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位美国友人的真知与灼见--访原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先生（3）

我认为，那种说**只是依赖苏联，是苏联的傀儡的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事实上，**很了解苏联在战争中损失巨大，拿不出更多的物资来支援中国进行建设。因此，他们欢迎美国的援助，愿意同美国合作。我把这些况通过驻重庆的大使馆向华盛顿作了汇报。当时大使馆对这些况是非常重视的。

我相信，国民党是无法打败**的。因为**在战争中迅速地展和壮大。我认为，如果处理得当，那么战后中国会有好的前途，人民和各个方面都会从中获益。而所谓得当的处理和尽量好的安排，是指根据**建议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所以我在写给上司的报告中，呼吁美国应通过一个合作性的意向，来处理战后中国的事务，避免生分裂和内战的灾难。这样做，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利益。

说到这里，谢伟思先生稍作停顿，仿佛在继续整理一下思路，准备进入更深层的反思。

先生接着说，那时，我只有35岁，很年轻。我的上述这些报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悦，但我还是写了。在我1944年同总统助理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就很直率地对我说，也许，你说得都是正确的。但**就是**，他们不会改变。在美国，各国**都是被莫斯科控制和指挥的看法已成定见。但我从跟他的交谈中却体会到，霍普金斯也有这样的感觉：**与其他**有所不同。他们在历史上同莫斯科有分歧，整风运动就是**独立于苏联影响之外的标志。霍普金斯还认为，由于**的才能和独创性，他理所当然应成为**的领袖。但是，我也深刻地意识到，霍普金斯乃至另外一些更接近于决策层的人们，都深受赫尔利的影响，那就是说要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俄国人，通过与斯大林的交易。或者也就是说，由我们给斯大林一些他想得到的东西，然后向他提出条件。于是斯大林就会去迫使**按他的要求去做，例如要**收缩自己的力量，推迟实现他们的主张，同意美国人的条件等等。我认为，赫尔利这一套很可能来自国民党的某些人，例如宋子文等。当时罗斯福重病在身，不久就病逝了。他远离中国，同赫尔利一样，都没有有关中国的背景知识。但美国的政策就这样制定下来了。这也就是后来雅尔塔会议的背景。由于美**方认为在对日本本土进行最后攻击时，日本人会顽强抵抗，可能会造成上百万美军的伤亡。因此，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议感到满意，因为斯大林得到了好处，从而作出了承诺。但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也并不想依赖莫斯科，当卫星国。他所希望的，是更多地开展中国自己的**运动。

先生接着说，然而战争结束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日本很快宣布投降。美国人当时很愚蠢，又开始极不现实地认为，他们可以圆满地安排中国的未来，也就是努力建立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而民主的政府。根据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号命令，日军只向国民党投降。因此我们把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受降地区，如秦皇岛、青岛、上海等地，并动用我们的海军来守卫港口，以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从而引起了中国的内战。

讲到这里，我注意到谢伟思先生语调中带着很浓重的感叹和遗憾。作为历史当事人，他所流露的那种感，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深深的无奈，是很容易让人捕捉到的。

先生继续对我说，当时我们的见解很难达于最高层。然而我们都是那些事实的真正见证人。**和八路军在人民之中，在抗日的战斗中得到迅速展，他们是充满生机的力量。我刚一到延安，**就在一天夜晚的联欢会上对我说过：我非常想更多地了解你们，当然，你们也想更多地了解我们。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后来，在枣园，**曾与我进行过长谈。他直率地向我谈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详尽地向我解释了**的政策，解释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并展望了战后形势的展。我强烈感觉到，他为了进行中国的建设，确实希望同美国进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这些信息传达出去。而当时我所能作的，只是向他解释，我仅仅是一个观察员，我没有授权阐述我们的政策。但我还是告诉了他，重庆那些人，对此会是无动于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