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看美国学者的读和写（2）

一般说来，美国学者的著作周期并不短。***原因是，要完成一部专业性很强的著作，就必须做大量的工作，尽可能将本领域的相关文献搜**净，然后才可能下笔。特别是在历史学这个行当里，材料的搜集非常艰苦，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只能是个“慢功”。如果读者在新著中既看不到详尽的注释（这种况几乎没有，因为在西方现存的学术规范中，没有详尽注释的书稿是不符合出版要求的），也没有现新观点，那么它的声誉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一般是相当“费时费力”的，特别是那些为奠定自己学术基础的著作，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去“研磨”、“打制”，方敢拿出“面市”。在西方史学圈子里，很难想象年轻学者在短时间内一本接一本地出版自己的著作。一是在学术研究规律上不可能；二是在无形的学术气氛中会受到约束。当然，造诣很深的“大牌”学者会有很多著述，但那是在多年积累之后才可能完成的。一般说，年轻学者从他们毕业（即获博士学位）到出第一本自己的代表作，要3至5年的时间。然后在本领域的研究可能周期短一些，约在2至3年，这还是在他们的论尺度与材料搜集的限度均较宽泛的条件下而的。我查了一下，mac

farquhar教授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出版于1983年。而第三卷直到1997年年底才出版，其间历经14年。当然不是说在这14年中他别的什么都没干，专门从事第三卷的写作。但至少说明他在搜集材料、研究问题上极尽周章，不到有把握的时候不把成果拿出来。记得别人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mac

farquhar教授曾想请一位中国学者帮他整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的中文材料，结果这位“著作等身”的年轻学者说，非常抱歉，他正忙着写一本书，实在没有时间。老m听说后十分感慨，说：“我十年还没写完一本书，他却又写了一本！”此事曾传为一时的笑谈。

美国学者做学问肯下功夫，其所希望的直接回报并不是金钱，而主要是自己的学术名誉、地位和价值。在美国，学术性著作的出版，一般稿酬很低，有时甚至根本没有稿酬。即使如此，学者们仍然希望那些最有名望的出版社能出自己的著作。如果要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文精神，这倒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件事。美国学者并非耻于“利”，他们在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生存，如果没有“利”，如果不以现有职业做谋生手段，那岂不要饿饭？但作为知识分子，其社会责任和专业兴趣，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促使他们去追求精神上有形或无形的收获，并以此换取相应的学术地位。至少，他们在做学问时，不会先考虑怎样把“成果”变成钱（畅销书作家又另当别论）。同时，高度成熟的市场化社会，也必然是高度信用化和信誉化的社会，掺杂使假绝对要被淘汰出局。这样，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知识分子必须忠于自己的职守。而作为一种职业道德要求，知识分子应该具有高度的自律：他们先是为社会的精神生产而存在，而不是只关心赢利的商人。我想，在我们这个市场经济还不算高度达的社会里，在知识分子生活还相对清贫的状态下，人文精神的保持更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因为我们有绵延千年的人文传统和“良史”精神，而且还肩负了更沉重的社会责任。

有了社会责任感和个人成就感的统一，学者们对于自己劳动的意义会有不同的感觉。我曾遇到一位美国学者，他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农村的社会变动，在陕北仍相当贫困、闭塞的米脂县一住30天，去查阅县档案馆的档案。当我问他是否在生活上遇有不便时，他相当满足地告诉我，他完全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我知道，他嘴上这样说，实际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来自那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件事使我深有感慨。我们少数历史学者现在宁愿足不出户在家里“炒”那些已被人们炒得没味的“历史”，而放弃了最基本的史学要求，去扎扎实实做史料搜集工作，去严谨科学地进行研究。于是，与西方同行相比，我们是不是过于“浮躁”，也的确对学问功利化的倾向缺少应有的警惕呢？

观察别人的读与写，会给自己一种激励。做一个优秀学者，恐怕先是要净化自己的灵魂。杂念、急功近利等等，只会毁了纯洁的知识殿堂。在即将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我认为，弘扬高尚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表于《百年潮》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