计了，经他手出的作品篇数，当以万计了，矢志不移，为他人作嫁衣，这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我知道，他年轻时与许多老作家打过交道，等他不再年轻时，又一大把一大把地把比他年轻的作家推出来，其中，有许多足以吓人一跳的名字。

这些名字，我可以写出一串，但考虑到有的认这个账，有的并不认这个账，干脆就免了。但他对认账者，谦谨诚挚，热烈平和；对不认账者，平和热烈，诚挚谦谨，可以说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从他脸上，到他心里，看不出什么两样。哦！他当这个艄公，可以说进入化境。我很宾服他，因为我修养差，做不到。所以他成名编，我成不了。

但也奇怪，在当代文学史上，不论是哪位明公编写的，都没有记叙文学编辑业绩史实的章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我认为，道怡君对于当代小说的贡献甚大，他的赏鉴、品识、辨别、感悟的能力，套用秦兆阳老师的一个惹了大祸的术语，也就是“广阔的现实主义”作品中间，这些他所熟悉的审美领域里，与他同辈编辑相较，绝对是第一流的。如果有人若在当代文学史里设立编辑一章，崔道怡对于小说艺术的成长进展，所起到的作用，似应有专门写他的一节。这自然是痴人说梦的事，因而我多次动员他自己来写，哪怕是一部文坛掌故也好，老崔总报之以嘿嘿，五岳归来不看岳，黄山去后不看山，大有阅人多焉，夫复何的意思。

当年七月，作品见刊，毒液四溅，舆论大哗，黑云压城，顷刻间，我被宣布完蛋，帽子一顶，逐出京城，二十二年以后，居然不死，重回文坛。22x365的天数，约相等于我一篇《改选》的字数，呜呼，为每一个字付出一天痛苦的代价，这惩罚也太残酷了。我当然不会“感谢”道怡，或李清泉、秦兆阳两位老师，其实我应该“感谢”的，是那个时代里，无知对于知识的憎恨，愚昧对于文明的幽闭，而施加之于知识分子的人身和精神的磨难，成为潮流与时尚。到了“文革”期间，其甚者，与希特勒的反犹，与中世纪对异教徒的迫害，也相差无几，又有几个不倒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