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国草 卷头语（1）

这部长篇小说的诞生，有着它十分坎坷的历程。***如果把它比作婴儿的话，作者是经历了长期的阵痛才把它生下来的。我这样写，绝非故作耸人听闻之谈，实因它和我一起经历了时代的磨难，致使它到今天才能分娩。

五十年代中期，在新中国历史的晨钟声中，我曾两次奔赴北大荒，和全国第一支拓荒者的队伍——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同吃一口锅里的苞米粒饭，同在一顶茅屋里的大炕上滚。我爱上了这茫茫草原，并和那些充满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成为知心的朋友。从这时起，我就立下了描写拓荒者艰苦创业生活的宏愿。为此，我拄着一根防狼棍子，在长满齐腰高野草的荒原上奔走，相继访问了天津和哈尔滨青年垦荒队。当我带着北国霜尘回到北京，伏案准备写这部小说时，人所共知的那场一九五七年的政治旋风，卷走了我手中那支笔。

在那漫长的改造生涯中，最初，我曾一度放弃了写这部小说的意念。但是那些拓荒者的音容笑貌，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随着我，甚至在梦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那开满野花的荒原——我真是欲罢而不能了。我再次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那些和我魂牵梦萦的同时代人写出来，以了却我的夙愿。可是怎么写呢？当时正处在“大跃进”的年代，我和我的许多“同类”，在京西一个山沟沟里，干着盖疗养院的“赎罪”劳动：白天，抡着铁锤开山破石；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到更深。一天的劳动之后，浑身就像散了骨架一般，哪儿还有提笔写作的精力呢？！即便是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手也难以伸出被窝；因为我们住的帐篷，在严冬时节不生炉火，因而无法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变成文字。没有办法，只好靠每月的四天公休，返回京城休息时昼夜进行笔耕。虽然，这对于自己是过于严酷了，但思想沉湎于北大荒的沃土之中，对自己倒也是苦中有乐。

小说初稿的进展是神速的。我把它命名为《第一片黑土》。按说，我呕心沥血地写这部同时代人开拓北大荒的小说，虽然说不上是积极表现，也决非一种“反改造”的行为吧！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开始之后，因为我向党“交心”时谈及了对反“右派”及“大跃进”的真实看法，于是我写这部充满献身精神的小说，亦被视为反党的行为，写进了送我去劳动教养的“结论”之中。机关保卫部门对我进行了查抄。几年后，劳改单位将这部长篇手稿退还给我，上面虽然批注着“小说没现问题”的字样，但结论却不能更改——我为写它负荆戴冠，因而这部小说的分娩是带着时代的血痕的。

不管怎么说，小说手稿是退给我了；这对于身陷囹圄的我来说，是个最大的安慰。我借着劳改队休假之际，把手稿带到家中叮嘱我母亲。家中什么东西都可不要，千万不能把这部二十七万字的稿子给丢掉。到了“史无前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年代，我的这部手稿到底还是和我的藏书，一块化成了纸灰，飞上了九天。

惋惜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当一九七九年党召回她蒙冤的儿女后，我当即回升了重写这部长篇的力量。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百废待兴，迫于革命良知，我暂时把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设想放下，而投入了“反思文学”的创作。但在写《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等中篇小说的同时，开始了《北国草》的重新构思。因为时代向前跨越了近三十年，重写五十年代拓荒者生活的小说，既有一个站在历史高度剖析生活的问题，又有一个历史感和时代感融合的问题。当初，杨华、徐世华等青年朋友，在荒地上翻起第一犁黑土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拥有四十八万亩土地、每年上缴国家七八千万斤粮食的宝地；小伙子杨华从一个垦荒队队长，已经变成一个国营农场的副场长；姑娘徐世华，经历了北大荒的生活磨炼，已经成为**黑龙江省省委委员。我该用多大的篇幅，才能把这些生活的巨变描绘出来呢？这时，当年的垦荒队员——现在的机械修理能手杜启，从北大荒来北京探亲，特意来家里看望我。他建议我着重描写他们初到北大荒时的创业艰辛，刻画出五十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风采。他的话对我很有启迪，我决定把作品的立脚点放在八十年代，把视线的焦点对准五十年代，力求使这部长篇小说既有历史感，又具有新时期的特色——道理很简单，因为我是写给当代青年朋友们看的，不注意到这一因素，作品将会为之失色！