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34）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20世纪90年代提出大企业和大集团战略，大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单位资本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工作的职工从最多时候的14000万人，下降到目前的3500万人左右，十几年中减少了1亿多工作岗位；gdp中资本、资源、道路、办公楼、广场等形成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小企业和服务业形成的比例越来越低。大企业、大项目、大资本带动，上规模、上档次、搞龙头企业，是许多地方政府展经济的重要思路和战略。而过去的30年，对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的展，对服务业的展，在思想上忽视，在战略上轻视，在体制上障碍较多，在政策上没有支持，在法律上没有有用和能用的条款促进，使国民经济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下，农业中还有3亿劳动力。实际的城镇失业率保守的讲在10%左右。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率，比印度还要低，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最保守也在30%。

而且，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农村中还至少有2。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600万左右；城镇建设占地，每年还有200~300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还有每年城镇新增500万劳动力需要就业；而矿山枯竭、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等等因素，每年也需要300万左右的劳动力重新就业，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巨大，是世界展史上都不曾有过的。

如果我国还是在原有的展模式上，不进行调整，不想方设法解决数量规模在世界展史上也罕见的巨大的就业问题，第一个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出问题的，导致政治上翻车的，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将是失业严重而引的社会动荡。

（2）三大差距继续拉大，各阶层心理不平衡可能会加重，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激化。中国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对缩小城乡、居民间和地区间收入及展差距做了大量的工作，拉大的幅度在缩小。但是，差距还是在继续扩大和拉大。解决城乡和居民间收入差距问题，最佳的是东亚展模式。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使得被规模太小的土地捆住的低收入人口相对越来越少，gdp中日益下降的农业增加值与总人口中日益减少的农村人口相适应，保证了种粮农民的收入不至于过低；而城市中的中小企业展，则吸收了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过剩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因闲置和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减少；而政府鼓励创业，中小企业主和投资者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多。这三个方面，使得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它们二元结构转型期间，收入分配差距和基尼系数要比印度、拉美和中国都低和公平得多。与东亚比较，中国的问题在于，城乡差距扩大最基本地源于gdp中农业增加值下降过快，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慢，较多的农村人口分配越来越少的农业增加值，城乡差距必然持续扩大；每千人口平均拥有小企业数量比东亚低得多，使就业生困难，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多，而创业和小企业不足，又使中等人口较少。结果必然是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中国社会动荡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将有可能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阶层间心理的不平衡和行动上的仇视行为。

（3）在各种现代化道路中，还没有被学者们认识到的是，最危险的中国城市化方式，将给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成巨大社会动荡的隐患。上面已经分析，东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虽然分别采取了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不同的模式来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但是，都在城市化水平已经较高，并且房地价格大涨之前基本提供了城镇居民的住宅。如台湾1980年的城市化水平为65%，而住宅自有率为85%。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它们的展过程中，虽然出现过贫民窟，但是，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政府财力的增强，逐步地被改造了。关键在于人民的收入支出能力与当时的房价成本相适应，特别也使得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在城市中能住得下来。而拉美和印度则是相当比例，甚至主要是通过低成本的贫民窟办法，逐步转移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使他们在城市中进得来，住得下。虽然条件较差，景观不美，但是，人口城乡间的剧烈流动减少，家庭团聚，农村老龄化问题要比中国的未来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